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办公室的会客沙发里，一缕阳光透过结着冰霜的玻璃窗射进屋内，正投在眼前的茶桌上。清茶腾升的热气与和煦的光线交织在一起，让人倍感惬意。三月底的沈阳依然寒冷，一旁的加湿器咕噜咕噜地不停作响，湿润着屋内干巴巴的空气。此时，何刚正坐在老板椅里发着邮件，他面前的电脑不时传出提示音，好像有几封电子邮件被传了过来。
这里是何刚才开办不久的RB留学中介公司，公司在市中心的一栋商务大厦的三楼，一间二十几平的写字间，中间用墙板隔开，划分出两个办公室。外面一间用于文秘工作，里面一间自己使用。
一连接了几通电话之后，他又坐回到我对面，替我续上茶水。
两人开始继续刚才的话题。
2007年11月，何刚在与我通完电话的三天后，便和王建林前往成田机场，在回去之前，他取出银行里最后几笔存款，将其汇到国内账户，只留了几万円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王建林作为不法居留者，早在一个月前到RB入国管理局自首，因为没有不良记录在身，归国一事便很快得到入管局的许可。随后，他又往返几趟中国大使馆顺利取得了归乡证明，归国的必要手续至此才得以齐备。
本以为一切顺利的何刚万万没有想到在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竟发生了让他始料未及的变故。
女检查员一面翻看何刚递来的护照，一面敲击着电脑键盘，应该是在输入护照编号等信息，又过了几十秒钟，何刚等得有些急切了，他明显发现检查员目视电脑屏幕时的神情有了异变。而此时从后面上来两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女检查员站起身透过隔窗向其中的一位耳语了一番，那男人一面听，一面向站在一旁的何刚投去目光。
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有了麻烦，侧过脸对身后的建林小声说，“我可能回不去了，你到大连看见我老婆就跟她讲，我学校那边有点情况，要延迟一阵儿回去，叫她不要担心，等我电话。”话音未落，刚才和检察员耳语的那个男人已经转过身来，靠到何刚近前，同时另一个男人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们的眼神死死钉在他脸上。
何刚被这两个男人带走了，他被暂时安置在机场办公区的一间小屋里。
不多时，一个年约四十上下，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推门走了进来，他对何刚一边举手示意，一边客气地说道。
“突然把您带到这里，真是对不起。从刚才电脑所显示的信息来看，您目前有案在身，所以不能出境。我们已经把您的情况通知给警方。”小个子男人看了看手表，又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他们应该一会儿就会到吧，在他们到来之前，请您在这里耐心等候。”说完话，他又同一旁的那两个人嘀咕了几句，便离开了。
大约三十分钟过后，小个子男人回来了，这次的氛围显然没有刚才柔和，在他的身后跟着四名身着蓝装的警察，何刚瞥见每个警察身上都配有报话机、电棍、手铐和手枪。
他们出了机场，上了停在道旁的警车，他的行李被安置在警车的后备箱里。一阵发动机点火的轰鸣过后，警车徐徐开动。他透过车窗默默望向外面的风景，等候巴士的外国人夫妇；拉着旅行箱正打电话的女孩；帮乘客搬运行李的巴士司机；垃圾手推车旁正清扫地面的保洁员，一切都还和他刚到机场时没什么两样，可此时的自己正坐在警车后座上，两名警察一左一右将他稳稳地夹在中间。
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行人抵达东京都内的立川市警察署。
审讯室里，一个满面红光的中年警察面色威严地坐在何刚对面，他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着，手里一直在摆弄着一支钢笔。中年警察开门见山地开始了问话，一旁的年轻警员此时已打开厚厚的档案夹，几份黑皮文件从里面被抽了出来。中年警察的询问紧锣密鼓，内容一环相扣一环。何刚清楚RB警察看重线索和证据，即便受审者不予作答，最终警方也会用收集到的证据来证明提出的问题。对于何刚，警方掌握的最大证据莫过于按着红花和木村手印的审讯记录。介于此点，何刚没敢在警察面前扯谎，他对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只是回答的内容避重就轻。并一再强调自己仅仅是出于帮忙，佯装并不知办理假结婚是犯罪，而且自己也没有从中收取任何费用。对此警方在红花和木村的供词里也了解到何刚的确没有收取中介费。最后，中年警察表示此案件还没有了结，还要对他作进一步调查，让他随时做好被传唤的准备。
何刚人生初次尝到蹲小号的滋味儿，他被关进收容所，一个不大的长方形榻榻米房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是三个正在服拘役的RB人。
