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在西逃的前一天，还不忘把珍妃推入井中处死，执行者是二总管崔玉贵。崔玉贵是桂公爷的干儿子，也就是隆裕皇后的干兄弟和慈禧太后的干侄儿，所以在宫里很红，因为有桂公爷做靠山，按太监的行话说，叫钻桂公爷的裤裆。既钻了桂公爷的裤裆，当然也是太后的贴心人了。不过事后崔玉贵跟人说起这事，说老太后对他亏心，耍鬼花样。据崔的版本，当时老太后说要召见珍妃，让崔玉贵去传旨，着她在颐和轩候驾。崔有些犯嘀咕，因为召见妃子历来是两个人的差事，单独一个人不能领妃子出宫，所以他叫了颐和轩管事王德环。两个人领着珍小主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但一个侍女也没有。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跪在地下，低头听训。
太后：“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
珍妃：“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太后：“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太后：“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我没有应死的罪！”
太后：“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于是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206页。
按崔玉贵讲，他是奉太后之命行事。但是事后，也就是从西安逃跑回来后，老太后没法面对外人，于是把屎盆子扣到了崔头上，说自己只是一时的气话，没想到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推了下去。在中国，做官时间长了，智力就会退化到说假话都说不圆的地步，英明的太后当然也不例外。
按隆裕的版本，珍妃既不是太后下令弄死的，也不是崔玉贵逞能弄死的，而是珍妃自己赌气自杀的。这智力，啧啧，更是没得说了。敢情在中国，被自杀也是很有传统的。
西安逃难回来后，太后给珍妃追赠名誉光环：“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商洐瀛：《珍妃其人》，选自《稗海精粹：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珍妃泉下有知，不知何感？明明被杀的，却成了自杀；明明受过“欧风西化”的，却成了节妇烈女！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珍妃的命运有多惨，隆裕皇后在光绪那里得到的恨就有多深。庚子之乱时，慈禧带着光绪与隆裕一路狂奔逃到西安，因为地方窄小，光绪和隆裕不得不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中间用隔扇隔开，两屋通连。即便是这样，光绪也无心去看一眼隆裕，无论隆裕在旅途中怎么照顾光绪，光绪始终不冷不热，甚至连话都不想说，连头都不想抬。两人之间的仇恨永远维持了下去，直到光绪死前也没有解开。据说是瑜妃与瑾妃搅和的缘故，有一阵子，慈禧命隆裕也住到了瀛台——光绪所居涵元殿对面的香扆殿。一般的看法是，太后这是命皇后监视皇上的。逻辑不圆，试想太后想监视皇上，派出太监不就行了？事实上光绪丧失人身自由后，身边太监全换上太后的亲信了，他插翅也难逃的，翻案更是不可能。所以太后派隆裕进住瀛台，最大的动机当是乘人之危——珍妃已死，光绪孤苦伶仃，让隆裕亲近他，两人之间产生些感情什么的就好了。但是光绪的专一及珍妃的不幸，只会加重光绪对隆裕的怨气，两人住到一起，冲突只会激化。据宫女荣儿回忆，一天，皇后进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那就是请她退下的意思。光绪连说两次，也不知是实际没听见还是装作没听见，反正皇后没退。于是光绪暴怒，奋起身来，用手狠抻皇后的发髻，把一只玉簪子都抻在地下了……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强扭的瓜不甜，诚哉斯言，不管您是皇太后还是皇后，不管您是金瓜还是银瓜！
“广东小人”康有为
从某些方面来讲，大清国得感谢小日本。没有小日本的刺激，大清国睡得更沉呢。只不过，动机与结果，从来不是一码事。
经受了中日战争的刺激，光绪强国富民的愿望更加迫切。就跟久病乱投医似的，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训导，乃八品学官，教育局工作的；叔祖父做过广西巡抚，封疆大吏；父亲做过候补知县，不幸早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主旋律教育。不说其他，单说背唐诗，就比同治帝的那位阿鲁特皇后强多了，据说五岁就会背百首。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人称神童。这神童动不动圣人长圣人短的，并发誓要在三十岁之前读完所有的圣贤书（也就他家书多，普通百姓家里一张纸都难见的，他家则家藏万卷；叔祖父家更多，家藏两万卷），于是被乡民外号曰“圣人为”。不过神童科考起步就不顺利，考了三次，十六岁才考上一个秀才（监生）。就这秀才似乎还是打了折的，因为有人考证他这秀才不是考的，而是买的；还有人考证他是个荫监生，就是说，不是掏钱买的，而是因家庭原因得来的。清制，一是父亲官职达到一定级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叫作恩荫；二是父亲殉了国难，也就是做了现在所谓的烈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是为难荫。问题是康圣人父亲的那个知县仅是候补，殉国难的也仅是他的祖父而非父亲，而且祖父殉国难之前，康有为已获得监生身份了。所以我们还是认定，这监生是康有为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的吧。也不知广东的考生多，还是其他缘故，反正历史名人中，康有为三次才弄个秀才，那个洪秀全，考了四次都没成。洪秀全第三次考试失败后就得了失心疯，梦见自己成了上帝的第二个儿子。第四次失败后，就直接运动去了。可见当年广东“中招”的残酷性，康有为三考秀才，也算成功起步了。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
有为于十九岁时（1876）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三年之后（1879）再上，又失败。再过三年（1882），可能是不好意思了，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广东人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问题是易地考试也不行，有为还是名落孙山。
光绪十一年（1885），有为同志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失败。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
