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是个隆重的节日，全世界都在这天庆祝劳动节。唯一的区别在于，盟军国家民众的庆祝方式是满大街的示威游行队伍，而联军国家民众则开开心心地放假出游。
然而在苏联，同样是劳动节，今年却没了往年那样的欢乐气氛。因为今天是马克耶布卡的葬礼。
新闻访谈更夸张，各种人坐在大屏幕前，用崇敬的语气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我时，我所做的表现。
几乎人人都能指出我最后一面时的确切地点和行为（有熟悉多年的，也有我不认识的），并补充：“他就这么站着——跟现在一模一样——他就这么在笑，我就有了一种异常的感觉——我当时就纳闷：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了。”
接着产生了新的争论：最后见到马克耶布卡同志的人是谁。许多人都想占据这一伤感的荣誉，但他们的证据，或多或少是被篡改的。
最明显的内容就是：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年轻的三次苏联英雄马克耶布卡同志的临终遗言里包括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以及“洛马诺夫同志是伟大的领袖”。
其他的不提，最后一句是最大的假话。我可从没说过，洛马诺夫总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
在参加“马克耶布卡生前事迹新闻访谈”的人当中，唯一比较诚实的人，应该是达夏了。当时的她一袭黑纱坐在摄像头前，一副无助的样子，如自言自语般讲述着：
“要是我当时能拉住他，让他晚一班飞机，该多好呀！可是现在，马克……连一点尸骨也不剩下了……要是能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他踏上绝路了。可他已不在人世，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说到这，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五月一日下午，电视台一概开始播“马克耶布卡同志的葬礼”。
这是个宁静的劳动节，受邀人员纷纷聚拢来，在殡仪馆的大厅徘徊，低声交谈这件让人悲痛的事。
如果没记错，在这小小的烈士陵园殡仪馆，还没来过这么多人。
我还记得……上个月，我们就是在这里送走了维克多。现在它又要送走马克耶布卡……的衣冠了。
最后，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洛马诺夫和莫斯文克并排进来了，身后跟着达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官们和其他四个联军主要成员国的代表，格兰藏姆等风暴小组成员随后跟来，他们全都一身黑衣服。
会众们全体起立，以注目礼致敬，直到这一行人开始在前排就座。又是一阵寂静，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偶尔传来压抑着的哭泣声。
主持人洛马诺夫为死去的我描绘一幅幅画面，说我是何等的优秀。他还列举了不少我生前的丰功伟绩，让在座的一眼看出，这些事例是多么举世瞩目。他们不由伤心地回忆起，这些事发生时，被他们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毫不重视。
气氛越发悲伤，最后他们也开始哭哭啼啼，总理也抹起了眼泪。
所以当我在门廊里不小心发出一阵窸窣声时，是没人注意到的。
很快，门嘎吱一声打开了。总理抬起双眼一看，顿时傻眼了！
一双双眼睛顺着总理看过去，刹那间，所有的会众都站了起来。
我感觉到脸上一阵发烧，因为所有人——包括摄像机——都呆呆地望着我这个全世界都认为已经死了的人，沿着过道迈步走向讲台。
是的，刚才我就躲在没人的门廊里，观看着自己的葬礼演讲哩！
总理……我觉得，你的演技赛过三次好莱坞最佳男演员，杜根！
我一步步走向讲台，看着总理眼中的慌乱。看着他握紧右手，想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枪，将我击毙。
他不知道，在解决了洛西娅之后，我得了一场重感冒，但在喀山的时候，我幸运地遇到了鲍里斯。
——“太好了指挥官同志！您还活着！”当时他就激动地抱住了我，兴奋地大叫，“达夏同志他们要是知道了，那该有多高兴……”
“不要……”我赶紧打断了鲍里斯，“我活着的这件事……暂时不要跟别人提起……我自有用意。”