这天，何刚一直用胳膊枕着头侧躺在榻榻米上，在浑浑噩噩中终于捱到了晚上。晚饭他只吃了几口。就寝时，他同其他犯人排着队到水房洗漱，在走廊尽头的房间取了被褥。熄灯后的房间，黑得空洞而深邃，他清楚地听见另三个人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和鼾声。那一晚自己就像睡在海上，身体飘荡、脑袋昏沉，只要一闭上眼，思绪就会飘到过去，在RB的记忆片段就像过电影般在脑海里播放着。
他忆起刚到RB时，和几个工友挤在那间鸽子笼一样的房间时的情景，那时他的生活困顿不堪，还时常遭受室友们的排挤。一次，他在回家的末班电车上睡过了站，车抵达终点时电车员才发现他，他被唤醒时已是凌晨一点，结果那晚他只好在终点站附近的胶囊旅馆凑合了一宿。而打工赚到第一笔薪水时的那种幸福感至今让他难以忘怀。
思绪一转，他想起在东京食堂的日子。
记得老河田因体力不支突然昏蹶在水槽旁，当得知外面留守的员工说急救车已到达时，他急得背起河田就冲了出去，直到河田被医护人员抬上担架，送上车，自己才算安心。
他又想起自己倒卖伪造电话卡，卡是以一张五十円的价钱从FJ帮的一个朋友那里弄到的，随后再以一百五十円的价钱卖给周围的中国人，七百张卡让自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小赚了七万円。再后来他申请了多张信用卡，利用信用卡消费的次数和金额来提升信誉度，等时机成熟再千方百计套取现金，这几票让他净收了二百万円，如果是在国内，这完全就是诈骗行为，而在RB，仅仅是以民事纠纷来处理。
他还想起了身边的朋友。
记得在他第二次回国探亲时，临行前淑梅将打工所赚的三百万円交给他，委托他转交给她的家人。这笔钱在RB能买一辆很不错的丰田车，淑梅能让他带这么多钱回去，说明对他的信赖。这件事让他觉得无比充实和欣慰，他一直觉得自己对得起朋友，朋友也会真心对自己。
此时，他的思绪又落到朋友大华身上，他想起了借给大华的那一百万円。就在他打算离开RB的前一个月，他向大华索要这笔半年前的借款，但对方一时苦于无钱归还，只能叩首作揖地说尽了好话。他无计可施，只好反复催促，直到大华承受不了被追债的压力，与他反目，最后反倒放出狠话扬言钱没有，命倒有一条。
再后来，大华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带有收据的劳力士手表，这块表在新宿的当铺当了六十万円。典当手表所得的六十万让何刚减小了一部分损失，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但大华的反目让他感到不解和失落，想到大华扔给他六十万円时的那副不屑神情，好像在说就这些钱了，爱拿不拿吧。当时的一幕让他有种错觉，似乎自己更像是欠钱的，而对方反倒成了趾高气昂的债主。想想曾经帮助过的朋友到最后对自己毫无感谢的话语可言，反倒成了仇人。这让他认识到不是所有付出都会有好的回报。迫于想尽快离开RB，余下的四十万他没有追究下去，就当自己认栽了。于是，这笔钱终究没能得到全额的归还。
何刚忆起了许多往事，不觉中身上竟沁出热汗，他翻了个身，顿感头痛难忍。似乎又过了好一阵儿，这股痛感才慢慢平复下来，一股倦意袭来，他感到自己真是累坏了，借着这来之不易的倦意，睡了过去。
第二天，何刚醒得很早，他看了看手腕上没有摘掉的手表，才五点多钟，由于昨晚没怎么喝水和吃东西，此时他倍感饥饿。他静静地侧躺着，走廊里传来金属手推车和脚步的声音，应该是管理员吧。看来他们也起得很早，应该是在给犯人们准备早餐。何刚翻了个身，头痛再次袭来，每当翻身的时候，都会带起头痛。何刚用手指强按着太阳穴，接下来想到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填饱肚子才行，人总不能这么快就倒下吧，何况是在这种鬼地方。这天的早饭是面包、红茶和鸡蛋，他吃了很多，至少这顿饭让他感觉很有胃口。
早餐过后，房间里的四个人开始聊了起来。交谈中何刚得知那个学生气十足的会社员是因为酒驾被捕，当他说到此事时仍显出一脸懊悔的神情；那个面色黑灰，两眼凹陷的中年男人是个吸毒犯，他在谈话中大谈毒品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和让人欲罢不能的奇幻魔力。那一脸畅快的感觉像是在披露毒品给他的快乐远远多于现实生活。而当谈到自己的生活时，他只说很想念她的女儿；而那个满嘴胡茬的瘦弱老头看来有七十几岁了，他是因经济案件进来的，还说自己年轻时曾在中国做过几年生意。他总是抱怨自己的拘役明明已满，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在这里。至于老头被抓的具体原因貌似非常复杂，以何刚的日语水平根本搞不明白其中缘由。
第三天，一个会中文的RB翻译告诉何刚，过些日要送他去检察院，如果被告人想为自己辩护的话，警方可以为他找律师。何刚回应说自己的情况警方都比较了解，没有请律师的必要。翻译员又问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何刚说只想和外面的朋友联系一下，好为自己邮寄几件换洗衣物。
第六天，何刚和一众犯人被带上手铐，押进警用面包车，此次出行的目的地是地方检察院。
