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的一代贤相
建安12年，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思贤若渴，经谋士徐庶推荐，冒严寒，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坦诚表露志在削平群雄，扶正汉室，统一国家。诸葛亮见刘备志大意诚，便把自己在隆中长期精心谋划的计策献出。刘备高兴地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知遇之恩，遂“出山”辅助。从此，他登上政治舞台。在长达27年的丞相生涯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建安十三年七月（208年），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长驱直入，直指刘备。在当阳的长阪坡大败刘备。顺江而下，想一举扫平江东。此时，孙权持观望态度，诸葛亮分析当时的严重形势，主张联孙抗曹，以成大业。并亲往柴桑会见孙权，陈述利弊，舌战群儒。孙权折服，当场结盟。立即命周瑜等率水军三万，与刘备联合，拒曹军于赤壁，利用火攻，大败曹军。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之后，诸葛亮助刘备乘胜攻占荆州，再取益州。建安26年，诸葛亮辅佐刘备在成都称帝，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亲任丞相。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完全形成。
公元223年，刘备病故。临终前把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从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治理内政方面，诸葛亮实行了许多得力措施：减轻剥削，实行屯田，恢复和发展农业；选贤举能，加强法制，赏罚分明；严明军纪，决不扰民。为消除同南中诸都少数民族的隔阂与矛盾，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对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悦诚服，相安无事。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统一全国。临行前，他写了一篇著名的《出师表》，请求后主准他“统率三军，北定中原”。自次年春始，诸葛亮先后率大军五次攻魏，七出祁山。最后一次斜谷出兵，进驻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与魏将司马懿相持100多天。建安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后人称颂诸葛亮最能“扶颠持危”。他“守身甚正，躬为表率”。《襄阳记》云：“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浣水续谈》记有：“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连敌对的魏国将领司马懿也佩服他，称他为“天下之奇才”。
追求一种宁静和淡泊的心态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草庐对联极为精炼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在品德操守方面追求的最高境界。刘备未见其人，而先观其行，不免感慨：“此行不枉然”，而诸葛亮从出世到至死，一生不慕虚荣，不求富贵，安贫乐道，朴素严谨，克己奉公，知恩必报，忠贞不贰，鞠躬尽瘁，严于律己。这些高贵的品格着实令人佩服。
“淡泊”、“宁静”从一种境界、一种要求来看，乃是一种道家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顺其自然的表现，但并非消极避世，求一生安乐。正因为如此，所以诸葛亮在一生军旅生涯中。时刻以此为戒，提倡俭朴，自出茅庐，火烧博望，投身于赤壁之战，随后平定西川，进军南中，全力治蜀，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后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晚年，在渭水前线，抱病巡营，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此外，别无所求。再则，他自始至终一身素缟，初出场时，虽出将入相，但他每次出战几乎都是同一装束：端坐四轮车，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一副高人逸士的形象，而不喜达官贵族的华服丝袍、金银饰物。在封建社会里，像诸葛亮这样身居高位，却能摆脱追求荣华富贵的陋习，出淤泥而不染，始终过着清淡生活的人，实在不多。
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法儒混合体的。他重视制度，拟定管理条例时，必须以理性立场，设定人人都可能为恶，严格执行所有的法令，陈寿便称他刑法和政令都很严峻。但执行上他则重视领导，在上者必须为人君、为人师、正己才能教人。《便宜十六策》的《治国篇》：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上则东正矣。本者，经常之法觎矩之要也。这段文字明白显示制度的重要性，国家有国家制度，家庭有家庭制度。这是治理的根本。《君臣篇》则写道：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援臣，上下好利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见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这段文字则显示诸葛亮之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不可光说不练，做好榜样，才能使政令贯彻，这便是他以身作则的儒学精神。
