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场出站口走来的阿郎显然不太高兴，他的黑色墨镜漫无目标地乱晃，两条腿迈着不讲节奏的方步，倒戴的运动帽呲出来几撮杂乱的头发，关键是他的脸部没有几乎一丝波动，这就是他情绪不佳的表现。正常情况下，他就像王祖蓝在综艺节目里展示的面积不大但马力十足的小电臀，始终能量饱满，表情变化速率飞快，嘴里辞藻喷涌不断，脑子灵活很少放空。但今天，他不太高兴。
2016年秋天，从加拿大温哥华学习电影制作的22岁王朗王先生，简称阿郎，被一通母亲重病的电话召回，他咬咬牙收拾完百般杂碎物件，借了室友，同是从中国来的小周的一点盘缠，背着大包小包钻进一辆出租车，启程踏上回国路。
临行，躺在床上无精打采看书的小周郑重寄言，“你家在泰安哪个地方？等放了寒假，我回国找你玩去。”阿郎瞥了他一眼，“你家在佳木斯，到我们泰安那就相当于跨越半个中国了，闲得么你？在这老实候着哥，有好妞儿了就及时告诉咱，手机24小时畅通。”小周哑然失笑，“那位莫妮卡还没把你整疯啊，看你还斗志昂扬，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切。”他又放下书，扶了扶高度近视镜，“说真的，回去真找你玩去，三年的兄弟情谊不能割席断交，真的，我认真的。”“割席个屁，我还回来呢。”“这话也就说给你自己听吧，你肯定是回不来了。”“行，打赌，我要是回来，借你的这打加元可就免还了啊。”“算哥们送你了！”“走了！”
推开湿漉漉的屋门，濛濛的小雨让人不禁打哆嗦，一阵寒气迎面扑来，跟三年前来温哥华的时候一样的破天气，当时还觉得这是雨中的旋律，后来见多了就简直成了对雨中的疲惫了。
他快速地钻进出租车后座，紧紧扣子，给小周发了一条短信，短信内容是自己家在泰安具体的街道、门牌号。因为他有90%的可能，真的不回温哥华了。他知道，老妈是在装病引他回国回家，他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刻意和做作之间又有着一种压抑和胁迫。出国就不能排除回国，但他不喜欢从这个由头出发而回国，很不喜欢。他可以选择不回国，继续在霉雨纷纷的温哥华摸索和寻找。但当生活只剩下拔剑四顾和苟延残喘，某一种生存的本能和寻找出路的心动力驱使着阿郎要往回走，其实不想这样，但是没有办法，因此对那个远得已经都有点模糊不清的故土，阿郎还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当然，是带着情绪的，欲说还休的情绪。
也许阿郎的走对同室的小周而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一个地方不能养人，那跟荒芜的沙漠就没有什么区别。也许下一个“生病”的母亲就是他的妈妈，只是他找不到可以借一打加元的人了。
中午头的天气，竟转寒还暖得有些燥热，从济南遥墙机场出发南下的大巴车上，阿郎脱下厚实的牛仔外套，额头的汗珠将他细细涂抹的护肤乳冲得黏糊糊一片，他厌恶地将墨镜往鼻梁上捅了捅，歪过头向里，不去看那一车没有生气的人，而更令他恼怒的，是他背后的座套上发散来的阵阵腻歪歪的头油味，他挥拳击向大巴玻璃，也只有周围两三个人扭过头来猎奇似的看他，这种情绪释放的强烈和收效的甚微，对比之下就像一片小玻璃失落进沉寂的大海一般，连一条波纹都翻不起来。
从济南到泰安是一段不短不长的路，眼数着熟悉的平房、瓦砾、高速抓拍器、苍青的山脊从车窗刷过，大都市翻腾的笙歌之音就真的远去了。安静，那种起始于市井之间、喧哗之后无力的安静，像死海的咸水一般汹涌而来，淹没掉人山人海。那种熟悉的“卖棒子、甜棒子”的熟玉米叫卖声，则如声声魔咒，箍得阿郎脑筋直疼。汽车站外挤满了蹬三轮的大哥大嫂，“五块钱一位”的浓厚乡音也惹得阿郎不太开心，他甚至非常想念温哥华了，温哥华到处都是材质至少看得过去的好车和豪车，没有任何偏见，只不过当哪怕已经短暂熟悉了某种既定的生活气质之后，就已经非常不适应在他心目中已经被刻意淡忘的另外一种生活。