到了检察院，犯人们被平均分配在几个大房间里，他们坐在靠墙的大长椅上，何刚看见被叫到号码的犯人一个接着一个起身走出房间。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何刚被叫了出去，他被两名警员带到一个有大落地窗的屋子里，一个年轻的女检察官赫然端坐在桌前，她身着蓝色制服，肩头扛着闪亮的肩章，映衬着那副不怒自威的神情，端庄中更显威严。在女检察官的一侧还坐着个带眼镜的老太太，她是这里的中国翻译。女检查官质问了关于何刚从事假结婚配偶中介人一事里的要点问题，大致的内容和警察之前问的没什么两样，只是这次女检察官做了更多笔录。
从检察院回来的两天之后，那个酒驾的会社员被释放了。他离开时把自己的衬衣衬裤留给何刚作换洗之用。接下来的日子平淡无奇，每天都是一个样子。何刚很久没有抽烟了，他抑制着汹涌袭来的烟瘾，感到无比懈怠，时间将一点点耗光自己的意志，更主要的是他根本不清楚要在这里呆到多久，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第十五天，何刚被二次送往检察院，这次去的犯人数量没有上次的多。
审问他的还是那个年轻的女检察官，审讯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不过少了那个中国翻译员。何刚此时的状态已经差到极点。他对女法官说，自己在拘留所的这段日子，整个人已经变得精神恍惚，日语也记不得几句了。他一再辩护自己仅仅是出于帮朋友的忙，并未意识到是在犯罪，而自己也从未收取过中介费。并强调如果知道是犯罪的话，根本不会傻到去做这样的事。就在何刚准备要离开那间屋子的时候，女检察官意味深长地再次问道：“你真不知道这是犯罪？”何刚的回答是：“的确不知。”
第十九天的上午，两个警察过来示意何刚收拾一下衣物，并把他带出监牢。这回何刚没有被戴手铐，他不知接下来又要干什么。穿过监牢的走廊，他被带到了外面，经过了两个庭院，再继续往前走，便看到拘役所的另一个侧门，门口有门卫把守，戒备十分森严。三人离门口越来越近，此时何刚看到他的行李箱就立在门卫的身旁。
“你被释放了，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身后的一个警察对何刚说道。
“这是你的护照、登录证、钱包。”另一名警察示意了一下手中的密封袋，然后将袋子放在行李箱上。
“你确认一下吧。”
他打开放在行李箱上的塑封袋，确认了里面的东西，万无一失。
何刚就这样被释放了。当拉着行李箱，走出拘役所的瞬间，他平生初次参悟到拥有自由竟是一件如此让人痛快的事。他走在路上，看着街上人潮涌动，车水马龙，那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对于一个刚被释放的监禁者来说都是新鲜和美好的。他甚至有点不相信眼前所见的真实。
他在电话亭给那个为他寄过衣物的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被释放，而后，他在那个朋友家借宿了两晚，这期间他定了一张单程机票，上街给儿子买了两件玩具，给妻子买了一双鞋和一条裙子。
2008年1月，何刚回到中国。他在家休整了两个月，期间也会了些同学和朋友，更多时间是与家人相伴。恢复状态后的他，开始思量着如何用手头的积蓄做些营生，他考虑到了中介公司。最初，何刚迫于投门无路也被人骗过，倒是没有损失多少钱财，但每当想起自己被骗的事，他都会感到无地自容。在RB，他肆无忌惮地骗过RB人，狂刷信用卡套现、倒买手机，这些勾当都屡次得手，那些被他称之为傻子的RB人屡次中招，可他万万没想到如此老练的自己，回国后竟然被骗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行骗高手，之所以屡次得手，无非是在一次又一次透支RB人的信任。其实，自己的伎俩在RB人眼里是被不屑一顾的，在RB人面前，自己并没有高明多少，因为RB人是那么容易上当。
正如国民上过政治家和军人的当，以至于二战结束后，在一片废墟中残喘的RB国民都声称自己被国家骗了；商家上过江湖骗子的当，竟毫无防范地把钱存入骗子另设的临时金库里；而银行人员也多次被骗子蒙蔽，以至于巨款被劫持甚至发生命案，诸如震惊RB全国的帝银事件和三亿円抢劫事件。如此说来，RB人上中国人的当也不足为奇。只是RB人不屑于旁门左道，因此举国上下的诈骗事件屈指可数。如此说来，RB人的傻并不能显露中国人的聪明。而在聪明人面前，何刚被着实骗了一把，他后悔自己过于信任对方，也想到当初被自己欺骗的RB人事后会不会也有同样想法。总之，这件事让他对周围的人有了戒心。
就这样在社会上滚打了半年，何刚有幸结识了一个在RB开办语言学校多年的日籍华人，而恰巧这个人正是李钟让所在福冈语言学校的校长，两人最终成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这才试着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2014年，何刚的公司得到几个朋友的入股，规模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扩大，他把之前的小写字间外租出去，在楼上入手了一间大的写字间，同时扩充了员工。业余时间，他拾起从小酷爱的足球，并参加了一个中年足球队，一年里大小赛事不断，我时常能看见他把驰骋绿茵场上的照片晒到微信的朋友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