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取消个人权利，限制个体自由，绝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甚至认为，一个国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这就是农民和战士。因为农民可以种田，战士可以打仗。显然，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
法家不讲的，儒家也不在意。据金观涛先生检索，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个人、个性这些概念，则要到五四以后才为国人知晓（请参看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显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中国文化是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所以，儒墨两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强国”也好，都不讲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法家甚至还要剥夺。
这就只能让人苦笑。前面说过，从晚清的有识之士，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最好，英国次之，日本又再次。因为美国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美国，恰恰最“个人主义”。没有所谓“个人主义”，就没有《独立宣言》，也不会有《联邦宪法》，更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个人，是可以忽略的吗？
幸亏还有道家。道家也讲“大同”，但与儒墨两家有别。儒家的“大同”，是领导海选、权力禅让的“尧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长领着大家干活，有意见逐级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却是不要领导，或形同虚设。人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就干嘛，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看来，同样是“大同”，道家是“个人主义”的，墨家是“集体主义”的，儒家则是“折衷主义”的（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自由）。这可真是“一个梦想，各自表述”。实现“中国梦”，我们并非只有一种传统可以借鉴，可以继承。
只可惜，道家的这个传统，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大同梦、强国梦与幸福梦
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上流行喇叭裤。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请问什么裤吹得响？
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10年以后，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头10年，胆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显著，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
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广东。作为“天高皇帝远”的南国省份，广东历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地方。“鸟语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之人”把广东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敢为天下先”。这一回，只不过再次表现出“食头箸”的精神而已。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现在，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这才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有了关注民生、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事实证明，尊重公民权利，保护个性自由，不是离“大同”更远，而是离“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没有了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有“和谐”，还说什么“大同”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中国梦”，我们又为什么要“强国”？
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都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大同梦也好，强国梦也好，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跳槽。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更何况，无论五四以后“我的婚姻我做主”，还是现在“我的职业我做主”，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是公民，是独立的个人。我的权利我主张，我的事情我做主！
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
其实不过“同一首歌”
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与此同时，中国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不但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方说，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甚至不过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异梦”。
其实，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社会、国家、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社会不稳定，个人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离了这个目标，则一切均无意义。天下梦，中国梦，个人梦，岂非互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同梦和强国梦，都未能很好地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梦”。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的。
于是我们对“中国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
这就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了。实际上，中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现“中国梦”，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实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就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
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这个梦可以实现。
这个梦应该实现。
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苏童
苏童
苏童，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万字，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我觉得有一点紧张，真紧张不是假紧张，今天的题目，先锋、文学、记忆，我把它分开来说。我一直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不够深刻，另一个恰好是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场合不善于发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毕竟作家和教授属于两个行业，同学们可能听多了非常有逻辑的讲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将是散文式的。
第一个关键词：记忆
一个作家记忆的一生，是一个百宝箱，记忆的百宝箱，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这个百宝箱打开来，是不同的财富和珍藏。我自己现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会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时候记忆犹新，有时候却恍若隔世。医学上认为，一个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记忆，使他重现。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3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厂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据了那个水泥塔乱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家对着河的门侧。这就是我的第一记忆。也是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第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也是对未来带有暗示的一个有文学意义的记忆。
我们说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在这个百宝箱里梳理，掏出东西。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会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并非文学时代，而是动乱年代，它的特点是一个孩子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都有，该有的比如说知识的传承等等，不该有的比如说是暴力等等。我的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发现暴力的东西，我经常也在问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倾向么，或者是哪一种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我还是无愧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恐怕是我们学校学历、知识、教养最好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他是教高年级的，当时我还在低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青紫色的，高年级的同学给他设置了一种方法，叫做蚕宝宝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来，逼那个老师像蚕宝宝一样登上去，最后有几个学生去抽下面的桌椅，那个老师从上面掉下来，脸摔在地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是青紫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9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9岁的家搞得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9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榻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寻找到了第一个朋友，不是文学，是文字，我经常说起过这个非常荒诞的开始。
我父亲的书都是一些古典小说，是人文社的繁体字版的，我没办法看，所以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里呢？文字第一在墙上，墙上贴着很多报纸，那些字我一个也没记住，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的报纸，叫做苏州风云报，现在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帮我寻找一些打发寂寥的东西，我的姐姐那时候上中学，她经常在一个很小的阅读圈子里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都是被没收的，有些还打着收购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没有封面的。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书中看到的那些让我面红耳熟的描写，亲吻的描写，性描写。我记得有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一天我去借了《复活》，一看哎呀，我9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看过这个玛丝洛娃。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受到了文学最初的一种熏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多温暖，我的母亲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书的，她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借书给我看。这就是我文学的一个开端。
这样一个记忆当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学梦。我真正热烈的文学记忆是我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20世纪80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80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