你以为回归之路那么简单，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出国留学的阿郎怀揣着远大抱负而去，他想成名，想成事，想建造出大大的基业，想在广袤的电影沃土上，耕耘出属于自己的一番江山图画。但两年之后，他，没找到工作，蜗居在和小周同学共处的30平米里，百般思考却不得其解，为啥呢？为啥呢？有很多好莱坞的电影牛人都是半路出家，变卖资产之后跑去席位有限的比利弗山庄附近地界，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跟头一口苦水地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和版图。而王朗先生则是自认的电影天才，有很多想法和观点，入行很早，而且学了很多牛叉的电影知识和制作理论，也时常在各大论坛和网站上发表电影牛评，为啥到现在，还没在电影方面有所建树来？
电影，是大部分人都不太熟悉的工业流程，更多的乡亲们熟悉的是“哎，王朗回来了！”“这孩子又长高了！”“在加拿大挣了大钱了吧？”“没带个媳妇儿回来？”，时间都过去将近1000天了，大家嘴里的话题还是一点都没变。从出租车上把行李拎下来，就远远看见母亲系着小围裙擦着洗菜的湿手在小区单元门口等着了，随口应付完几位邻居大妈酸甜不一的招呼，阿郎摘下早就该摘下的墨镜，笑着向母亲问好，“呦，您身子骨挺硬朗啊。”“你是盼着你娘死么？”母亲笑着回答，“你名下又没什么大财产，死了对我有啥好处？”“我跟你爹就是当牛做马的命，一辈子给你拉磨，拉了多半辈子了也不得好。”母亲伸手去帮他拽着行李箱，他拒绝了，又不是衣锦还乡，搞得这么前呼后拥干什么，真是的。
几天前还沉重无比的大病特病，现在成了笑脸相迎的慈祥眉目，母亲的爱你不知道有多宽阔，她没说一句‘当初吵吵着非要去国外，弄来弄去弄了个什么也没干成，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结果你还真的不争气，还不如人家隔壁跑运输的小六子，现在都在环山路那边买上房了，人的一生啊，一次错误的选择就可能耽误一辈子’，她没说一句这样的话，她只是包上小围裙，买菜洗菜，给远道而来的儿子做上一桌子一顿都吃不完的大饭。她更没说‘事业上没混出个样来，打扮上倒不随大流了，又是墨镜又是牛仔裤的，男生就得穿得体面大方，人家怎么穿咱们怎么穿，不能穿太瘦的衣服，不要弄那些洋里洋气不接地气的打扮，让人家说出咱的闲话来’，这样的话她也一句没说。
平凡人永远占大多数，你永远不能指望一个年届五旬的母亲再给你打什么牛哄哄的江山，不挑你的刺，就已经是个非常好的母亲了。
王朗家住三楼，这算是泰安东城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泰和苑”，依山就势，层数不高，以前是国企职工的宿舍，所以每家的户型面积都不算太大，位置在泰山正脉的偏东方向。街坊邻居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有代际相熟的时间关系，相处得时间长了，彼此的情况也知道得差不多，所以阿郎父亲在这生活五十余年，阿郎母亲在这生活二十余年，邻居们搬走得不多，除了大家比较留恋有熟识街坊相处的散淡时光，也因为泰安城区不大，搬来搬去就这么大点地方，泰山之南、泮河之北，社交圈里一打听，别人嘴里的朋友几乎全认识。所以人和城市的关系就成了，人们在以自己的小家为原点，观察、品评城市发展的动向，城市的发展，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人们对于自己未来规划当中，一个具有影响性的要素。人在选择城市，而城市在与人的互动中，显然一直都未能达到“人随城动”的量级。
所以阿郎的父母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搬地方住，所以他们用攒下的不多但足够的钱，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了国外；出人头地是遥远的美好，往上升一个层级则是阿郎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要再做普普通通的小职工，两个人托着一个人，总更走得更高一点吧，不管干的是什么。电影？电影好啊，君不见电影拍摄现场，导演只需要动动嗓子，喊“开始”和“停”就能挣不少工资，比坐班简直强太多了。怀着这么朴素的憧憬，阿郎就跑去加拿大学了电影专业。当然这次回来，除了三个楼层的高度没变，父母的观念里关于电影的看法也没多少蜕变或者进化。父母并未提及电影，但父母说所有事情的语气和语调，跟两年前没啥变化。
