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罪状”十数条：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这叫冻死不披夷人衣。如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按刘副使的意思，外国人站外国人的，我们中国大使就应该坐在原地不动才对，这叫泰山顶上一棵葱，任尔周围全是松！
清政府没有办法，终于光绪四年（1878）下令将二人同时撤回，代替郭嵩焘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做驻法兼驻英公使，清政府这样做，既省人又省经费。那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只不过他跟他老爹学的，为了朝廷不惜清名罢了。这里有他出使前给法国使馆派出的随同翻译法兰亭的一封信，我们看看堂堂的天朝公使是如何的可怜：
现有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迵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偕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页。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替他头疼：男女授受不亲！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酥小手、贴了粉嫩小脸。自己做了汉奸不说，头上还得顶块西瓜皮，卖国又卖人，做这样的外交官，多屈辱啊！最后曾纪泽也是被气死的，光绪十六年（1890）卒。
曾纪泽就不说了，继续说郭嵩焘。郭嵩焘回国后，被骂得狗血喷头，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长沙后，等待他的是全城的揭帖与哄骂。光绪十七年（1891），“洋务先知”郭嵩焘顶着“名教罪人”的帽子在孤寂中病逝。而他之所以给李鸿章写这等信，乃是由于天朝大吏中也就李鸿章能理解他了。
李鸿章回信说了很多，咱这里挑一些精华吧：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历陈煤铁矿需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5—76页。
一句话，洋务不容易呀！
事实上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洋务领袖就跟风箱里的老鼠似的，左右不讨好。顽固派认为，洋务派走得太远了，崇洋媚外，有辱祖宗与人伦天理；更清醒的士人认为，洋务运动仅模仿西法的表皮与末技，没有学习人家的实质，停留在唬人的档次。按《万国公报》所载西方观察家评论，那是驴披上了狮子的服装，终会为群兽看破而丧其身的！只不过中国传统，宁左勿右，越顽固，越像个爱国者。李鸿章这样不顽固的，就只能是汉奸卖国贼了。于是中国这头驴只好继续披着狮皮忽悠了。
疯狂的改革
前已提及，等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与康有为变法的时候，老太后的底线依然是中体西用及自己的脾气和自家的利益。而康有为要把大清引向何方呢？
政治方面，康有为希望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订宪法，开国会，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希望删改各衙门，裁汰冗官；希望军民合治，满汉平等；希望政府收支公开透明；希望改年号、易服断发、迁都上海等。
经济方面，康有为希望以工商立国，富国养民。具体建议有：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开农会，办农报，发展农业；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鼓励民办企业，倡实业，促生产。
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希望“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具体设想是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传统书院、寺庙、义学、社学全部就地改为中西兼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堂，鼓励私人民办学堂；设立农、商、艺、医等方面的速成学堂；派皇族宗亲出国考察游历，挑选学生上日本游学；废八股科举，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另设经济特科；设译书局，设章程以奖励各种发明与著作，保护人才；准许地方官及士民上书言事，新闻自由；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设京师报馆等。
军事方面，希望整顿军队，裁汰老兵弱兵，削减军费开支，改用西洋训练方法，筹设武备大学堂，武举停考弓箭，改试枪炮等。
不得不承认，康有为低估了大清这艘破船走向沉沦的历史惯性、中国文化的执拗性和老太后背后那帮现存利益集团的井底之蛙性，总之，他想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但每个棋子都深感不便，不愿意被挪，不想与他配合。
虽然光绪没有全部听康有为的，但有些条款听听就挺吓人的。老太后还一个人说了算呢，光绪都没权，康就想限制君权；大清全靠愚民支撑自己的统治呢，康还开民智。民智一开，老百姓都要求民主平等，岂不反了天了？还有些条款，执行起来很致命：全国读书人全靠科举挣饭碗呢，虽然那羊肠小道上挤着诸多像蒲松龄那样一辈子都考不上一个破秀才的知识分子，但有这么一个科举，终归还有一线希望，八股一废，全国读书人绝望，天下岂不乱套？事实上，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就没怎么施行，单单他那种一夜之间就想大换班的疯狂改革节奏就引起了老佛爷的深度不安。康有为跟光绪保证曰：“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试问老谋深算、颇有治国经验的老佛爷能相信或者能容忍康有为这种二百五精神吗？
据有心人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发出的有关改革的“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各级官员根本来不及执行甚至不知如何执行。而且，诸多官员自身都难保了。时人描述：“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选自《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中》，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71页。
