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尼克松当选美国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1952年与1956年两度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搭档参选并获得胜利，在1953年到1961年间，担任了两届副总统职务。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以微弱票差被约翰·肯尼迪击败，又在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落败而暂时离开国家权力中枢。1968年尼克松重返政坛，在当年的美国大选中顺利当选为美国第46届（第37任）美国总统，1972年又连任第47届总统。他在1974年8月因“水门事件”曝光之后（授权非法闯入民主党在水门饭店的总部，并下令掩盖事件真相）被迫辞去总统职务，成为唯一一位由于辞职而离任的美国总统。
在尼克松的任期内，将美国军队撤出了越南，逐渐结束了那场使国家陷入危机的战争。透过乒乓球活动尝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史称“乒乓外交”，改善了中美关系。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同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中国的7天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孙子结婚。1994年4月18日，尼克松在新泽西家中突患中风，22日在纽约康奈尔医疗中心逝世，享年81岁。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是和平的缔造者”。
他先后撰写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领袖们》、《1999：不战而胜》、《超越和平》等著作。
复杂但富有谋略的尼克松
尽管尼克松的名声很大，并且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作品和议论，可是人们对于他还是惊人地缺乏了解；在他同公众接触最广泛的政治领域里，人们对他不是极度赞扬，就是极度贬抑，这已成了一个常规。在重要的著名人物中，性格复杂的情况并不是罕见的。然而尼克松的性格却是独特的复杂，从他身上人们会想到，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乔·麦卡锡等人各不相同的气质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了。
尼克松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友会教徒，他深知对自己的同胞要仁慈这条箴言，然而，在争夺选票时，他却诉之于恶毒的嘲骂，例如在1952年竞选中他曾这样宣称：“拯救美国的唯一途径是扫除杜鲁门主义、史蒂文森主义、或者任何用作标签贴在可悲的、乱七八糟的货色上面的‘主义’。”
尼克松相信，他能否当上总统主要地取决于“形势”，而不取决于他自己、他的朋友或敌人所做的一切。就这一点而言，他是一个宿命论者。他是共和党最顽强的竞选活动家，但对竞选活动却有一种厌恶的心理——实际上是“一想到竞选活动就不寒而栗”。许多有学识的人士把他看作是不学无术之徒，可是华盛顿美术中心支持他的人却把他的两篇演说奉为典范；他的法学院院长也认为他是一个“学者”。
尼克松始终认为获得总统提名多半取决于“当时的形势，而不是个人的雄心”，同时还认为“一个人必须准备利用提供给他的机会”。他最瞧不起的是，一个政治家由于害怕被人认为是爱争论的，在竞选中或者在任职时就逃避责任。他说：“我不知道有哪个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能够既称职，同时又不同人争论。关键在于你同人家争论什么。”
从一开始，民主党就把尼克松当作他们攻击共和党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对于副总统来说，虽然有些时候会感到痛苦，但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当然，由于尼克松把政府的主要进攻力量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工作，一般是由总统来做的），所以已经战胜了那种攻击。这种战斗，常常沦落为造谣恐吓和人身攻击。它们造成了一种极端的心理，就是在党人中间，尼克松不是被看成为卓越的人物，就是被看成为无聊的家伙。两个前总统竞选人代表了这两种相反的意见。托马斯·E·杜威说，尼克松“对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反应敏锐的领域要比任何一个可能被提名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他是最有逻辑力和具有广泛经验”的竞争者。相反的，艾德莱·E·史蒂文森宣称：“一想到尼克松先生将充当我们这个国家前途的守护人、我就不寒而栗。”
尼克松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留心掌握细节和各种可行的办法。他的性格并不急躁，但是他做过一次最鲁莽的也可能是最聪明的举动。他遇到帕特瑞安的当天，就向她求婚。（她当时拒绝，两年后反而答应了）尼克松在国外旅行争取朋友的活动，比在国内争取选票的活动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他的天性。在1958年秋季度假与访问伦敦期间，他作了一次没有预定日程的交谊旅行。这次旅行使遇见过他的人感到心情愉快，也使伊丽莎白女王兴高采烈。（他向女王报告说，臣民们认为在昨夜电视广播中菲利普亲王在国家庆祝典礼上的演说是最精彩的了。据尼克松说，这句话使得女王“非常高兴”。尼克松知道，女王曾因她丈夫在伦道夫·丘吉尔报纸专栏里的努力未得好评，而大为恼怒。）