进家门，母亲安排父亲把三姨送来的水果端上来，父亲没吭声就去端了，端来之后拿出一盒新烟，打开抽第一根，然后第二根，他并没有对孩子的归来表示欢迎，上来问的就是‘温哥华那边的东西收拾干净了没’、‘你说买了一台加拿大牌子的自行车，那车子现在送人了还是卖了’，然后进入课程，‘凡事都要精心考虑好，尤其是搬家的时候’、‘原来你说的那小周，这种同学都应该维护好，将来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可能求到你，你也可能求到他’、‘他没借你钱吧，现在的钱不能轻易往外借，不管跟谁，都得多留个心眼’。母亲心疼，就不耐烦地示意父亲少说教两句，父亲就急眼，要跟母亲吵吵起来。
“回来干什么？”阿郎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这个家让自己感觉到一种无处安身的窘迫和不适，吃饭、聊天、看电视、睡觉，忍下了父母在饭桌上难以自控的怒目相向，然后就要忍下这种根本看不到任何悬念和趣味的生活现实，忍下这种只有赤裸裸的生计问题，而没有任何感受升华和诗意表达的活着的气质。
只是在活着，阿郎这样想。在当天无所事事的夜里，阿郎听到了来自泰山脚下的声声鸡叫，虽然还没到打鸣的时间，但不甘寂寞的农家公鸡用这种方式来刷高自己的存在感，让阿郎想起了小学时候熬夜做作业时来自几乎来自同样方位的鸡叫，那种古老村镇生活的无力感跨越时空袭来，让阿郎这个身份闪光的海归更加体会到一种不合时宜的失落和愤懑。混来混去，还得来这听半夜鸡叫；我睡在这里，但我好像根本不该睡在这里，我应该是听着婉转的爵士，品着醇厚的啤酒，看着优雅的美女，闻着异国的花香。
我怎么就在这里听着半夜鸡叫？！阿郎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说胸中总有一团愤懑的火焰扑之不灭，虽然这只是归来的第一天，但他已经能够远远地看见未来10天，100天要过的生活，生活就像他今天的睡眠，翻来覆去也就是这些。黑暗当中他想起了还在温哥华的小周，茫然的时候他想在黑暗中抓住一只扶手，哪怕是从过去式里拽过来的一只扶手，都能让他感受到自己清晰的存在。他发了一条微信过去，问了问温哥华现在有没有下雨。小周没有回复。这问题看起来就无比奇怪、无比无厘头，下雨不下雨又有何干？发过去之后又想撤回，可是文字信息是无法撤回的。阿郎叹了一口气，还是不被小周看见的好，原先闹闹腾腾回国，现在无聊到给人发微信问有没有下雨，实在是太太太太太无聊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为了庆祝儿子回家，郎妈把阿郎的二姨和三姨都喊了过来热闹一番，在阿郎并不知情的前提下。阿郎有些错愕，他摊开手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儿子回来，她就很高兴，或者说，见到儿子的面，就很高兴，再或者，今后能和儿子长相守，她就非常高兴。呵呵，你的高兴点还真低。阿郎有些不高兴。
其实阿郎现在最需要的，是跟他现在人生高度相符合的一种身边人、众人对他的态度。他并没有成功，也没有光宗耀祖，他的内心有一些小小的羞愧和颤抖。出国，是奔着辉煌前程去的，回来，是因为无可如何才回来，所以那些名不副实的，或者名副其实的对于出国留学人员的溢美之词和鲜花掌声，现在都加到身上，只能造成更大的惶恐和更深的内伤。所以那些喧哗的、华丽的场合和仪式对他并不合适。他希望大家在尽量理解他的前提下，不要太理他，给他自己多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能够从某种人生的低谷和迷乱的状态里站起来，看清楚，再走出来，利用自己外出所学，创造出一些闪亮亮的业绩，展示在大家面前，到了那个时候，再欢迎大家来鼓掌和送花，到那个时候，我的小架子一端，让大家再用力瞻仰瞻仰，也成就泰安留学归国人才衣锦还乡的一个传奇。多么清晰而美好的路线图啊！
