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的无耻暴行，使世人看清了反动者的真面目。一直从民间取材，执著抒写故乡农村生活的台静农，适时转换手中的笔，将目光从“地之子”移向社会的“建塔者”。作者在《建塔者·后记》里明确表示：“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这精神是同殉道者一样的伟大。暴风雨之将来，他们热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这暴风雨的先驱。本书所写的人物，多半是这些时代的先知们。”事实上，这种激进思想早在《地之子》的首篇《我的邻居》里已初露端倪，在这里则表现得更集中。《建塔者》是一篇出狱青年的心灵独自。作品以主人公倾诉的方式，讲述自己和受难同胞们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将自己比作“建塔者”，认为“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如果说这篇侧重表现的是革命者的誓言，那么《死室的彗星》里的革命青年——庚辰君，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誓言。他为了严守革命机密，备受敌人毒刑拷打，以至壮烈牺牲。该集还有一些小说仍表现乡土题材，作品在努力保持《地之子》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阶级意识、反抗意识。《人彘》回想“我”儿时的一段残酷记忆。小时候，学校隔壁的驻防士兵黑夜“杀猪”，天亮得知，所杀的“猪”原来是个佃户，由于连年天灾，无法偿还地租，被田主押送到营部解决。“这时候，我的幼小的心，对于兵的信仰，完全破裂了，平常课本里告诉我，兵是保护国家的，现在知道了兵是欺负穷人的。”从此，“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阶级的仇恨。《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写外省逃荒来的老柯，一辈子忍受饥饿的煎熬，本分老实的他，偶尔也不得不偷窃一点主人的食物，一旦被人发现便显出极度的羞愧。三十年后，依旧赤贫的老柯带着体弱多病的老婆乞讨着返回故里。《井》虽然也涉及田主对佃户的血腥剥削，但这里作者第一次塑造了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作为佃户的儿子，“他”从小经受了世间的不平。“父亲为了给主人掘那不急需的井，以致活埋在井里”。母亲也过早离开人世，“他”怎么也忘不掉“父亲被压死的狰狞的面目”，“母亲慈祥而忧伤的容颜”，就连身强力壮的哥哥，由于付不起田租，也被主人逼得上了吊。在这块土地上，父子两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深深觉悟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就永远翻不了身。在革命火焰光芒四射的时候，他“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
抗战爆发，激起了作家们的爱国热忱，他们努力抒写时代的风云变化。30年代作品渐少的台静农，重新点燃创作激情，写下紧贴时代的作品。《大时代的小故事》和《么武》赞颂安徽故乡人民抗击侵略者，保卫祖国家园的动人事迹。前者重在塑造英雄群像，后者则描写一位普通逃荒者在抗击日寇中的英雄气概。与此相对照，《电报》则刻画了一个鼓吹“希特勒法螺”的抗战蠹虫的丑态。特殊时期，姜景行举家迁徙重庆，目的是参加“政治市场的竞逐”，捞取政治资本，愿望落空后，回沦陷区充当汉奸买办。《被侵蚀者》叙写一个乡村“硬汉”被基层统治者侵蚀的故事。吴福全由于地界问题开罪了联保主任家，不仅两个儿子被抓了壮丁，还打起他闺女的主意。一天，他趁县长下乡之际，告了联保主任一状。联保主任怀恨在心，找机会诬陷他“通匪”，并以“勾结汉奸”罪将他关押起来。倔强的吴福全不服气，在语言上毫不妥协，因为他相信县长会主持公道的，就连他突然被释放，也以为是县长替他做的主，等回到家才知闺女已被联保主任抢走了。作品极具讽刺意味，“硬汉”吴福全天真地将希望放在上层领导身上，语言的硬气，给自己换来的是更大的苦头。沙汀著名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艺术风格与此颇为相似。可惜，吴福全没有邢么吵吵那么“有来头”，因此，斗争的结果截然不同。
台静农作品数量不多，两部短篇小说集，加之几篇抗战小说，就是他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成就。在这些作品里，《地之子》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奠定了他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台静农创作的黄金时代，那么《建塔者》可以看作其创作的转折。虽然作品内容紧跟时代，但艺术上，由于作者缺乏厚实的生活底子，反不及表现农村生活的那么深入、透彻，具有震撼力。所以，第二部作品出版不久，就有评论者指出：“严格地讲，这集里所收的文字，十之八九是不能具有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外形，所以说它是些‘手记’与随笔，我觉得是更适当得多的。”虽然反映抗战的几篇小说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纠正，突出人物性格，但都不能超越最初的辉煌。
王鲁彦（1901—1944），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字返我，后改为忘我，出生于浙江镇海农村的一个小有产家庭。童年少年时代在农村度过，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在其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诗意的印象，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许多珍贵的资料。18岁离开家乡，独自漂泊到上海，开始艰辛的人生探索。1920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加人北京“攻读互助团”，期间在北大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对年轻的王鲁彦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这位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带领王鲁彦走进文学的队伍，从此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创作上。有一段时期，由于题材选择和艺术作风的接近，他和叶绍钧、许钦文、冯文炳、胡也频等人，被当时的批评家称为“鲁迅派”作家。