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诏旨的撰拟发布来看，负责起草圣旨的是蒙古翰林院和内八府宰相这两个机关。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宇（即所谓八思巴蒙文），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同上卷八七《蒙古翰林院》）。蒙古翰林院的承旨、直学士、待制等等人员往往也便是怯薛的外朝兼职。内八府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关。《元史·百官志三》：“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谓之宰相云者，其贵似侍中，其近似门下，故特宠之以是名。虽有是名，而无授受宣命，品秩则视二品焉。”（同上卷八七）《辍耕录》亦载：“内八府宰相八员，视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书照会之任而已。寄位于翰林之塌邻。塌邻，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若诏赦之文，则非其掌也。至于院之公事，亦不得与焉。例以国戚与勋旧之子弟充之。”（卷一）它是一个掌领诸王驸马宗姻事务，并兼协同草制的特别组织。他们与蒙古翰林院的承旨、待制才是相当于唐、宋三省制中的中书省与翰林学士，拥有造命决策权的人员。诏命由翰林院译写完毕后，再关自中书省。（同上卷二七延祜七年十月）中书省对于交发的圣旨，则奉行惟谨。王克敬为参议中书省事，宰相传英宗旨，赐大长公主钱。克敬认为事有不妥，乞复奏。宰相怒曰：“参议乃敢格诏耳！”（同上卷一八四本传）终元一代，中书复奏的事，极少发生。内八府或翰林封还词头的事，就从不曾有；对诏敕的审核则根本没有了这一道程序。足见三省制度到元时已彻底抛弃，朝廷政务，大而至于军国大计，小而至宰杀老病的牛马、幼马、羊羔等微而至微的琐事，皆由皇帝以蒙古语圣旨颁示，并由翰林们或以硬译的汉语白话文，或者则润色为四六体加以公布。这里，我还想引用一段例子，说明元朝大政，都是由皇帝宸衷独断，中书丞相是不参与决策的。至元十五年六月甲戌（廿二：日），当时，南宋初平，任淮西宣慰使的昂吉儿晋京汇报，涉及到江南机构的设置等重大问题。忽必烈当场指示：“诏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设淮东、湖南、隆兴、福建四省，以隆兴并入福建。其宣慰司十一道，除额设员数外，余并里去。仍削去各官旧带相衔。罢茶运司及营田司，以其事隶本道宣慰司。罢漕运司，以其事隶行中书省。各路总管府依验户数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设官。宋故官应人仕者，付吏部录用。以史塔刺浑、唐兀带骤升执政，忙古带任无为军达鲁花赤，复遥领黄州宣慰使，并罢之。”“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佩虎符者，惧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这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宰相缺席的情况下，忽必烈根据昂吉儿的当面汇报，直接作出的。这就充分表明，元的中书省是不具有决策大权的。泰定帝在位期间，命中书右、左丞相干脆日值禁中，有事则赴中书，于是首相往往兼旬不至中堂。顺帝后至元二年，命每日右丞相伯颜、太保定住、中书平章政事李罗·阿吉刺聚议于内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巩卜班，参知政事纳麟许有壬等聚议于中书。（《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这些作法，都导致中书形同虚设。元朝皇帝还不断隔越中书，对有关单位发给诏敕，诸王权贵也恃恩径奏，乞持玺书，不通过中书。仅大德六年到至大元年七年之间，就有六千三百多件这类诏敕，“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同上卷二三《武宗纪》至大二年正月）。
谏官的废除也是皇权膨胀的直接表现。黄缙说过：“我朝不设谏官，而台谏之任悉归于御史。”（《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十七《送索御史诗序》）李元礼“谏太后幸五台山疏”中也说：“今朝廷不设谏官，御史职当言路，即谏官也。”（《元史》卷一七六本传）忽必烈在置御史台时虽有“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之命，然御史台本来的任务是作皇帝的鹰犬，纠察百官，现在反过来以鹰犬来规谏主人自己，首先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宋朝开始有言事御史，是谏官权力的扩大；元朝以御史兼谏，则只是废撤谏职后的一点点粉饰而已。当时人就明白指出：“居是官（御史）者，往往致详六察，于匡谏之道，则或未尽。”（《滋溪文稿》卷首陈旅序）甚至“其弊在于以征赃为急务，而于按劾则具文”（《雪楼文集》卷十《置贪赃簿》）。与此同时，传统的史官制度也完全停废。
三省封驳制度、谏官和史官制度等的罢废，是皇权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专制主义皇权自我调整机制丧失，从成熟走向衰腐、僵化的主要标志。
朱元津以“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宫之威仪”为标榜，灭元兴明。在建制上，以承唐、来为名义，而实际上却继承元朝，不过将一些蒙古的名号、制度予以废弃和改易。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于慎行所说的“本朝因之，未能复古”，就是这个意思。
朱元璋这个托钵游方的小沙弥出身的皇帝，雄猜大略。他自卑，又自大，牢牢地把握着权力杖。为此，他残酷地大杀功臣，以保证朱明江山千秋万代。他厉行专制从洪武十一年起，就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两年以后，便明令罢中书省，废丞相一官，由皇帝直接领导吏、礼、户、兵、刑、工六部，分管全国的行政。历代的皇帝，为了防范和削弱相权，不外乎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在内廷置私人以侵削丞相之权；二是在外朝分设相当的机构，以分散丞相之权。朱元璋深儆内官之患，不许内臣干政。所以，在分散权力方面大作文章。行政方面六部并立.军政则置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而征调又隶于兵部。刑法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执行，刑部受理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又特设锦衣卫以掌诏狱。他也保留了给事中这一官职，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他们的品级很低，各都给事中才正l匕品。朱元璋也曾有谏院、谏议大夫之设，寻罢。在明代，习惯上即以吏科都给事中为谏官领袖。（《万历野获编》卷十九《台省、吏垣都谏被弹》）但实际上六科的主要职责在于监察六部，与隶属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职在纠察内外百司并无根本的分别，因此，科、道并称，其规谏的作用事实上徒有虚名。中期开始，“科、道纠弹，多出上旨，或召对面谕，且戒以勿泄.赐酒撰而退，或亦赐果核焉”（《水东日记》卷二七《纠弹多出上旨》）。“凡有弹纠，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则因之。”（同上卷一《纠弹必承密旨》）可知六科与监察御史一样，都只是皇帝的鹰犬，而且是直接受皇帝本人的嗾使而进行搏噬。这是与前朝有很大不同的。