诸葛亮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一丝不苟。赤壁之战时，奉刘备之令到东吴，孙权爱其才，要诸葛亮之兄诸葛瑾设法留下诸葛亮。但“知弟莫如兄”的诸葛瑾表示：“我弟弟诸葛亮委任于人，义无二心，弟之不留于东吴，犹如我诸葛谨不会投靠其他地方一样。”后来，诸葛瑾出使蜀汉，诸葛亮也只以接待他国使臣的礼节来对待多年不见的“老哥”，除了公事会面交谈外，兄弟俩从未私下接触过。诸葛兄弟彻底遵守人臣之节，是中外古今难见的。身处战乱之世，如果不懂得如此审慎，势必会遭人猜疑，而影响任务的完成。
另外，从诸葛亮在一次北伐途中向刘后主上的一道表里，也可见一般，表中有这样一段话：“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四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由此可见，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同时，他提倡俭朴时，不仅从自身做起，而且在军营中也如是提倡，这成为他治蜀的一项重要措施。
相同的，刘备不但称赞诸葛亮对自己是“如鱼得水”，还将身后大事完全委托诸葛亮，毫无猜疑，相信他对诸葛亮的人格必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吧！不过，诸葛亮虽大权在握，却非常懂得自制，南征回来后，声望达到空前，使另外一个辅佐大臣李严深为疑虑。故意写信建议诸葛亮趁机晋爵封王，接受九锡。对这件事，诸葛亮坦然地表示：我是位才能低下的上人，辅佐先帝，并不胜任，但却承蒙错爱，位极人臣之首，所得的禄赐也够多了，如今讨贼尚未奏效，知己之恩未报，便妄自尊大，乃与义不合，对我没有好处的……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认为诸葛亮拥有大权，却不失节制，绝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因此很少人会怀疑他有篡位自立的野心，的确做到“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在蜀中这种好摆龙门阵好拉关系的社会环境里，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当然也有对他大权独揽深为疑虑的人，廖立、李严、张裔虽颇不服诸葛亮，却还相信其人格。但有位叫做李进的官员，充分表现对诸葛亮的反感，常自作聪明的分析，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终有天一定会和皇帝产生权力冲突。到时候不是篡位，便是身败名裂。诸葛亮听到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把李进视为自己的监察人，暗自警惕，不可有过分的表现。及诸葛亮死后，李进仍不放松，他上疏后主表示：“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野心勃勃，又长年镇守边疆，臣常担心会发生意外。如今诸葛亮既死，刘氏政权从此得保，西蜀也可以静息，全国大小应为之庆祝才对啊！”刘后主和蜀汉大臣们正为诸葛亮的噩耗哀悼，见此疏文，自然大发脾气，认为李进恶意诋毁尽忠报国的贤臣，立刻将他下狱治罪。由于再也没有像诸葛亮这种会保护自己政敌的人替他求情，李进便被处以死刑。
虚心采纳各种意见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特别强调“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武侯集》的《便宜十六策》中他写了一篇《纳言》，表示：“纳言之政，谓之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他主张在上者应广纳部属之言，才不至于“失政”。另一篇《视听》中更表示：“为政之道，务在多闻，是以听察采纳士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目当其目，众音住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是以“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虽然，《便宜十六策》有不少史学家以其文体认为可能非诸葛亮亲笔作品，但身为丞相日理万机，由秘书代笔，将其意思作完整表达，以见之于“公文”中，的确有可能。即使如此，文辞或许不“真”，但精神仍是诸葛亮的。
诸葛亮不但说，而且也彻底地去做。出任宰相后，他特别在丞相府中，成立“参署的机构”，其目的在于“集思广益”以采纳更多人的意见。《董和传》记载诸葛亮叙述他和董和共事七年的感言中表示：“董幼宰（董和字）和我共事七年，碰到事情决策有不周到的地方，他一定会反复表示他不同意的看法，因此我们常往返讨论再讨论，有时甚至十余次之多。如果大家都能像董幼宰一样勤恳认真，不但对公事有好处，也可以使我在作决策时，不致造成太大错误。”他谈到早年和朋友相处的情形：徐庶是位头脑清晰、绝不马虎的益友；而崔州平交往“屡闻得失”；后来的胡济更是“数有谏止”，这些朋友都是以提供“谏言”，而让诸葛亮深为感激、终生难忘。他更客气地表示，自己“资性鄙暗”，所以有时无法完全理解和采用，但他和董和、徐庶、崔州平及胡济四人的关系始终和好，因此相当鼓励大家不疑于直言的精神。
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在汉中前线向北征军团公布的《劝将上勤攻》（已缺失）之文，公开表示希望今后诸将士能勤于攻击诸葛亮的缺点，才算忠于国家的人。他曾听从杨洪的建议，急速派兵驰援在汉中和曹操陷入苦战的刘备，以稳定北方防务；征求邓芝和孙权的策略；遵从马谡“攻心为上”战略，作为南征蛮夷的主要精神指导。或许这些也是他个人心中早作的决定，但他绝不居功，让优秀的部属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盖，使每个人才都能乐于发挥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三国鼎立中，蜀汉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屡次向曹魏攻击。这些优异的人才，的确都是因诸葛亮不居功、不屈才、虚心纳谏的作风，才能获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诸葛亮诗》中便写道：“区区庸蜀文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广。”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评论道：“诸葛孔明之为相，敏然虚己，以求问己之示，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
