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会议”的召开是“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使“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据此，1943年11月5～6日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何赛·P.拉乌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大东亚会议”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5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真实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主子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是“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法西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共存共荣”的旗号，企图把它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解放战争。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声称：“皇国的国是基于八紘一宇肇国之伟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日本第79次帝国议会作关于“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伟大精神，欲使大东亚各国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确立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的共存共荣之秩序。”
1943年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再次呼吁：“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在上述华丽辞藻的背后，日本外务省大讲东方的“家族规”，要求亚洲各民族必须以日本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当作“分家”。可见，“八纮一宇”就是要实现日本对整个大东亚的领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无非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取代欧美帝国主义。
1941年12月，日本外务省进一步明确了对南方的占领政策：“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英属婆罗洲的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4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管辖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也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几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的荷属部分应在联邦‘自治领’的名义下继续保持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
1942年11月，日本设立大东亚省，该省职权范围是：“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和南库页岛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务，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的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的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与监督”。《大东亚省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大东亚省的设置，取消了日本与被占领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把各占领区当作日本的一个行政区域。
“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含义，而且是要在精神文化上进行奴役，即承认日本为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别强调他们在亚洲的文化使命，“大东亚战争”即是为弘扬日本文化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各占领区，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师去讲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领区人民学说日语，组织学者编写美化日本的大东亚史，等等。日本竭力宣扬亚洲精神文化是最丰饶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亚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体现东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义的文化，企图从思想意识上消除人们对日本的反抗，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综上所述，“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一块招牌，根本不是什么“共荣圈”，乃是日本法西斯进行残酷统治和血腥掠夺的“殖民圈”。
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直接统治区大多是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包括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中国台湾、朝鲜等。日本在这些区域公开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
间接统治就是依靠扶植傀儡或维持原有政权机构来达到统治目的。傀儡政权包括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1943年8月1日成立的缅甸巴莫政府、1943年11月成立的菲律宾若斯·洛雷尔政府。在泰国保留了原来的銮披汶政府，在印度支那没有取消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但日本在那里享有许多特权，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实际上与傀儡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完全听命于日本的旨意。它们都是日本的统治工具而已。
日本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依靠暴力对其进行统治。它强化统治机构，成立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朝鲜，日本于1937年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金日成领导的“祖国光复会”和游击队。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兼任总裁，在各地建立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基层组织，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日本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到1938年，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有12565个。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日伪当局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屠杀群众。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余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1941年4月，日本改组了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恐怖统治。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作细菌实验，共杀害1万余人。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学会”成立了1840个分会，拥有245599名会员，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个分会，674057名会员。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3500万人的重大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