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臣的结论很好，但是国内还有大量的爱国贼啊。他们说，“立宪利汉不利满”，“有百害而无一利”，若果真实行了，“行将不利君，不利国，不利官，而民气日嚣”。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一句话，立宪只利人民，而利人民的事儿，咱是不能干的，咱们都是官嘛。你别说，这些言论一出台，还真能影响官心，都是既得利益者嘛，于是原先一些赞同立宪的官员也改变了风向，又不赞成了。出国前就“极愿归国有所建白”的五大臣之一载泽一看风向变了，愤怒，遂单独上了一个密折。别小看载泽，他是光绪皇帝的姐夫、太后的大侄女婿，方家园桂爷家的那大妞，嫁的就是他。他在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具体说来，至少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当然了，虽然有利，也不能立得那么快，要慢些来，稳定第一嘛。他给太后出的主意是：“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太后对立宪并无成见，她的基本原则本是：“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可剃，四曰典礼不可废。”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现在又听说立宪还可以预备，挺好的，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表明政府预备立宪了，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因此“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有关立宪，清政府内定了四大方针：一是十年或者十年之后才行立宪；二是立宪大体要效法日本；三是废现制之督抚，这些督抚权太大了，还都被汉人掌了去，让新设督抚的权限相当于日本的府县知事，其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四是中央政府组织，略与现在的日本相当。
现在我们看看，四大方针指导下，清政府是如何“粗具”立宪规模的：
之一：改之前的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改之前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并入会议政务处，会议政务处再并入内阁，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
之二：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命端方派员来京参议，派奕劻、瞿鸿禨等总司核定。
之三：派达寿使日、汪大变使英、于式枚使德，再次考察立宪事宜。
之四：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之五：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
之六：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大纲、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
“粗具”的过程中，牵涉到诸多利益与权限之争。中央体制改革方面，就一个厘定官制问题，就让政府高层们斗得够呛！
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的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袁世凯不傻，厘定的过程中，就发现那帮皇族既排汉还想取消督抚原先的军政大权。于是大家就斗上了，除了满汉之争、中央与地方权利之争外，还有部门之争、个人之争等等。
有些部门和特权似乎是不准许动甚至不准许议的，厘定官制过程中有五大禁区：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不议。军机处与翰林院不说，单说内务府、八旗与太监，前两项全是皇家宗室，后一项全是皇家秘书，他们成群的跑到太后前面哭诉，折腾得太后吃不好睡不好，甚至想到了自杀，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陶湘：《齐东野语》，选自《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谅领导的难处，因为于国于民有利了，于领导家眷、子女、秘书就不利了。让领导大义灭亲，怎么可能呢？结果就是诸多部门不动：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均仍旧。其他部门也不过是摆设、裁并加改名罢了：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将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兵部改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理藩部；增设邮传部。除外务部设总理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二员（其一兼尚书）外；各部均设尚书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最后，主要权力部门军机处与各部大员名单公布如下：
军机处：奕劻、世续、瞿鸿禨。
各部：外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禨；度支部尚书溥颋；吏部尚书鹿传霖；礼部尚书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工商部尚书载振；法部尚书戴鸿慈。
上列一处十一部，总共出现大员十三人，满七人，汉四人，蒙古一人，汉军旗一人。原先每部六堂官满汉平列，满三汉三（旧例尚书二员，满汉各一，侍郎四员，满汉各二）。现在打破满汉界线了，说是择贤而立呢，贤的结果，汉人反而占下风了。
梁启超认为，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如果真搞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汉满竞争谁优谁劣，不问自明。问题是人家就这么无耻，人无耻则无敌，你能怎么地？满洲皇族甚至把排汉当作了首要目标，刚毅居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选自《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的短信四处散发，满汉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荣庆斗张百熙，把他斗走，自己做了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估计他知道，百年之计，在于愚民，所以愣是抓住了教育权。
奕劻斗瞿鸿禨，本来瞿快把奕劻斗败了，太后说要把奕劻赶出军机处呢。可能是太得意了，瞿一回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呢，告诉了汪康年的夫人，汪康年的夫人再告其老公，她老公再往外传，终于传到了《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莫理逊那里，于是《泰晤士报》就把它当消息发了。汪康年乃瞿的门生，而且是个维新党，在北京办《京报》，时不时的在报上讽刺一下奕劻与他的儿子载振。因为载振喜欢上了一个小戏子杨翠喜，段芝贵为了当黑龙江将军，就把杨姑娘买了过来，当作糖衣肉弹送给了载振，事发，舆论大哗，太后更是当面骂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索缢死我母子为佳！”吓得庆王光剩下叩头的份儿了，等抬起头，发现两宫早已退入寝殿了。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9页。于是载振赶紧问计于袁世凯，最后不但把那肉弹退了回去，还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奕劻怀疑这一切都是瞿搞的鬼，你拿生活作风、贪污受贿治我，我就拿政治问题回报你，我告你暗通报馆——当然是《京报》，而且还是维新党人的报纸，里通外国——外国记者莫理逊与外国报纸《泰晤士报》。这两点正好戳住了老佛爷的心病，她现在就恨维新党和洋人，于是乎，瞿鸿禨就被赶回家了。
铁良斗袁世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搞得天津很模范，小站练的兵也很神。政府让袁世凯训练一些旗兵，袁世凯还奏请让满洲亲贵铁良担任京旗练兵冀长，可是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后，袁世凯发现，铁良已在排挤他了。彰德秋操，算是大清军事西化后的第一次军事大阅兵，铁、袁虽同为阅兵大臣，但袁的权与能遭到了满洲亲贵的一致敌视。袁世凯感觉不妙，奏请开缺了自己的一些兼职，同时奏请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铁良统帅，自己只留两镇。当然镇里的骨干将领还都是北洋系的，不过从表面上看，袁已没有那么威风了。满人夺了袁的军权，再夺袁的政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被调入了军机处，离开了直隶，相当于老虎离了山。除此之外，铁良还想弄个满洲的贵胄学校，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将领。他认为，汉人再多，无非是当兵的多，捱不住高级军官都是我们满洲的。主意不错，但实践上不行。因为满洲子弟的才华净集中到逗鸟抽大烟、遛狗捧戏子等方面了，这一偏好放和平时期尚可，革命时期则不行，因为外面都是要命的主，所以铁良进一步的排汉计划遭遇失败。
至于地方上的体制改革，政府做得还算不错，试行地方自治。谕令由东三省首先实行，直隶、江苏择地试办，俟有成效，限十五年内全国推广。
虽然预备立宪的诚意不够，但真能做下来也算不错。而且，自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党人就高兴上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后，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大好时机，遂组织自力军起事，更有其他战略计划，但由于力量不够、经费不足、领导素质等问题失败。虽然他们自己也搞武装斗争，但是认为自己是在救主，与革命党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有流血之惨”，会“引起分裂”云云。为了响应政府的预备立宪之谕，光绪三十二年（1906）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文章，除了一贯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外，还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说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康有为傻高兴的同时，梁启超提醒他，国内也有立宪派，且声望很高，比如由郑孝胥担任会长，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担任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在国内那可是响当当的，我们应该把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政治上拉拢国内立宪派并与其合流，在内地多设分会，多办报纸，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康有为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