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实行变革”，尼克松上台伊始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不希望以谨小慎微的名声载入史册。”但是，现实很快就使他冷静下来，他是120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均被反对党控制的情况下开始任职的总统。这意味着他的政府将面临国会的重重阻力。他不可能丢开国会而独行其是，须经国会同意，他的各种法令提案才得以成立并付诸实现，同时尼克松也认识到，他不可能得到反对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
尼克松从做好国会内部共和党议员的工作入手。相当长时期内，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惯性，他们长期扮演忠实的反对派。很少提出重大的立法提案，作为少数派，他们对国会所做的事情也不负多大的责任。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共和党成为执政党，它要求自己的议员在国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尼克松的指示下，约翰·埃利希曼、布赖斯·哈洛、帕持·莫伊尼汉等白宫顾问负责与国会联络共和党的议员施加影响，推动他们调整心理，改换角色，在共和党国会领导人杰里·福特和休·斯科特的周围团结起来，共同促成尼克松提出的成套立法提案。
在同国会打交道时，尼克松想方设法同资深的保守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以赢得立法所需要的关键性投票。尼克松任总统的第二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这位民主党要人有酗酒的不良习惯，尼克松通过警方和特工机关弄到有关艾伯特因酗酒而引起种种麻烦的材料，准备利用它对艾伯特进行讹诈，以迫使其与总统合作。民主党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长期任众院筹教委员会主席，他对尼克松关于税收、收入分成和福利改革的立法提案能否获得通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尼克松要求他的经济事务助理乔治·舒尔茨常与米尔斯呆在一起，他自己也经常约见这位主席，甚至亲自打电话慰问病中的米尔斯。尼克松笼络人心的举动最终收到了成效。
对普通的国会议员，尼克松也没有忽视。当时设有一个“款待”办公室，专门负责为来自议员们的选区的选民们安择参观白宫。白宫还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程序，保证每个议员的来信都能得到迅速的处理和详尽的答复。总统的社交秘书协同院外活动人员、基辛格和埃利希曼，保证把所有该请的议员一个不漏地请到总统的招待会和宴会上来，每次社交活动之后，尼克松要与埃利希曼等助手开碰头会，把他头天晚上从议员们那里收集来的问题和牢骚话提到桌面上来，要求埃利希曼经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几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尼克松再打电话回复那些议员，并保证彻底追查。
尽管如此，尼克松和国会对某些问题还是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为根深蒂固的党派政见无时不在起作用，议员手中宝贵的赞成票只有在对本党派有利时才会投给尼克松。当某项极端重要的立法提案必须被通过，而采用惯常的政治战术仍不能逾越国会的障碍时，尼克松往往使出他的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越过国会和新闻媒介直接和人民见面。他利用对全国发表有效的电视讲话来改变政治舆论，而公众舆论直接影响着国会议员的政治利益。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他们对各自的选区负责，他们在政治上很谨慎，如果公众支持，他们就投票，如果公众反对，他们绝不会采取自杀性的行为而导致自己议席的丢失。大多数国会议员是现实主义者，无论他们眼前关心的是什么，当总统表现坚强时，他们不会轻易采取错误的政策立场而使自己完蛋。尼克松很了解议员们这种害怕选民会找他们算账的心理，所以他不强求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牺牲自己，而是走上讲坛用有说服力的演说，使不受欢迎的东西成为受欢迎的东西，到那时，他就能从国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尼克松取悦于国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曲意逢迎，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面对着一个反对自己的国会，也从未放弃过改变由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格局的打算。在与国会的周旋中，他使用胡萝卜兼大棒的伎俩，对国会议员一方面笼络有加，另一方面迫其就范。尼克松往往通过他手下人向国会议员施加压力，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不是那些为总统工作的职业院外活动家，因为他们还兼为某些私人大公司服务，他们的去留不随着一位总统，所以他们为个人利益考虑也不敢得罪国会议员。替尼克松作恶人的是埃利希曼等忠臣，他们不打算一辈子都在华盛顿度生涯，他们只为尼克松服务。为了总统的利益，他们大胆地和国会议员在投票问题上做交易，或玩弄一些雕虫小技在这些立法者中引起某些恐惧心理，敦促国会议员按照总统的旨意行事，他们还无所顾忌地对国会提出非常尖刻的批评，埃利希曼甚至利用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抨击国会议员的懒散或财政超支。尼克松本人也因一项提案在参议院未获通过，亲自召见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休·斯科特，将他狠狠地刮了一顿。尼克松想使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意图在1970年国会选举中破灭，他在连任总统之初，便撕下温情的面纱，对国会及其他官僚机构发起攻势。此举激怒了国会，它对水门事件重新进行调查，结果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这是后话。