从刑法制度上，明初君尊臣卑的恶性发展也表现得很明显。薛允明比较了唐律与明律的差异，在《唐明律合编后序》中指出：“唐律于名例之首，即列八议，议情减之后，又继之以官当荫赎。其优恤臣工者，可谓无微不至也。明律俱删除不载，是只知尊君，而不知礼臣。偏已。”钱大听也指出：古律有荫减，荫赎，本于周官八议。唐承隋，“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改。明名例律虽载八议之条，乃戒治狱官，勿许引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古律有荫减荫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颁行《大诰》。《大诰》是皇帝肆意恣行，法外立法的专制典型。宋朝的士大夫，在人格上基本是独立的，对来自皇帝的征召和任命，可以一再辞免，拒不履任；意见不合河自行隐退，然后悠游林泉，从事著述。政府还特别创提举宫观的闲职，以安置这些告退的高级官僚。朱元璋的态度就不同了。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各自残其左手大姆指，示意不为新朝效命。朱元璋严厉申斥其“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袅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大诰三篇·秀才剁指第十》）。这就开所谓“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古时候的圣者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可以避居到首阳山食蕨延命，不失其“清”。到了朱元璋的治下，儒士们连一点退隐的自由也被剥夺。根据朱元璋的指示，《大诰》这本书，“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大诰三编·颁行三诰第四三》）。朱元璋以行酷刑著称，如凌迟、刷洗、称竿、抽肠、剥皮、锡蛇游、挑筋、去指、去膝盖、断手、刖足等等，虽有意在儆贪儆恶，但同时也在显示与树立君主的绝对淫威。靖难之变，方孝儒守正不屈，明成祖诛其十族。十族，即血亲九族之外，并及其门人。这种严酷的滥杀是对文明的野蛮亵读，对士气的毁灭摧残。当成祖进逼南京时，建文帝的臣僚中，翰林纂修周是修与同僚杨士奇、解缙、胡靖、金幼孜、黄淮、胡俨相约一同守节殉死。既陷之后，周是修谨守自己的诺言一，其他人则都食言而肥，改事成祖，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权贵。所以有人指出永乐以来，士风为之一变。隐忍苟活的奴才性格是由专制者的屠刀训练出来的。同时的科举，以拘守《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为内容，以八股文为程式，则把土子的思想牢牢禁锢，斫杀任何一线的生机。酷刑造就了驯顺，科举造成了迂腐。驯顺与迂腐，开始成为明清士大夫的丑陋习性，而这些恰恰是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下必然、也是必要的产物。
由皇帝一人总理六部九卿、军国万务，当然是力不胜任，难于招架的。朱元璋既废丞相，便采用四辅官来补救。洪武十五年，改置殿阁大学士，充侍从顾问。成祖在位，始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不过其时人阁者皆编修、检讨，讲读之官，品秩仍仅五品。内阁不置属官，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仁宗时，始有大学士兼官侍郎、尚书者，阁职的地位也便渐渐提高，但当时虽居内阁，“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其后又加公、孤衔，领尚书之职，地既清要，兼官又尊，于是大学士遂忘其原品本卑，而稳然钧衡之重，与百僚殊矣”（《陔余丛考》卷二六《殿阁大学士》）。不过，他们都是由翰林人阁，积劳而得升尚书，未有既为侍郎、尚书而人阁者。其后，始有以侍郎、尚书人为大学士，大学士遂为传郎、尚书之迁阶。内阁原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明史·职官一》：“中极殿大学士（旧名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旧名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井正五品）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所有上行下达的文件，“皆审署申复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卷七二）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文书的票拟批答。在原则上，批答的意旨，必内授而后据拟，只是一种幕僚、记室之任。且“阁臣之门，欲答一人而无答楚。每日坐容膝之地，辰人西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之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机，悉经心目，上之眷礼，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五杂俎》卷二四《事部二》）唐之学士，以顾问而兼文书，明之内阁学士，则以文书而备顾问，地位是有所不同的。至于他们个别人在失控的情况下也得揽权，如张居正辈，然实际地位与古之宰相是完全不同的。
黄宗羲猛烈地抨击了朱元璋废丞相的问题，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指出：君与官皆为治天下而设，同样只是官爵的一级，“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大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非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人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人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于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明夷待访录置相》）。黄宗羲所举的罢丞相诸失，都是切中事实。此外，还可补充一点，即罢丞相更增加了政治的僵化。汉以天变策免三公，实即以罢相的形式，调整政策与路线，以缓和民情。后代的罢相，也多有此类自我调整的作用，作为安定与改善统治的阀门。宰相既废之后，这种作用则往往只在一代皇帝死去才有可能发生。因之，罢相实际上正是中国专制主义皇权恶性膨胀，自我调整机能尽丧的一种僵死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