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之时，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这个大时代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保住得来不易的官位，甚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遵循这一法则。
以袁世凯为例，在清末，袁世凯看到立宪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就积极促成清政府迈开立宪的步伐。面对辛亥革命发生，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的现实，他又加以权变，放弃君主立宪，响应民主共和。正是这样的作为，将他推向了权力的顶峰。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谴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的发紫，50岁大寿办的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已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员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父母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声望不仅不减，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人物。各种新闻媒体对之报道的消息不绝于道。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分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清廷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做出了一副“不复作出山之想矣”的姿态。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而已。
宣统三年（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摄政王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在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的高潮中，武昌革命党人起来响应，并引起全国反响，从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武昌起义被称为辛亥革命之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发生。他们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85页。。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谘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袁世凯。这是由于各省光复后，清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出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专制统治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宇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的最佳人选。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朝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皮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