王鲁彦自学世界语，翻译了不少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其中波兰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显克微支对王鲁彦的创作影响深远。王鲁彦还曾担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爱罗先珂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1923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开始文学创作。他是一位勤奋耕耘，成果颇丰的作家。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屋顶下》等，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小说《婴儿日记》《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等。王鲁彦还译有多种外文小说，如短篇集《犹太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等，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等。
由于生逢乱世，加之个性清高，王鲁彦一生过着漂泊不定、贫病交加的羁旅生活，这使他对社会人生有较为深刻的体认。在文学创作上，他执著追求真善美，对于乡土、故园、亲人的无限怀念，和对人性恶以及社会不公的厌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茅盾指出：“作者的向善心，似乎是在常常鼓励他做一个人类的战士，然而他又自疑没有那样的勇力。”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时时回荡在他的前期作品中。短篇小说集《柚子》是王鲁彦献给读者的第一束文学花朵，由11篇作品组成。《秋夜》是其中最早的一篇作品，表现人生的矛盾和悲哀，手法近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写一个梦中之梦，在梦中“我”四处听见人们的呼救，决计要去拯救他们，可是在找寻拯救者的路上，困难重重，“我”只好在“悲伤的前进，失望的希望”中发出沉重的叹息：“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没有勇气杀人，又没有勇气自杀，诅咒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还是求流弹的怜悯，给我幸福罢！……”这是一个朦胧地意识到社会的不义和丑恶而执意前行的施救者，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陷入被围困的境地。如果说《秋夜》表现的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欲拯救人类而无能为力的苦闷和焦灼的话，那么《狗》则是作者“颇为锐敏的感觉上所发生的向善的焦灼”，是对自己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深深忏悔，是对自私、冷漠、麻木心理的讽刺。“我”与爱罗先珂同游北京西山路遇乞丐“我”的无动于衷，引起爱罗先珂严厉的斥责，这使“我”陷入无法原谅的痛苦中。这种残酷的自责和心灵的解剖，体现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深切呼唤。
鲁迅曾对《柚子》集里的《秋雨的诉苦》《灯》《柚子》《美丽的头发》等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王鲁彦作品的特点是：对罪恶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渴望自由的乐土，但由于逃避现实而不能，只好做一个玩世不恭者，对黑暗专制或进行无情的挞伐或冷嘲热讽。“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柚子》是王鲁彦早期代表作，它和《灯》一道被鲁迅选编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作品以湖南军阀混战时期的现实为背景，塑造了一个顽世者的形象。作者以极具讽刺的笔调和反语，写“我”客居长沙，“有幸欣赏”军阀大肆杀人的“盛况”，并大声呼叫：“湖南的柚子呀！湖南人的头呀！”出离愤怒的“我”将落地的人头比作地上滚动的柚子，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小说不仅写统治者的荒淫暴行，还刻画了一群围观者在观看杀头时的亢奋情绪，深刻揭示了民族劣根性。这和鲁迅笔下的“看客”，如出一辙。由于作品题材多取自家乡农村，因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他为“乡土文学的作家”。作品《自立》《许是不至于罢》《阿卓呆子》《菊英的出嫁》皆反映浙江宁波农村的生活故事。《自立》写一个土财主要造一所大屋，被平日关系不错的嫡亲哥哥“王大眼”告了一状，说他的墙脚侵占了官路。为打官司，他卖掉自己的田，花光现款，并且卖掉大屋的一半基地。“王大眼”打官司也花费了许多精力，结果连一个铜钱也没弄到。作者想要告诫读者，“世界并不如你脑中的世界一般的美丽，人类的心也并不如人类的脸色一般的和善！”《阿卓呆子》的主人公阿卓有过“年少英俊，气盖一世”的人生辉煌，父亲死后留下十几万家产由他挥霍，不几年，花光全部财产，变成一个任人欺侮的“呆子”。这两篇作品以人道主义立场控诉金钱的诱惑和罪恶，指出金钱不但撕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且腐蚀人们的善良本性。《菊英的出嫁》反映浙东民问旧俗——“冥婚”。作品记叙菊英的母亲怎样疼爱女儿，思念女儿·张罗着要替她定一门亲事。接着写她给女儿办嫁妆、出嫁的过程，当读到送亲的队伍中出现一具棺材时，才知道这盛大的婚礼原来是一场冥婚，菊英早已患白喉病死去。作品手法独特，出奇制胜。人物心理刻画生动鲜活，送亲场面的描写具体细致，通过红灯、旗子、吹鼓手组成的仪仗队，前来观看的老少村民，渲染出婚礼场面的气派。如果读者未看到迎宾队伍里的棺材、纸人、纸箱、青轿等，谁能不认为是一幅热热闹闹、欢天喜地的迎娶图？读者差点被作者的妙笔所蒙蔽。作品文字背后隐含着对愚昧陋习的深沉悲哀，风格上近似于俄围梭罗古勃的《未生者之爱》，《许是不至于罢》的艺术手法与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和《黄金》被茅盾认为是“作者的最好出品”，这两部作品揭示了乡村小资产阶级微妙的心理变化，体现了王鲁彦厚实的生活积淀和艺术素养。文章以诙谐之笔写在时局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叫王阿虞的土财主娶儿媳妇，请乡邻吃喜酒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土财主对自己身家财产的惴惴不安，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对农村有产者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