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制缺失，监督不力，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私有化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益。大量的国有企业被低价出售，1993年底，俄罗斯已经有8.6万家企业实行了私有化，31%通过发行股票，69%通过直接出售。在莫斯科的小私有化过程中，70%的零售店以非市场价格转让出售，导致腐败盛行，国有资产流失。据1997年6月11日《真理报》报道，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导致国家至少损失1万亿美金。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性。他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犯罪事实。”他还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出售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例如，有34000名职工的乌拉尔机器制造厂被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名职工的切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卖了373万美元；有54300名职工的切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在欧洲，一家中型面包厂价值200万美元；瑞士的一家中型香肠加工厂价值350万美元，一家木材加工厂或车厢制造厂价值450万美元。由此可见，俄罗斯的一家特大型拖拉机企业只卖了一家欧洲中型面包厂的价格。据俄联邦国库管理局的统计，1992-1996年的5年间，俄私有化上缴的预算收入合计为8480亿卢布，仅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着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转轨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
在私有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则是各级官僚和企业高层管理者，他们往往串通一气，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牟取暴利。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他们将大量的资本转移国外，造成了俄罗斯大量资本的流失。据估计，1991-1996年，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高达3000多亿美元。缺乏透明度和法律规范的私有化还引发了严重的暴力经济犯罪。在俄罗斯，犯罪团伙不仅控制着一些非法部门，而且还控制着合法企业，包括食品、消费品和某些进口品的销售。根据俄罗斯内务部1995年的资料，当时，俄罗斯社会出现了2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受犯罪集团控制的企业有4万家，包括400家银行、近50家股票交易所和大约1500家国有企业。大量黑社会集团的存在，对俄罗斯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五）两极分化，民众生活贫苦，改革信心丧失
私有化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好处，却给少数人掠夺、聚敛国家财富创造了机会，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休克疗法”的推行者盖达尔直言不讳地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这一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进程快速催生出一个新的权贵阶层，一般被称为“新俄罗斯人”或“俄罗斯新贵”，这一富豪阶层占全国人口的1%~2%，其中超级富豪占0.2%左右，他们主要由新旧当权者、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黑手党首领等组成。“新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利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其中，10%的高收入阶层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6%。另据2002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全俄10%最富有者的现金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3.5%。
一方面是少数人富可敌国，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劳动人民深陷贫困之中。
据俄联邦劳动部的统计，1992年1月-1993年9月，物价上涨了162倍，而居民的现金收入只增加56倍，这就意味着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67%以上。由于“休克疗法”，人民仅在1992年就损失了9000亿卢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罗斯人抛向了贫困线，甚至赤贫。另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2年，俄罗斯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11倍，但是同期消费价格上涨了25倍，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比年初下降了55%。
以上情况导致俄罗斯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1991年，俄罗斯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4.5倍，1992年扩大到7.5~8倍，1993年达到11倍，1995年飞升至13.5倍。俄罗斯生活水平中心主任博布科夫指出，1996年，俄罗斯2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1%的居民收入低于21.9万卢布（当年最低生活费标准为38.5万卢布），而8%的富人日收入就超过190万卢布。1998年，俄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0%以上。如果按照联合国规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收入4美元——则贫困人口还将增加一倍。广大人民开始怀疑和仇恨使他们变得更为贫穷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大大降低，人们对于改革的前景非常悲观。
1992年8月8日的莫斯科民意测验表明，44%的居民不相信俄罗斯能在短期内摆脱危机，41%的居民认为应当放弃“休克疗法”，只有24%的人同意实行“休克疗法”。1993年12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大选，可以说是对两年的“休克疗法”作了一个总结：在全国1.03亿有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中，约有3300万人支持宪法和激进改革；2300多万人表示反对；近5000万人没有参加投票，形成一个对改革漠不关心或感到失望的“沉默的多数”。在全民选举中，主张“休克疗法”改革的“俄罗斯选择”集团比预计少得67%~75%的选票。在社会领域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休克疗法”本质上是掠夺性、强制性、官僚性和政治性的联合体。
除此之外，俄罗斯在面临商品奇缺、民族矛盾尖锐、文化艺术衰退、人才大量流失困境的同时，整个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平也在急剧下降，各式各样的商业欺诈、卖淫活动、各种暴力犯罪激增，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1992年4月，盖达尔政府同意向农业和工业提供优惠贷款。由此却一发不可收拾，紧缩政策变成了通货膨胀政策，“休克疗法”遭到了重大的挫折。1992年12月，俄罗斯第七次人代会召开，正式选举政府总理，虽然叶利钦试图以高昂的代价换取议会对盖达尔的任命，但是盖达尔因为“休克疗法”的严重后果最终被迫下台，切尔诺梅尔金出任俄联邦总理，高层人事变动标志着“休克疗法”
最为激进的时期已经结束，俄罗斯经济进入了后“休克疗法”的调整时期。
1993年9月18日，在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盖达尔接替了洛博夫重新出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但是“休克疗法”早已失去了人心，而且它的终结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93年，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又一次大幅度下降，预算赤字比1992年几乎增加了10倍，现金货币发行量从1991年的890亿卢布增加到10.9万亿卢布，月通货膨胀率高达21%。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以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在12月的新议会选举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1994年1月，盖达尔这位俄罗斯“休克疗法”的设计者被迫辞职，1994年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改革。