尼克松说，“在我一生中我从不愿意被人甩到后边”。他承认他是生来就雄心勃勃的——这是政治上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样也需要有精力，并且还要有智慧、勇气、胆略、机灵、说服力、处理事情井井有条和谋求妥协的才能，能清醒地尊重现实，适应恶劣环境和顺利环境。尼克松拥有这一切，再加上他的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则通常是一个政治家的累赘。他基本上是怕羞的和不多说话的。他沉默多思，厌恶与人拍肩搭背、过分热情，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个过分谦恭、缺乏风趣、讲究道德修养的人。
尼克松说，“我重视自我克制的修养”。他也能像一个水手那样咒骂，不过这只是在朋友之间，大都为了给因挫折而郁积的烦闷和愤怒找个出气的地方才这样做。他不喜欢社交活动，尤其是正式宴会，可是他克制住他的厌烦心理。
尼克松是一个有政治谋略的人。实际上从儿童时代起，他那辩论家的本能和素养就使他成为一个省力的推销员。尼克松多少也是一个梦想家。他的某些思想观念会使朋友感到害怕，使其他人感到惊奇。虽然他本质上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活动家，充分了解到希望往往不会变为现实，可是在他给国家制定目标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激进派”。（他的“激进派”是相对于“保守派”而言的。）
对原则问题作了空洞的宣传后接着就采取非常实际而且成功的行动，这种手法是他一再重复使用的。第二次大战初期，当年轻的尼克松任物价管制局律师时，他坚决只领取最低的薪金。在物价管制局时期领导他的雅各布·布谢尔教授写道：“他的理由是，那些接受登陆训练的青年拿的要少得多。”做了这个姿态之后，他就在政治官僚的阶梯上从低梯级迅速上升了。
1954年前，尼克松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政治家，他把在选举中取胜作为政治家的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职能，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使用了在少年时期就学到的诡辩术。
从早期的青年时代起，尼克松就自己闯天下，自己拿主意。他尝到过很多幸福，得到过很多成功，但是在他的公众生活中也有过巨大的悲哀和感情上的创伤，这些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了解。1952年竞选中，他曾草拟了一份退出竞选的电报。之后，还有几次他一遇到机会就决意永远脱离政界。尼克松只有寥寥的几个知心朋友。他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要把他的私人生活同他的社会生活分开。因此除了他的家庭成员以外，他就没有一个亲信。
在所有人当中，哈罗德·E·史塔生是他政治上的第一个良师益友。史塔生竞选总统时曾提名尼克松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同纳尔逊·洛克菲勒也结成了好朋友，在洛克菲勒参加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政府期间，他们在白宫的战斗中一贯相互支持。最能表明这种关系的是，1955年11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这位现任纽约州州长写给尼克松的一封短信。在那次会议上，对国外活动计划的预算发生了一场特别激烈的争论。洛克菲勒说：“你是卓越非凡的。你不知道，你的理解力、正直、勇敢和领导才能对我们这么许多人具有多大的意义。”尼克松问另一个总统职位的潜在对手、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也很友好。他们4人在1947年一起进入国会，在众议院劳工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曾起草了塔夫脱——哈特莱劳工法。在一次便宴上，他们几年来第一次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主张，尼克松塞给这个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下一张便条：“杰克：在劳工问题意见听取会上我希望同你站在一起。我确信我们能够干得比1947年更好些！”
就某一方面来说，尼克松也是哈里·杜鲁门的一位热烈支持者，尽管他们彼此曾互相侮辱过。他钦佩杜鲁门的勇敢，并且事实上，他与杜鲁门的共同之点比他们各自承认的要多。他们两人都爱好弹钢琴。各人都是自政党的最顽强的竞选活动家，富于毅力，对自己的政党和朋友忠心耿耿。他们在活动中也都有过一度遭受挫折和不愉快的经验。
虽然副总统不负行政上的责任，但是尼克松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提议，即要他对凡属总统所应知道的一切事务都须及时地充分了解。结果，他把副总统一职提高为一个全部时间从事行政和立法活动的职务。他的影响稳固地增长着，他已经成为政府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某些方面，成为政府中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人物。艾森豪威尔在提到他时早已不把他称为“我的伙计”了。特别是在第二个任期内，尼克松参与了大多数重大的行政决定。例如，在黎巴嫩危机期间，派罗伯特·G·墨菲大使作为特使到中东去，就是他出的主意。