除了上述种种院外活动外，尼克松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手段来达到他强化总统行政大权、占用部分国会立法权力的目的。他采取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行使否决权。对国会提出的法案，尼克松如果认为不满意，就拒绝批准，如关于对总统战争权利进行约束的法案就曾被尼克松采取此法否决过。二是发布咨文。按照宪法授权，尼克松在每年的1月至2月间向国会提出咨文以报告国会情况，咨文中包含了他的立法建议，有时甚至是草拟好的法律草案，这类法案通常容易得到国会的通过。三是发布带有法律性的指示、命令和训令。作为行政权力机关的首脑，尼克松经常向下级机关发布各种各样的指示、命令、训令，这些指示和命令的法律效力实际上与国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相等，尼克松充分利用这一点，并且经常超出调整纯粹问题的范围，对只有美国国会才有权决定的问题作出决定。
处理和最高法院关系的艺术
尼克松看到，他在国会会不断受到民主党的干涉，要想在国内立法上有大幅度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或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能对最高法院进行有效的改造，那么联邦政府的这一第三支力量就能成为他手中有力的筹码，使权力的天平朝着有利于总统而不利于国会的方向倾斜。因此，在尼克松的治理方案中，除外交事务外，第二位重要的是对最高法院的改组，他想通过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严格讲究主义的最高法院来提高他改善国内局势的能力。
与民主党信奉自由立宪不同，共和党主张严格立宪。尼克松理想中的最高法院将是由“对成文法律作严格解释的人”和“立宪主义者”组成，而不是像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那样的社会工程师的集合体。也不能有种族或少数民族的席位。为实现这一理想，尼克松采取以新换旧的办法，去掉他不喜欢的最高法官，代之以他所中意的人选，通过人事变更来达到建立尼克松最高法院的目的。
第一步是更换最高法院的首席最高法官。50年代和60年代，厄尔·沃伦一直任首席法官，在他领导下，最高法院在政治上空前活跃。像许多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守派一样，尼克松感到这是有些最高法院法官在利用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力根据自己的社会观、政治观和思想意识来改造美国社会、他从内心里不赞同这种做法。所以到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年逾77岁高龄的沃伦向林登·约翰逊递交辞呈时，一场争夺首席法官职位的斗争就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
在尼克松看来，沃伦提出辞呈和约翰逊提名他的密友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候选人，很显然是打算把最高法院的人选两步并作一步来解决。如果这一设想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即使民主党不当政，它控制最高法院的局面仍将维持下去。对尼克松来说，他当然不愿意自己执政时既要面临一个唱反调的国会，又要受制于一个不忠于总统的最高法院。根据以往的经验，阻止这项提名的最好办法是证明被提名者存有不可容忍的缺陷。福塔斯自1965年经约翰逊委派到最高法院工作以来，曾为约翰逊办过一些私人的和政治性的事务，这显然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另外，福塔斯曾接受美利坚大学的讲学费115万元，等等。在尼克松的敦促下，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利用这些被快速曝光的丑闻阻止了对福塔斯的确认。
尼克松一当选总统，就开始考虑接替沃伦的人选，并确立了五项选择标准：下一任首席法官必须有高度的法律头脑；按他的年龄来说必须至少还能任职十年；如果可能，他应该具有开业律师和上诉法院法官两方面的资历；他必须大体上同意尼克松本人的观点，即最高法院应该解释宪法而不是以司法命令来修正宪法；最后，他还必须具有特殊的领导本领，能够解决同事之间的分歧，从而使最高法院尽可能经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意见一致，态度明确，或者至少能有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的坚定意见。除了在此之外，尼克松还特别注重选择忠诚可靠的人，被提名者必须经得起白宫工作人员和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将来能够忠实有效地按照总统的意图行事。