四、反思和启示
为什么在玻利维亚等国家大获成功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却遭遇到了惨痛的失败？同样的设计师、同样的对策设计，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深入剖析激进式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利于我们对上述疑问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激进式改革何以败北
1．南橘北枳：国情不同
“休克疗法”的设计者没有客观考虑俄罗斯的国情，这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遭遇失败的首要原因。
独立后的俄罗斯经济脱胎于长达70余年历史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土壤之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几乎完全排斥了市场经济因素。单一的公有制比例极高，1990年，苏联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制比重占92%，工业中的国有制比重高达99%；国家对经济活动高度垄断，扭曲了的商品货币关系下的僵化的政府价格体制，譬如，1950年一个面包卖12戈比，到1990年仍为12戈比；国家承包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与半封闭状态，等等，这一切就是苏联刚刚解体时的俄罗斯联邦的经济状况。剧变后，立即取消计划经济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真正的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国有企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央控制，但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内部机制转轨不力等诸多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因而仍不具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南美的玻利维亚等国则本身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度，不存在体制根本性变革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两个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俄罗斯原有经济成分中90%以上是国有经济，在国有企业中有近25%的企业是亏本的或者无利的，完全靠国家补贴维持。“休克疗法”的内容之一是紧缩财政和信贷，取消各种补贴，这就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危及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因此，国家又不得不继续提供贷款加以维持，这样一来，紧缩财政、信贷的措施就等于告吹。除此以外，在俄罗斯原有的国有经济中80%与军事工业有关，而且垄断程度极高。萨克斯在玻利维亚当顾问时，要求玻利维亚削减国防费用，而玻利维亚没有国防工业，削减国防费用就意味着减少武器进口，这个建议简单易行，也很有效，但在俄罗斯却不可行。在俄罗斯削减国防经费就意味着让在经济中占极大比例的国防工业停产大量工人失业，而财政预算还要支付工人的工资，这必然加剧了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同时，长期以来，生产与生活、供给与需求脱节导致俄罗斯日常用品严重短缺，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也竞争不过西方国家的进口货，“休克疗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外贸自由化。俄罗斯国家杜马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马斯柳科夫认为，外贸绝对自由化是俄罗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失误。他曾经指出，全面放开国内市场，使俄罗斯只有16%的国内市场对国外产品是限制的，而美国却有45%的国内市场禁止国外产品进入。
俄罗斯盲目全面放开市场，使外国产品压倒、压死了国内生产者，造成国内生产急剧下降。
西方经济顾问和前东欧转轨国家的经济负责人大都崇拜和推崇“休克疗法”，在东欧取得的一些成果被国际传媒大肆渲染，使得“休克疗法”转眼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任何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改革措施都可以不加分析地被采纳，这就是俄罗斯改革初期的生动写照。俄在转轨初期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被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俄罗斯照抄了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在实际运行中却不能实施这些法律，以至于后来在普京时代，转轨之初制定的一些立法和条款，大多都被加以修订。
波兰、俄罗斯尚未建成市场经济机制，而“休克疗法”产生效应的前提是必须借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运行机制。玻利维亚原本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达，机制发育健全，因而“休克疗法”易见成效；相反，波兰、俄罗斯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国营大中型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剧变后，虽立即取消计划经济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真正的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国有企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央控制，但产品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因而仍不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休克疗法”必然收不到玻利维亚那样的效果。
从国力上看，波兰、俄罗斯缺少资金来源。“休克疗法”的制定者萨克斯认为，东欧等国实施激进的经济体制转轨必须有西方的财政援助做保障。而事实上，从1990年起，波兰每年从西方得到的10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还不够支付460多亿美元外债的当年利息；至于转换机制、调整产业结构、为失业大军发放救济金所需费用则无从获取；政局动荡使西方投资者裹足不前，资金无处得到补充。因此，无力缓解“休克疗法”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消极作用。
波兰、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的根本问题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机制运转不灵，产业结构陈旧落后，生产效益低下，对这种经济必须做大手术，从根本上医治其病患。而玻利维亚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仅仅是债务超负荷和经济过热导致总需求失控所致，采用减免债务和使经济“休克”的治理措施完全是对症下药，所以成效显着。在波兰、俄罗斯，“休克”只能暂时消除导致通货膨胀的部分因素，而未触动经济运行机制等根本性问题；同时，“休克”导致生产滑坡时间延长，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有效供应减少，促使新的通货膨胀再度发生。实践表明，“休克疗法”不符合波兰、俄罗斯的国情，这些国家采用“休克疗法”，使经济体制转轨“一步到位”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总之，“休克疗法”需要企业对政府的货币政策和市场的供求做出灵敏反应，而这种反应只有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实现，这也正是俄罗斯最缺乏的。由此可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必然收不到玻利维亚那样的效果。
2．经济与政治掣肘式互动
“休克疗法”出台很大程度上是优先出于政治因素考虑，其政策设计内部矛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