鲍里斯以为，我隐瞒自己活着的消息是为了给达夏和格兰藏姆他们一个惊喜，所以一口答应了。
我在喀山待了半个月，半个月后病才好了。从萨卡卢加的卫星电话中，我得知，除了阿加利伯和洛西娅，其他人造神的都受了重伤。
（我在现场只看到了七个人造神：平壤的那六个，和被他们几个拖来的，愤愤不平的阿加利伯。）
病好了之后，我还特地关心了一下新闻，得知黑匣子已经找到了，根据黑匣子谈话内容的解析，是飞机零件故障导致的飞机失事。
当然，所有的新闻里都说没找到我，一致忽略了萨卡卢加活着。
我还记得四月十五日的下午。那天我坐在鲍里斯所住公寓楼窗边的桌前喝咖啡时，鲍里斯拿着一瓶伏特加进来。我示意他在旁边的位子上坐下，谢绝了他的对饮邀请。
“酒不仅能体现苏维埃人民的勇气，”鲍里斯笑着说，“而且多喝酒，多出汗，感冒好得更快。”
“不了……”我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我感冒已经好了……”
“好了？”鲍里斯发出了惊讶的笑声，“太好了指挥官同志。我们现在就启程，返回莫斯科吧？”
“当然可以……”我轻轻回答道，“但我有个不错的想法……”
话音未落，床头柜旁边的电话已经响了。我抓住了鲍里斯的手腕，在一张纸上把几行字写给他。
打电话的是风暴小组代理指挥官诺布朗加。他是来通知鲍里斯，千万别错过五月一日我的葬礼的。
“谢谢，”我简短地说，“你能四月三十日前送我回莫斯科，然后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行踪吗？”
“没问题！”鲍里斯拍着胸脯回答，“这对于我是轻而易举！”
四月二十八日，我们抵达莫斯科。出乎鲍里斯的意料，等他抵达开车回到公寓时，我早没了踪影。
四月二十九日，我亲手把醉醺醺的西蒙·琼斯割开喉咙，套上麻袋，绑上石头，扔进了莫斯科河。
当初留这条洛马诺夫的狗，是为了让洛马诺夫心安，更何况，我那时没必要和洛马诺夫你死我活。
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他的主人很快就要去见浦鲁东了。
四月三十日，我站在克里姆林宫的河对面，目送七个身影进去。
果不其然……除了平壤的那六个，只有阿加利伯还愿意赶来吗？
在进入克里姆林宫之前，伊恩突然抬起了头，我立刻缩到旁边的商店。伊恩回头时并没有看见我。
“怎么了，伊恩？”金妮问。
“没事……”伊恩扶了扶脑袋，叹了一口气说，“刚才……我好像闻到马克耶布卡同志的气味……”
“唉，大哥哥你就别想多了，”阿加利伯叹息着，拉了拉伊恩的裤腿说，“我知道你很伤心。但是马克耶布卡……已经牺牲了……”
“是啊，”伊恩叹息着，伤感地自言自语，“是我想多了吧。”
四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在电话亭里犹豫了十分钟。手中的硬币悬在投币口上方，迟迟下不了决心。
最后我放下了电话听筒。现在告诉达夏，无异于告诉洛马诺夫。
更何况……我还想亲口对达夏说：“对不起，我迟到了。”——
该死的马克耶布卡……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没有死！难道……难道说人造神也阻止不了你吗？
该死的洛马诺夫，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我明明……已经……已经原谅你对养父做的事了！
你是我最深的噩梦。
我是你最恨的死敌。
我坐在众生的皇座。
我站在亡魂的骨堆。
就这样，我一步步走向讲台，看着洛马诺夫尴尬的脸上挂满了泪水。我看着他的情绪渐渐地失控。
洛马诺夫摸到了腰间的佩枪，我也摸到了军服内侧的匕首。只要他敢动手，我就敢“正当防卫”。
就在气氛不明原因地低沉下来时，一股香风突然扑进我的怀里。
“喂……达夏……”看着怀里泪流满面的达夏，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这个混蛋！”她抬起眼泪汪汪的双眼，哭着喊，“你知道你死的时候，我有多担心你吗？”
“啪——”我偏过脑袋，脸上烧起了火辣辣的一片。我还没反应过来，一张小嘴已经塞到了嘴边。
我本想抗议的，可是当润滑娇嫩的舌头伸进口腔的时候，我的说话能力就被剥夺了。我甚至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忘记了自己是谁……
事后我才想起来……这场葬礼……是全球卫星实况转播的吧……
也就是在好不容易（也可以说是依依不舍）推开达夏之后，我才注意到，洛马诺夫在达夏的身后，用一种阴沉的眼神瞪着我们两个。
算了……再让你神气一会……反正你还能瞪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