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简略地就皇帝个人的政治活动、权力运作以及生活制度诸方面，作了初步的综合探讨。皇帝是天下的主宰，是秉承天帝的意志来统治万民的。他又是圣者，是臣民道德的导师与表率。他深居九重，通过一系列制度与政权机构稳固地操纵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刑法乃至文化诸方面，使之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运转。国库是他的私囊，死了还要耗费无可计算的民财来显示他的无尚尊荣。对于他，可以总结为这么两句话：举天下以奉一人，以一人而率天下。宋太祖就曾说过：“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杨忆《谈苑》）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寝宫养心殿自书了一幅对联：“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们是在撒谎。“不”字应改为“正”，这才完全符合实际。二千多年来，始终就是这样一个人，把持着中国历史的舵轮，掌握着民族发展的命运。
在上文第三节的开头，我们引用了刘向关于九主的分类。这种分类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自然是不科学的。我们这里也尝试把他们分为五种类型。不过，具体到某个皇帝个人，他可以兼具几种不同的类型；也有人并不是我们所举的五种类型所能包括。因此，我们这样作，也不过是取其大致而已。这五种类型是事业型。享受型、变态型、弱智型、平庸型。
首先是事业型。他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作为的君主。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都属于这一类型。所谓有所作为，当然是指事业的成就。不过，这也很难以大小来区分。有的皇帝原是很有作为的，但限于年寿，他来不及完成，如五代的周世宗，从素质上看，他完全可以属于这一类型。历史上大凡开国的君主，都是不同于凡俗的人物，否则，他就不可能竞而胜之，开一代之基。有的皇帝在某一方面确也是有天分，甚至是有成就的。如宋徽宗，未尝不是一个画才。南朝的梁简文帝萧纲，读书十行俱下，辞藻艳发，博综群言，富有著述。又梁元帝萧绎，博极群书，于伎术无所不该，著作等身。但是作为皇帝，他们又都是很糟糕的代表。宋徽宗沦为金人的俘虏，客死五国城。梁简文帝完全是军阀侯景手中的傀儡，终于被杀。梁元帝为魏军所围，在绝望中将所藏书十四万册聚而烧之，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至死仍不明白，读书作学问和作皇帝是两码事。我们所说的有作为识是就政治上的作为而言。
第二种是享受型。享乐本是几乎所有帝王的同好。但有一些人则把奢华淫靡的享受当成生活的一切。北齐武成皇帝高湛即位，宠臣和士开就劝他说：“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资治通鉴》卷一六九）帝大悦。于是三四日一视朝，书数字而已，略无所言，须臾罢人，纵情享乐。继位的后主高纬，闻陈师攻取寿阳，颇以为忧。佞臣穆提婆安慰说：“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同上卷一七一）常人的享乐不外是灯红酒绿、妻妾成行，皇帝的标准就远不相同。宋徽宗就倡丰、亨、豫、大之说，意思是要达到最大的满足、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放纵。过分的享乐追求必然导致在政治上怠惰腐朽，同时也导致对老百姓的克剥与掠夺。皇帝的享乐是建立在吃人喝血的祭坛之上的。
第三种是变态型。主要表现为一种兽性的狂虐。高齐后主高纬听人说，最乐的游戏是“多聚蝎于器，置狙（猴子）其中”，看受蜇的猴子在痛苦中挣扎。他立刻命人找来蝎子，放置浴盆中，使人裸卧其内，听到人“号叫宛转”，“喜噱不已”。辽穆宗耶律璨，终日沉湎于酒，且嗜杀成性。近侍多遭手刃，甚至对他们炮烙、支解，习以为常。刘宋的前废帝是以猜忌忍虐而恶名昭著的，“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官，不保首领”。虐杀狂病症的形成，固有其天性残忍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一种政治恐惧病，是在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猜疑嫉忌、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隋场帝是享乐型的典型，但也兼有虐杀狂的成分。杨玄感反东都，他令裴蕴穷治其党羽，并且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裴蕴承旨严治，杀三万余人，枉死者大半；遭罪流者又六千余人。后帝至东都，“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这充分反映了他灵魂深处那种对人类仇视和草营人命的兽性。朱元璋固然是大有为的开国君主，但同时也是一个虐杀狂。开国功臣中，老朋友、老部下，他都借事生非，几乎个个宰尽。胡惟庸案，族诛三万余人；蓝玉案又诛一万五千余人。赵翼指其“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其实，这也不完全能用天性来解释。太子未标曾因此劝谏他，他把一条荆棘放在地上，命令朱标去拿。朱标面有难色。然后他用刀把刺削去，让朱标拿起，并教训说：我杀的人都是这些刺，杀了他们，你才能稳坐江山。可见在他看来，滥杀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虐杀正是专制主义兽性的表现之一。虐杀狂表面给人的感觉是凶悍，然而内心深处，却弥漫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虚弱和恐惧。隋炀帝在江都，揽镜自顾，情不自禁地叹惜说：“好头颅，谁当砍之。”他从杨玄感反后就“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可证他精神早已崩溃。朱元津讳一切有关于“僧”、“盗”的音、意字眼，也表明他精神上病态式的自卑、紧张和虚弱。
