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马方说的是普通话，一见到大发便立刻改了家乡话。大发却没有改。不是他不想改，是改不过来。大发在语言方面简直就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无法像大多数人那样在不同情境中轻松的切换家乡话和普通话，一方面他又极其容易受他人影响从而能够学会不同的方言。
马方猜不出大发说的是哪个版本的普通话—语调偏重，语速加快，并充斥着马方听不懂的地方用语。正是如此，他才把大发口中的一个面包店听成了一辆面包车。
如果马方足够了解大发，他就能大致判断大发的普通话其实是糅杂了家乡话，河北话以及河南话。
马方初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了，先后在河南，河北，北京呆过。在北京的时间最长，整整八年。每当过年回家，他的嘴里总要先讲几天的外地话才能变成家乡话。可是等他刚刚适应了家乡话，又要外出打工了。后来他索性不改了。
大发伸出了他那强而有力的右臂去跟马方握手。马方透过大发干燥的手掌心，感受到了他的结实和诚恳。
发嫂和她的婆婆郑婶比起来，有过之而物不及，小跑着从里屋窜出来，热情的招呼马方进屋。马方只在家里见过几次发大发的媳妇，算不得认识，但马方完全能够理解她此时这种高强烈的热情。
发嫂自从嫁到郑家，一直跟着大发在外打工，压根就没在渤海湾小镇呆过几天。这次回老家，她就要扎根于此了，自然十分在意跟家里人搞好关系。马方相当走运，算是第一个。发嫂俨然把接待马方当成了回家之前的实战演习—先是拿起遥控器，下调着空调温度，而后把早已准备好的茶具端上桌，拉开椅子，请马方稍作休息，饭菜马上就好。
他们所住的出租房房是小院东北角的一间砖结构套房，一个算是卧室，一个算是客厅。卧室不算小，承担着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客厅不够大，仅仅当做摆放电动车的车库。电动车也不像电动车，有了弯梁摩托的样子。这是大发上班的重要工具。大发每天骑着它给千家万户去送快递。
院子内的样子跟外面一样破败不堪，唯一显示出生机的是那长势茂盛的爬山虎。一大片葱葱郁郁，惹人十分注意。屋里却与屋外截然不同，既温馨又精致。浅红色的床单上绣着一个个大红色心形图案，黑色的电脑桌上一尘不染，侧墙上挂着被放大的结婚照，时间久远，新郎新娘穿的礼服早已过时，照片也有了泛黄的痕迹。尤其正对着屋门的墙上竟然挂有一副水墨山水画。画中的苍莽高山和山中小径能够让人暂时放下酷暑夏日的燥热。大发还有如此雅兴，这是马方绝对没有想到的。
其实，马方想不到的还有很多。
大发在饭桌上说吃完饭就出发。马方不相信，特意在大发的注视下围着屋子环视了一周—满满当当的家具，床上用品，厨具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家电，包括电视，洗衣机，空调，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摆在地上的两个不是很大也没有装满的蛇皮袋。大发解释道，“我要带走的东西只有这些，都已经打包好了。没有打包的不带走。”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发的表情自然，没有一丁点儿的矫揉造作。
大发的小女儿蓉蓉好像特别喜欢玩电脑游戏，整个中午一直埋在电脑前。饭菜熟了以后，发嫂就问蓉蓉到底吃不吃午饭。正痴迷于游戏的蓉蓉连头都懒得摇，装作没听见，一直闷不做声的玩游戏。直到大发拿起一个小碗，把热菜和米饭拌在一起，再浇上一层肉汤，并小心翼翼的端到蓉蓉的面前，她才开始狼吞虎咽。
大发还有一个宝贝儿子，比蓉蓉大两岁。马方只在家里见过一次，亮亮长得虎头虎脑，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惹人疼爱。大发把亮亮留在家中让母亲代为照顾，他们小两口则把蓉蓉留在身边照看。
这一点马方事先并不知道。他随便问了一句“亮亮呢？”。没等大发张嘴，发嫂已经抢先回答了，“亮亮在渤海湾小镇的奶奶家呢。”这时蓉蓉回头望了一眼，这是整个过程中蓉蓉的目光唯一一次从电脑屏幕离开。马方没看清蓉蓉到底看了一眼谁。大发，发嫂，或者他们俩？
对于夫妻俩的这种选择，马方心里起了不小的波澜。马方的惊讶合情合理。因为，大发的做法并不是合情合理。在偏远的渤海湾小镇，重男轻女的思想深入人心，且看不到有丝毫改变的趋势，即使整个社会的看法已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彻底改变，即使镇上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就印在大发在渤海湾小镇家中外面的石墙上。
马方这次回家经过十字街路口的时候还看到过一次。“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几个隶书字体的大字晃在眼前—宣传标语已经翻新，被重新刷上了鲜艳的红漆。
五六岁时候的马方经常被那些刚刚读了小学认得几个字的“大哥”逼着念这个标语，所以这个标语无意中成了马方这辈子最早认识的字。当时马方，马超还有豁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些“大哥”，竟然认识这么多字。然而等马方自己也读了小学，等那些所谓的大哥因成绩太差被留级到他们的班上时，马方笑了。
即使在饭桌上被大发灌了几瓶啤酒，马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曾用了整整三个夜晚的时间在印着宣传标语的那面石墙上，一笔一划的刻下了“小迪，我爱你”五个大字。刻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被小刀划破了手指，渗出了一层鲜血，马方顺势抹在了墙上。二十年过去了，那五个字早已模糊不堪，可是那滴血却一直留在他的心里。
饭毕，大发抱着蓉蓉，发嫂抱着笔记本电脑，马方抱着行李，统统丢进院子外的面包车里。大发本来一直把面包车停在院子里，后来又来了一个开出租车的租户。开始两人轮流着每人在院子里放一星期。后来大方嫌麻烦，索性一直就放在一条街之外的姐夫家。为此发嫂没少和大发吵架，“房东是你的好哥们，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大发仍然觉得麻烦。不是说那么一句话麻烦，是担心说了这句话后，麻烦了兄弟。大发自己不跟兄弟说，还不让发嫂说。
面包车终于启动了。大发陪着马方喝了酒，于是发嫂坐在了驾驶座上。马方坐在发嫂身后，她那拉直的秀发散发出浓浓的香味，害的马方酒不醉人人自醉，一觉昏睡过去。
比起蒋喻林的后知后觉，马方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他心里很明白，许多天以后，当让站在渤海湾盐碱地上，享受着来自渤海湾的凉风拂面，他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怀念在北京的日子—在北京认识的朋友，在北京留下的汗水，在北京奋斗的青春。他同样明白，许多年以后，习惯了浑浑噩噩的繁琐生活，过上了养家糊口的寒酸日子，他不一定还会想起北京这座城市，以及在这座城市的那段陈年往事。
没了，才知道什么是没了。当时他在电影院看到《唐山大地震》的这句台词时，理解不了由徐帆所饰演的元妮当时的心情。可是离开北京以后，马方觉得将来的自己或多或少能够理解一点儿。离开了北京，才知道从此以后，有关北京所有一切，都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北京这座城，以及在这座城里发生的故事，以及在永远留在北京的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