尼克松所起的被共和党作为进攻匕首的作用。很难指望他会使民主党人感到可亲。在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头6年间，攻击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全部火力就集中到尼克松身上。杜鲁门咬定他是“狗养的”。他本州的民主党主席罗杰尔·康德硬说“他是背信弃义的人，任何人要是被看成为他效劳，那个人就会信誉扫地”。纽约州老民主党员、众议员西勒把他叫做“一个幼稚的、愚蠢的、笨拙的丑角”。自由主义派周刊《新共和》把他描绘成政府的一个“出气筒、挡箭牌和垃圾桶”。艾德莱·史蒂文森还虚构了一个“尼克松王国”的情景，说“尼克松王国——一个充满着诽谤、恐吓、冷嘲、怒骂，充满着毒汁四溅的笔、令人厌烦的电话声以及硬挤、猛冲、乱推的王国，一个乱砸、乱抢和你争我夺的王国”。民主党1958年竞选手册中辟有标题为“尼克松”的部分，它开头引了从华尔特·李普曼的专栏文章上摘下来的一段话，把副总统评价为“一个无情的党人，在他的内心里没有自我责备，而这种自我责备是全国有权利期望于一个美国总统的”。
感情用事的共和党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的痛恨，历来不如党派观念强烈的民主党人对尼克松的痛恨那么厉害。有一个时期，在某些共和党人的圈子里，尼克松的名字也是一个坏字眼，有些人认为同尼克松结交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竞选活动中对付辱骂的能手杜威州长，在195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尼克松说：“我不明白你是怎样能够甘心忍受奚落的。”
挑选白宫高级官员的艺术
1972年尼克松在北京中南海当面称赞毛泽东：“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尼克松差点说这已经比他能对白宫附近地方所做的多得多了，终生慕羡权力的他在身居总统高位后仍叹惜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少人认为在和平和繁荣时期，来自白宫的领导越少越好，尼克松对此持异议。他主张强化总统的权力，他说，在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前，我们还有容忍一个软弱总统的余地；但当我们在白宫有坚强的总统时，我们总能在国内外发挥重大作用。我们需要一位强人总统，能和其他大国的强人首脑平等打交道，不然，强有力的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就会变成国会控制下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根本无法工作。
在尼克松看来，竞选总统与当选后怎样当好总统，完全是两码事。竞选的目的是取得选民的支持。在进行管理时，公众的支持就不只是目的，而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总统的成功与否不是根据民意测验中的众望，而是根据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尼克松的前任林登·约翰逊也告诫他：“人民并不因为喜欢你就支持你。只有你能为他或对他做些什么时，才能指望他的支持。”如果说选上总统是尼克松以谋得权，那么担任总统则属于以权施谋，权谋结合构成了他的治理方略。
尼克松感到，治理工作远比竞选活动复杂而又困难。总统对白宫工作人员、内阁、行政官僚机构、国会、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竞争，甚至有时出现相互敌对的关系，必须了解并予以平衡，这样他才能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也只有精明、强干的总统才会做到这一点。一位有成效的总统不需要事必躬亲，因为国家聘用他是要他做重要决策，如果他只处理一些次要的事情，他就没有完成国家给他的委任，就会失败。另外，他在某些领域可能是专家，而在某些领域可能是外行，他必须学会管好这两种领域，而不必重复做别人已做过的事，所以，集中于总统之手的行政大权必然要分解为多项具体权力并下放于他人。
如何使集权与分权并行不悖，这是总统有效地维护和扩大其权力的前提，尼克松的做法是在他周围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白宫工作班子。他认为，一位领导想要成功，必须建立一个作为核心的忠诚工作班子，他们分担他对工作的考虑，提前向他提出警告，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并有能力使他少犯错误。尼克松曾问艾森豪威尔，在工作人员中他最重视哪种品格。艾氏回答说：“无私。”毫无疑问，谁能针对公务的责任感置于他们自己私力之上，谁就是理想的工作人员，但是这种人很难找到，尼克松认为大多数人跳不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所以他选择工作人员的宗旨是，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智力、思想品质和魄力，他要求他的下属既忠诚又有能力。选择用人员时他依据的基本原则是，工作人员同自己的见解愈一致，便愈能为自己所重用。尤其是当国会为反对党所控制时，他需要一个相干、忠诚的白宫工作班子，来对付比前一代更为专横的国会和官僚机构的争执不休的议事日程和他们扩张权势的愿望。因此，不想成为国会和官僚部门的傀儡的尼克松把任命高级白宫官员看得比任命内阁成员更困难也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