三年（1888）又过去了，有为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失败。也就是这一年，康有为开始了自己科考之外的副业，他给皇帝上书了，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他认为中法之战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欲逼，势无及矣”。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是谓第一次上书。康有为是对的，他知道，历史给大清的机会不多了，得赶紧改革，否则玩儿完。康有为之所以有了改革思想，乃是由于读书科考之余他走出书屋开始了游学并接触了西学。1874年，他就接触了《瀛寰志略》和从日本传来的《地球图》诸书；之后他游历了广州、北京与上海，甚至到香港旅游，既接触了广州著名的理学大师与北京的经世官僚，还接触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所”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既发现了中国的毛病，还发现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同上，第9页。总之，西方文明的打击下，康有为疯狂地阅读西方书籍，考求西方文明，遂变成了中西合璧的夹心人，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成了一个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大字纸篓”给皇帝上书，就是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否则永远打不过法国。奈何老秀才走得太远，整个天朝上下，认定了中法战争乃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也就是说，不是咱打不过法国，而是咱不打罢咧，还有，李鸿章谈判时卖国罢咧。总之，天朝上下宁要封建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封建主义的挨打，不要资本主义的打人。所以，康有为的上书遭遇的是讥笑与攻击：凭你个布衣酸秀才，还给皇帝上书，你也配吗？按照清朝体制，专折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康有为布衣上书，不在其位谋其政，或曰庶民干政，虽不是犯罪，但风险很大的。为了找门路，他给当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都投过书。近人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载：“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騤、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夫无不鄙笑。”梁鼎芬：《康有为事实》，选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出于多种原因，梁鼎芬之文难免夸张，但诸多高官大吏不想正眼瞧康有为却也是实情。幸亏康氏后人捐出康有为的一些遗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的一些投文，比如致潘祖荫的函中云：“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画八表之思，好士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垒耆艾之大臣也。……方今国势日微，民困未起，承唐宋千年之敝法，当欧墨百国之窥逼，公卿与国为体，此真延揽异才、搜求俊义之时，虽九九之术，滥竽之众，不患有所失，虽吐哺握发之勤，犹恐不及也。惟公左右接于目者，不知何如人；入于耳者，不知何如论。若使赐阶前之地，欲俯闻其说，固所愿也。或使备笼之选，欲少采其材，非所及也。惟裁察焉。诚许进之于门下，望赐时日，野人不文，谨猎缨束带以待，不胜鹤立悚息之至。”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190页。看看，康有为从潘祖荫手里挣得八两路费挺不容易的，马屁拍得老潘都要肿了。
不过也有例外，康有为得了翁的青眼。翁这个时候，乃当朝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还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至于家门，更是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翁氏名门，士林泰斗的。翁的青眼，可能影响一部分北京的士大夫。问题是翁是一个传统而保守的老官僚、大宰相，再青眼，也就是没翻白眼而已。看了康的上书，给他打了回票。书没上成，但对康有为来讲，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炒作。先说上书本身，在天朝的历史上，那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的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对知识分子来讲都是两千年之前的传奇了。从明朝开始，皇家就给读书人定下了规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人关心国家大事，给皇帝写信，那都是干政啊。康有为不怕，就这样干上了！至于书的内容，虽然光绪看不到，但是坊间却流传出各种手抄本来。
翌年（1889），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有为又在北京考棚出现了，还是失败。
从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十五年（1889），十几年的时间，有为六考六败（幸得心理素质好，否则早像洪秀全那样，精神分裂运动上啦）。上书递不到皇帝手里，虽然名声有了，但是，对康圣人来讲都是小菜。失望之余，他一度萌生去国之志，想赴美洲求学，或往巴西殖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这人鬼世界里继续忽悠。不过，他另有想法了。他估量当时的形势是：“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陈永正：《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他认为“以国民之愚，而人才之乏也，非别制造兴国之才，不足以救国，乃决归讲学于粤城”。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于是他对外宣布，不谈政治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工作更踏实了。他要从讲学、发现与培养人才、理论与舆论准备等工作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