赫德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可以说，大家都惊慌失措消化不良的当口，康有为还在连续放惊天大炮，什么“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了；什么“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啦。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版，第369页。他也不想想，在中国，服式、发式、纪元等，首先是政治问题。改这些，不是造反吗？特别是那根猪尾巴，在清朝统治者眼里，那是万万要坚持的，丢了脑袋都不能丢它的。建国之初，满人对汉人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嘛。现在你让光绪剪辫子，结果只能是惹得老佛爷动怒，维新人士死的死，跑的跑。至于维新成果，也全让老佛爷给废了：
命京内詹事府等闲人衙门照常设立，不得裁并；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科举照常进行；停经济特科；废农工商局、官报局等；禁止士民上书言事，禁止结会，禁止报馆等。当然，也有留下的，就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
总之，大清的第二次改革就这样玩完了。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大清还是大清。问题是历史老人不忍心，又给它一次严重刺激，让它启动了亡命前的最后一次改革——宪政。
启动大清第三次改革的刺激点是八国联军进中国，刺激它深化改革的是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进中国，直接导致了太后西巡。西巡路上，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老太后可是遭了罪了。一遭罪，人就容易清醒。所以西巡路上，老太后发了罪己诏，当然这诏是以光绪那个傀儡皇帝的名义发的，所谓的罪己，更多的却是罪人与表功：第一，说自己以身殉国的心思都准备好了，奈何王公大臣把自己强拉到了西巡的路上！看来，做领导不容易，想自杀都没门，都是王公大臣的错！第二，义和团兴起，全是地方官平日主持民教纠纷不公所致。嗯，都是地方官的错。第三，义和团焚堂毁路，全怨军事将领镇压不力。嘿，都是武官们的错。第四，义和团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全是王公大臣唆使的。嗯，王公大臣又错一次。第五，“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使馆还是被我们保全下来了嘛，如果我们真的要毁灭使馆，完全可以火攻水灌嘛。明明手下留了诸多情嘛，比如放炮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阵子就是朝使馆后面的空地放的嘛。还有，我们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也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嘛，理解万岁。敢情义和团久攻不下，就不知道最大的二毛子汉奸就是太后本人！
罪人与表功之后，开始反思：“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选自《中华野史·卷十一·清朝卷·中》，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9799页。
看老太后的意思，最应该反思的是大小臣工。受国厚恩，却不好好地给国家干活，你们好意思吗？那么咋干才叫好好的呢？一语而蔽之：斗私批习保红。斗私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胸中装着全大清，就是没有你本人。批习，就是改掉原先的老习惯，说真话，办实事，凡事怕就怕认真两字，我们的大清官员应该最讲认真。保红就是不要白专，要红心，又红又专那才是人才！
反思之后，要求臣工上书直言。这当口，大小臣工谁还敢张嘴儿啊。前车之鉴都在那儿放着呢——老佛爷宣战之后，凡是反对围攻使馆的官员，大都被当作汉奸或满奸给“法办”了。著名的满奸有：第一，内阁学士联元。他居然敢说，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他日城破，鸡犬不留。第二，户部尚书立山。他认为靠义和团的巫术根本不是洋人对手，所以反对开战。著名的汉奸有：第一，兵部尚书徐用仪。他认为中国的军力太弱，根本不是洋人对手。第二，吏部侍郎许景澄。他当过驻法、德、意等国公使，知道国际游戏规则，知道向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的后果，所以拉着光绪的衣袖与皇上泪眼相望，惹怒了老太后。第三，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气得太后直拿眼瞪他。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端郡王悬其尸于东安门，却被袁昶强行劫走，说自己认识克林德，不忍其暴尸于外。
总之，帝国仅有的几个清醒的、试图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的大员，都被格杀勿论了，剩下的官员喘气都憋着呢，哪个还敢直言？没办法，老太后只好自言自语了，逃到西安后，她下诏进行变法。当然，由于反思来反思去，就反思出那么一个“斗私批习保红”的滑稽结论来，导致其变法仍是有限的，或者说，不足以让大清走出困境。虽然如此，变法总是重新开始了，还是老太后主动搞的，内容大致如下：
废除旧政方面，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仅能买卖名誉官衔啦）；并詹事府于翰林院，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缺；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缺；裁撤广东巡抚缺。
新设机关方面，设立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立商部并将路矿总局裁并；设立练兵部、巡警部、学部等。
军事方面，裁汰各省绿营防勇，并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命各省筹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命奕劻等管理；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在河间举行秋操，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
文化教育方面，复开经济特科；整顿翰林院，要求编检以上官员开学政治学；命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讲求专门学业；命出使大臣访察留学生，回国效命；废除科举，命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文凭；翰林院部分官员进京师大学堂进行专门培训等。
最后一项，社会生活方面，准满汉通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