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很引我们公众的愤怒。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喜欢移情，潜意识中总是以孙中山革命继承人的身份自任，所以，对于袁世凯当总统，感觉人家是从自己手中窃的国，对于袁世凯称帝，更觉得乃是自己受了骗。众所周知，做皇帝之前，老袁曾向许多人包括他的亲信冯国璋等人表白过，自己没有称帝的打算。一般人气愤的是：老袁这个老猾头，不但骗我们革命人民，居然连自己的亲信都骗！
在这一点上，老袁有点冤，我认为，老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他曾向陈裕时表白过：“外头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不是清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的吗？我是在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艺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的都没有什么结果。”何遂：《反袁回忆录》，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62页。老袁对心腹爱将冯国璋的表白是：“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岁，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张国淦：《洪宪遗闻》，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6页。
看老袁的话，发现他挺明白的一个人，可是挺明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最后却失足掉到帝王的泥坑里了呢？
我觉得，坏就坏在老袁心里有“贼”，这“贼”就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小农特有的皇帝梦。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说：“大丈夫生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连孙悟空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般人从中看到的，只是民间的造反意识，却看不到背后其实是“缺席者对于就席者的那种嫉恨”（李劼语）！更看不到这种嫉恨所导致的中国历史的惯性——所谓的革命与起义，其终极意义只是朝代的更迭！
老佛爷不高兴下篇放下大菩萨塑渺小之目标对比一下邻国日本人，则发现他们胸中坦然，心中无“贼”。影视剧作家赵冬苓和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聊天，没想到这日本鬼子两眼放光地评价中国：“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简直太喜欢了。中国历史比日本的精彩，里面有许多很民主的东西。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你能设想随便什么人当天皇吗？”赵冬苓：《和森村诚一聊战争与和平》，选自《读书时报》，2004年3月17日。森村诚一说得对，日本历史上，幕府将军们多厉害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有取天皇而代之呢？还有，对比一下地球那边的英国，虽然因为王位争夺发生了不少的战争，但与王室血亲不沾边的人士，从来也想不到自己做国王去。13世纪英国通过的《大宪章》规定，人民有反抗政府暴政等权利。为保证这些权利的实行，需要组织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监督工作。若委员会发现政府和国王有违法行为，可以要求其在40天内改正，否则该委员会有号召全国人民使用一切方式包括武装起义来逼迫国王改过。英国在历史上没有杀父弑兄、以暴易暴、擅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从来不擅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纯粹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当然跟这种逼迫国王改过的精神相关。于是，英国的历史在17世纪结出了一颗政治硕果：君主立宪。它意味着，英国实现了国王、议会、选民之间的政治制衡，社会政治资源得到了优化组合！
与日本、英国显著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文化路径下，任何一个农夫不但可以在心里做贼——当皇帝，还可以在实践层面上求证——造反。袁世凯有此心贼，只是原先的他并不明白，或者说感觉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成熟，他的贼心才可能膨胀。而里里外外的亲信与所谓的国情又加速发酵了他的贼心，就别说“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的起哄了，就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古德诺都写了一篇题名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登载在美国的《亚细亚日报》上，强调中国人只宜“君主立宪”。当然，傻乎乎的古德诺是针对拉丁美洲当时的状况特别是针对墨西哥的教训而言的，众所周知，墨西哥也建立了共和，可共和的缔造者迪亚斯独裁了30年（1876至1910年），共和不共和，帝制不帝制，非驴非马也非骡的，结果，迪亚斯去世之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反而让墨西哥出现了长期的战乱。古德诺的意思是：既然历史条件与国情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走什么“共和”，不如干脆称帝算了，这样有了稳定的接班人，国家也不至于动乱。古教授比较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不了解革命党人的鼓噪下，全国愤青都蠢蠢欲动，要跑步走进共和呢。总之，袁世凯与古德诺仅看到了中国的一面——没有皇帝不行；但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另一面——觉醒的愤青也许不能容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但是不能防止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而袁世凯傻就傻在，以为只有穿上龙袍才叫皇帝。于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古德诺的话，催化了老袁的那颗贼胆，他傻乎乎地表示：“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0年版，第209页。
一般人看到的，是袁世凯的厚脸皮，而我看到的，则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可怜！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诚哉斯言，能破心贼的，世上没几个人啊。哲学家有一个，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和友人们路过一处无人看管的梨园，大家都摘着吃，只有许衡没有动手，并且撇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梨虽无主，吾心有主”。中国出世的高僧们，也能做到：一个女人半夜借宿寺中，住持领她走进一房间，她问：“门上缘何无锁？”住持回答：“门上无锁，心中有锁。”政治家也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华盛顿，独立战争结束后有部将建议他做皇帝，他坚决不干。心中无贼，或者说心中有锁，外人再起哄，再架秧子，我自岿然不动。可叹袁世凯修养不到，而且，一个梨子，一个女人，跟一个皇位的分量也不一样啊。假设许衡面对的是无人就座的皇位，倒不见得还能保持住我心有主的从容；假设一个僧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普通女人而是全天下女人任我挑的彩头，也不见得还能保持住我心有锁的风度。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永远结不出华盛顿这样的果子，中国政治家，更没有此等修养，有的只是司马昭之心，历史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海派学者李劼才会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李劼：《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梁启超于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5辑》吴松，卢云昆，王文光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