依据上述标准，尼克松选中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共和党法官沃伦·伯格。早在1952年共和党内为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激烈角逐时，伯格就率领明尼苏达州代表团从原先支持塔夫脱转而支持艾森豪威尔，由于这一忠诚表现，他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期间成了司法部副部长和上诉法院的法官。在摸清伯格愿意得到首席法官的提名的基本意向后，尼克松派司法部长米切尔同伯格详细交底。要他务必成为一位尼克松式的最高法官；一位严格实施法治的人士，一位能出成果的政治家，一位致力于消除沃伦时代最高法院错误的法官。伯格向米切尔和尼克松保证，他一定按上述要求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好，当尼克松需要时，他甚至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来。
在得到伯格的明确承诺后，尼克松就为完成这一人事更替做周密的策划和准备。他事先对这项任命严格保密，直到他正式宣布提名的时刻，才让伯格及其家人突然出现在白宫政府官员和记者面前，这样就产生了他所期望的出其不意的新闻轰动效应，伯格也因此而顺利地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尼克松有意让伯格的任命受到外界最大的重视，他要借此表明，沃伦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尼克松式的最高法院已经诞生。
尼克松不满足于更换一个首席最高法官，他希望给最高法院实行最大限度的“换血”。他的第二步工作是替换一般的最高法官。开始时尼克松把目标瞄准威廉·道格拉斯，他认为后者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象征着沃伦最高法院的一切错误。约翰·米切尔受命开始搜集有关道格拉斯一些非法收入的材料。就在这时，《生活》杂志载文披露了最高法官阿贝·福塔斯新的丑闻。尼克松分析这虽是林登·约翰逊的政敌在对这位前总统作马后炮式的攻击，但却给了自己一份意外的礼物，他有可能给最高法院再补一个缺位。这样，尼克松放下别的工作，集中精力处理撤销福塔斯在最高法院职务的问题。
这回尼克松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他为厄尔·沃伦精心安排了一次光荣引退的仪式。在白宫的宴会上，沃伦作为上宾，他的所有孩子作为特邀嘉宾与总统共进晚餐，在场作陪的还有现任和前任最高法官、著名人士和内阁成员。尼克松向沃伦敬酒时，显得格外宽厚大度、彬彬有礼，丝毫没有流露出他对这位加利福尼亚的对手的不满之色。不久米切尔带着有关福塔斯的证据前往沃伦处，给他提供一个报答总统亲自主持他的退休事务的机会。不消几天沃伦就把这项工作干得很出色，他说服了福培斯提出辞呈。
由谁来接替福塔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丁一番更为激烈的斗争。尼克松让他的新闻秘书罗思·齐格勒对媒介宣布，我们只提升那些有实际司法经验的人。实际上，他在遴选最高法官时坚持把握两点：一是信仰严格立宪的保守派，二是南部的真正代表。他认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成员构成不合理，15年来信仰自由立宪的人士占有大多数席位，而信仰严格立宪的人士只占少数。除了哲学观点的不平衡外，还有地理上的不平衡，全体最高法官中，有四位来自东部地区，一位来自中西部，两位来自西部，只有一位来自南部，而南部地区居住着美国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尼克松想借最高法院的人事更替把这种存在于法官中的哲学观点和地理分布的不平衡一并解决。另外，通过安插南部出身的法官来扩大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他深知，在东西两大势力集团的较量中，取得南部势力的支持十分重要，正如同他在竞选中所做的那样，他把获取南部的支持当作一种重要的战略来实施。为了让他提名的南部法官入选最高法院，尼克松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都未能如愿以偿。先后换掉了最高法院的四位最高法官，应该说是尼克松的得意之作，但没有塞进一位南部出身的最高法官，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遗憾。
巧妙应付新闻界
有不少人认为，导致尼克松在政治上翻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新闻界关系恶化。据尼克松自己宣称，他是第一个承认政治家可以和新闻界处好关系的。在埃利希曼看来，尼克松有着操纵大众传播工具的才干，他在处理同新闻界的关系时，大部分做法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尼克松与其他成功的政治家一样，对新闻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应付对策，长期有支持他的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
随着以电视为主要宣传工具和消息来源的时代的到来，现代的总统就必须比他们的前任具备更为复杂但也更表面化的才能。他们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不仅为了获取竞选的胜利，而且也为了进一步宣传他们所信仰的计划与事业。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费尽心机避免被人指责为操纵舆论。因此，尼克松认为，任何想在政界占一席有影响地位的人必须善于对付新闻界，而谋求领导职位的人则必须很好地掌握它。那么，尼克松眼中的新闻界是怎么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