一生忠贞不贰的典范
诸葛亮还是一位知恩必报，饮水思源的重情人。刘备因政治需要三顾茅庐，不耻下问，虚怀若谷，诸葛亮对此感恩涕零，从而“志决身坚，不计利钝”，知不可为而为之，立下“士为知己者死”的雄心，因此，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仍精虑地扭转时局，使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更因有先帝临崩托孤之恩，当时，他立即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又说：“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诸葛亮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前出师表》）他把北定中原当作报恩的主要方式，并且为此目标殚精竭虑。他在《前出师表》中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又在《后出师表》中说：“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们于此以见其尽忠，感恩戴德已达极点，把所受之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以至于达到了不达目的则“夙夜忧叹、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程度。此后诸葛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报知遇之恩的具体体现。
诸葛亮一生忠贞的另一表现还表现在刘备死后，后主刘禅不理朝政、荒淫无度、饮酒作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谨守忠贞报国的戒条，忍辱负重。其实，在这时，他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则一统天下还有望，同时也顺天意、合民心。但他就是不越雷池一步，这既令人叹息，也让人感动，真是千秋功罪，凭谁说！
千古一相的领导艺术
诸葛亮谦虚、谨慎、认真又尽职，或许谈不上雄才大略，但在实务管理上几乎是第一流的。人格、处世技巧也的确无懈可击，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人物。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传入蜀中之后，曾因骄奢无度、被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废为庶民的前长水校尉廖立，正徙放于汉山，听到噩耗，大为哀痛地表示：“诸葛丞相死，我一辈子都要老死在这儿了！”因为伪造军情被废为庶民的前尚书令李平，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更伤心地发病而死。李平被流放后，经常对友人表示，相信有一天诸葛亮一定会原谅他而再度重用他的。
暂且不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光是这种让政敌都感动的磊落政风，的确称得上古今难得的大政治家。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的最后下总评道：诸葛亮为相国，安抚百姓，倡导礼仪规范，裁减官员，尊崇制度，开诚心，布公道。做事尽忠而有益社会者，虽是仇人也必有奖赏；违犯法令而做事怠慢者，虽是亲人也一定处罚。承认错误，努力改过向善，虽是重罪，也会加以原谅；巧辩脱罪，变本加厉，虽是轻罪，也必加以戮诛。善再小也必会受到奖赏，恶再小也必会遭到贬谪。处理行政工作以精炼为主，重视事情的本质，要求事事确实，对虚伪好表现者常公开责备。是以邦域之内，皆敬爱又热爱之，刑法和政令虽严峻却毫无怨恨者，以其用心公平而劝诫明确也。称得上是懂得治理之道的长才，即使管仲和萧何，也比不上他。
后人也从诸葛亮的一生事迹中学到很多东西。诸葛亮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品格为历代君主、官吏、士人和老百姓所称颂。
唐太宗称他为“贤相”，治国“正直”，“至公”，要群臣学习。乾隆《五贤祠诗》说：“端称诸葛是完人”。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说：观历代“秉事君之节，具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有治人之术”者，惟诸葛亮一人。唐、宋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都给予热情讴歌。杜甫诗称：“诸葛大名垂宇宙”。唐初名画家阎立本画诸葛亮像以后历代模拟传瞻。至南宋模拟像上有张栻赞、朱熹书。南宋理学家王柏仰慕诸葛亮，特刻其石像供奉。朱子“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史可法等一批民族英雄，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品德无不受其影响。
诸葛亮对国家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以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立身处世格言，影响了许多人。可以说，诸葛亮思想的积极面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它将永远昭示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