第四种为弱智型，即大大小小的白痴和低能儿。他们中最著名的当然首推晋惠帝。其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婢宦之手，不请人情，不通世故，不识五谷，不辨东西的皇帝，何止少数！他们连正常的人事犹无能自理，遑论万机？情况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小皇帝，他们在成年以前，智力尚未成长，暂时是可以归人这一类型的。
第五类为平庸型，也就是实同于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皇帝。和任何一个人群一样，总是上智下愚占少数，普普通通的中间人物占大多数。在皇帝队伍中，这类平庸型人物自然也是占大多数。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出生在皇家这种与世隔绝、违背人情而又是政海风云，纵横诡通的环境里，不是白痴的也容易长成白痴一样，在这种特殊环境里成长的中间人物，其素质也是较之通常人为低劣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在他们身上还会带上特殊的烙印。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往往是在激烈的皇位继承争夺中长大的，习惯于你死我活的生存逻辑，使善良者流于懦弱，桀骛者习于凶顽。第二，他们自幼以天潢贵胄自命，容易养成狂妄的避性。所以这种人容易滋生变态，生出许多正常人所不该有的怪避异想、恶习和荒唐行为。第三，特别是他们是无限特权的拥有者，而权力正是一注不可防止的腐化剂。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化；无尚的特权，就是无止境的、特殊恶劣的腐化。因此，在貌似平庸型的皇帝队伍中，贪、残、狠、诈，习为常行，他们实际上是并不平庸的。正如唐甄所说的：“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潜书·鲜君》）这是一点不错的。
现在，我们把中国皇帝的历史来一个简化，在秦统一到清宣统退位的2132年里，取皇朝直线相承，即秦一西汉一东汉一曹魏一西晋一东晋一刘来一萧齐一萧梁一陈一隋一唐一朱梁一后唐一石晋一后汉一柴周一北宋一南宋一元一明一清这样一个简单化的发展线索来看，总共经历了二十二个王朝，君临中国的皇帝为老小一百七十个（同时并立的不计在内）。平均每个皇帝统治为十二三年。我们姑且假定，这一百七十个皇帝中，百分之二十是属于上述事业型、有所作为的。以一个皇帝平均在位十二三年计，这一类事业型皇帝统治中国总计不过四百年。而其余的一千七百多年，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就是在一大群腐败者、残虐成性者、弱智者、未成年的孩童、以及病态的平庸人等的专制统治下，螨跚行进。即就所谓有为的少数皇帝而言，在他们的统治期里，真正能推动祉会前进的功业究竟又有多少？这也大成问题。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在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人民的社会物质生产，但绝不否认个人在加速和阻滞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基本特征就是皇帝个人的独裁。二千多年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皇帝，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皇帝的队伍，却正是我们上文所分析的低能、腐败、贪虐、残暴的一大群。在这种人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社会经济贫穷落后，自是事所必然了。
当然，问题还并不限于某个皇帝个人的品质，问题的根本还在于这个制度。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苦苦忍耐和等待的老百姓，终于有一天迎来了老皇帝归西的喜讯，似乎是越过了某一道苦难的阶梯。但是，迎来的又是一个新皇帝。社会还是那个社会，制度还是那套制度，不过是以暴易暴的过程又加多了一次无出路的重复。灾难深重的中国历史总是在积怨愈深、矛盾愈炽中发展。终于，在下面广大农民再也无法生存，上面政府彻底腐化，也无力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旧王朝被推翻，皇帝也开始尝到了他亲手酿造的苦果。明崇祯自缢前，要亲手用剑砍死自己的女儿，并且伤心地说：“何事生帝王家？”也有的王朝是在篡夺中，力单势弱，被灭亡的。南朝的刘宋顺帝被迫让位给萧道成时，泣两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侯景过了几天皇帝瘾，等到兵败出亡时，他责备他的谋士说：“尔令我为帝，今日误我！”不过，到这个时候，他们后悔已来不及了。
旧王朝倒了，新王朝又建立了起来，作为封建专制制度，一切又恢复到原态。虽说迫于形势，暂时有所谓让步政策的采用，但是，只要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自己时，新朝的皇帝又把承诺的让步寸利必争地收紧回来。中国历史又在王朝兴灭的循环圈里兜了一转，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位。天下，依然是一人的天下；一人，却进一步发展为更集权、更专制的一人。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制度在世界潮流面前，更显出其顽固、僵死和落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