庆祝的时刻马上就到了，第二天天一亮，窗户的那边是守候了一夜的满山头的看日出观光客；窗户的这边是一张慵懒的床，和一床慵懒的被子，和被子裹挟里的慵懒的人。每天睡到自然醒，是冯小刚导演从艺以后体验到的最舒服的事情之一；今儿个睡到自然醒，是阿郎自出国之后第一次体验到的舒服的事情，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像喝饱了蜜糖的熊仔，敞着肚皮呼呼大睡，从来都白里透黄的脸色，随着得到了充足休息的血液正常地流转，脸色也泛出红晕。四肢在舒坦地放置了一晚上之后，也显得尤为鲜活和灵动。他今儿个取消了每天早晨六点的闹钟，那最近几年一直在响的闹钟，所以连每天条件反射般催促他醒来的自身生物钟，都休眠了。他舒服地睡着，像个襁褓里的孩子；他舒服地睁开眼，像个嚎啕大哭之后被妈妈的呢喃安抚得很恣儿的孩子。
泰山，跟他出去之前没什么两样，能隐隐约约看到，通向山顶的蜿蜒道路上，有着一长溜上行的人们，那是向着中华民族图腾的靠拢和回归。穿着一身睡衣睡裤，阿郎倒是很有兴致去泰山脚下转转。可以说多年不见，甚是想念，或者说，去看看这个城市的记忆当中最坚挺的那一部分，帮助他找到一些真实和可靠的感觉。出去，和回来，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命题。如果单纯从能睡到自然醒这一点来讲，能在这儿呆着，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没国内的驾照，自己还没一辆署名的车。如果有温哥华的驾照，可以在国内考个科目一，就能上路驾车了。他什么也没有。他没在温哥华把驾照考下来。打车去？感觉不太对；骑车去，想变杀马特？
一切都有点像荒野求生，如果想在这里生活，他就得重新开始。早饭期间，偶然聊起来加拿大的生活，饭桌上的人问他在加拿大平常怎么出门？恩，短途的话骑自行车；中短途的话，公交车；再远，就先坐公交再打车。没学个驾照？说过很多次了，没时间学。
确实没时间学，他是一个比较勤奋的学生，日常时间除了在学校上课学习电影制片理论，然后就是去温哥华及附近的剧组做剧务或者帮忙干零活，攒出来剧本之后，就试着找人投资自己开戏，富朋友的富爸爸，及周边相熟的觉得可以搭上话的人他都有尝试。满满的生活就是在做电影。他确实没有拿出来一段时间去学驾照。
郎妈就把一摞红色的人民币掂出来放在桌子上了，“你该学驾照了，出门就难可不行”。爸和妈的表情很诚恳。阿郎停下了嘴里的饭食，想了想。拿了这钱就得在国内至少呆上俩月，有了驾照就得想有车，拿了这钱就算是承认自己要在中国?泰安这座四线小城认真地发展一段时间了。这是方向问题，也是战略问题，更是经济基础问题。将来走，还是不走？看这样子，是越来越难走，其实自己半推半就接受这种步步为营的生活局面的感觉是极为痛苦的，那些曾经亮闪闪的梦想啊……那些曾经寄放在红毯之上的华丽未来啊……
这摞不厚不薄的人民币的旁边，就是装着咸鸭蛋的瓷碗，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挣钱养家糊口，油盐酱醋鸡蛋。此时此刻，在人民币和咸鸭蛋交相辉映的这一刻，阿郎倒是觉得一股地气上来了，并慢慢地、摸索着接住这股地气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挣着钱，考驾照就得花父母的钱，多么现实的事情。吃着咸鸭蛋，拿钱学驾照，多么平实的生活。自己原本不就是属于这个平实世界层面的人么？当你没抓住梦想腾空而起的时候，脚下的这一片土地，由父母反复踩踏而实的这片土地，竟也能如此的亲切和温暖。
爸和妈也没提挣钱的事儿，他们如此照顾儿子的面子，不去用学不好习、挣不着钱这种很伤人自尊的话和话题去让儿子认真地认清现实和自己。他们处处小心，只把最开敞和可靠的路与生活演示给儿子。这一切的潜台词如下：出国学习不理想没事儿，在泰安这样过也挺好，你看，能抓在手里的一切就在眼前，我们都帮你考虑好并试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