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使《汉书·食货志》说：古之王者，“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历代的皇帝也每每把遣使作为了解全国情况、处理应急措施的通常办法。汉武帝末年，“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上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隋文帝开皇三年，发使者巡省风俗，以使“不出庭户，坐知万里”。忽必烈“始定海内，欲见万里如在目睫，以决其畿”，乃派贺胜“乘传将指，遍历吐蕃、云南、广海之地，往返观察，军旅所及，必得其情以归报”（《道园学古录》卷十三贺胜《神道碑》；卷十八《墓志铭》）。有名的郑和下西洋，也就是衔明成祖的特殊使命而远涉重洋的。它如唐太宗遣观风使，清雍正遣观风整俗使、宣谕化导使，都是其类。许多皇帝还喜欢派遣宦官作为使者整顿地方政务、监视军队、督办工程、搜括财货。这种作法在某一程度上为皇帝增添了耳目，了解到实际的情况，有利于按自己的旨意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不过它是临时的、偶发的；而且，这些皇命在身的使臣们，往往是狐假虎威，凌轹地方官，敲榨老百姓，除了增添横暴以外，并不能对当时的政治带来积极效果。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民怨沸腾。元顺帝至正五年，为了收揽人心，派遣官吏分道奉使宣抚，以“询民疾苦，疏涤怨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唱的固属好听，但作的却完完全全相反。这些受委派的宣抚使官员，本身“类皆脂韦贪浊”，他们来到地方，与地方官勾结，官吏贪污而不问，百姓涂炭亦不闻，自己却大行贪赃纳贿，无恶不为。故当时民谣说：“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又说：“奉使来时晾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辍耕录》卷十九《阑驾上书》）类似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
延访和对官员的召对不同，延见或延访则带有一定的尊礼性质，多半施之于饱学的宏儒和有名声的耆宿。汉文帝征见贾谊于宣室，倾谈“至夜半，文帝前席”。这次延见是因为文帝在宣室受祭祀用的剩余肉块，而感鬼神之事，便专门请了大学问家贾谊来进行讨论的，所以后人有诗讥讽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光武帝征聘他的老朋友严光，三反而后至，“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有的皇帝甚至不惜枉驾就尊，以表示特别的诚意和尊礼，如周文王渭水访姜尚，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通过延访，求得真正的贤才而任之，或者是取得有卓识的建策而行之；同时也带来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因此，历史上有所作为的皇帝都用很大的精力投人这一活动，而且多确实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延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闻其名而延见，有的则因推介而延见。两汉时期，民皆可以诣阙上书，自陈己见。如果皇帝认为果有可取，即予召见，经过当面谈话，感到满意，便予以官职。如主父僵、严安、徐乐等著名政治活动家都是通过这条道路进人仕途的。北魏孝文帝在延兴二年，“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北史》卷三《魏本纪》）。朱元璋对解粮进京的各地粮长，和已告退返乡的功臣子弟元正来贺的，都亲子接见，加以训示。这类集体的接见，也有利于皇帝扩大接触面，掌握舆情。
诏求言与诏求贤求言也即是求贤。诏求言、诏求贤实际上便是范围广泛的延访。下诏求言是就某一重大问题，公开向部分官员或全体人民征求书面解答，它创行于汉武帝元光元年的《贤良策》。其文云：
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照，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乌兽，教通四海。海外肃脊，北发渠搜，民羌侏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风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欤？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成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针对这一设策，贤良们各抒所见。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就是他对这一问题前后三次作出的对策。通过策对，汉武帝找到了调整国策的方向与办法，同时也发现了人才。
在公开下诏求言的同时，汉武帝也下诏求贤。元封五年，诏曰：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
这都是皇帝个人，越过例行的官府程序，直接听取臣民的建言与批评，直接发现人才，不次任命官吏。到了唐代，制举制度正式形成。唐朝在正常的科举进士之外，又有制科之设。“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收。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村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宋初承周显德之制，分设三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一应内外职官，前资现任，黄衣草泽人等，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吏部，由皇帝御试，谓之大科。后续增为六科。神宗以后，累罢累复。制举的特点是“无常科以待天下之才杰”，而由天子亲策之，与例行的科举程式是不同的。南宋高宗时曾创行“制科”，三岁一试，“与制举无常科者异，然亦必召试定等而后授官，则亦可谓之制科。”（《日知录》卷十六《制科》）清朝初年的博学鸿词科亦即唐之制举。不过这时已把常科的殿试进士亦称为制科。历代的君主们对下诏求言、求贤的办法电问多采行，不过大多是在碰上大灾、危局时，为了收揽人心而玩弄的政治骗局。
登闻鼓《事物纪原》说：“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日登闻。”可知其设置之原意就在保证下情能上达。战国时，秦商鞅变法，对非议者严厉镇压。行之十年，乡邑大治，于是“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法家主张“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管子·法禁第十四》），老百姓议政是犯罪的。秦始皇立诽谤之法，坑杀了四百六十多名私下议论他的儒生，其意就是尽钳天下人之口。汉在这方面逐步有所放松。吕后当政的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二年，下诏：“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族，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昕治。”（《汉书》卷四《文帝纪》）两汉之世，普通吏民可以直接上书于皇帝，放言政治，往往能够受到重视。晋元帝太兴元年，初置谏鼓谤木。（《晋书》卷六《元帝纪》）《事物纪原》也记：“晋施广盗官幔合弃市，子宗及云挝登间鼓。”此“登闻鼓”与《晋书》的“谏鼓谤木”，应该就是一回事，原是有来谏的用意。南齐萧衍即位，“诏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才器、冤沈莫达，投肺石函。”（《资治通鉴》卷一四五）这也有鼓励臣民议政之意。到了北魏时期，在官阙左悬登间鼓，民有穷冤则挝鼓以上闻。《魏书》卷一一《刑罚志》）从这以后的登闻鼓，大概就成了专为申诉大冤狱的通路。
武则天时期，置四匦，共为一室，列于庙堂。色青者位东方，有能告以养人及勤农之事者投之，名日延恩匦。色赤者位南方，有能正谏、论时政之得失者投之，名招谏之匦。色白者位西方，有欲自陈屈抑者投之，名日伸冤匦。色玄者位北方，有能以谋智者投之，名日通玄匦。任正谏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匦使，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唐会要》卷五五《匦》武则天之所以这样作，主要是在奖励告密。宋、明都有登闻院、登闻鼓之设，“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明史》卷九四《刑法志》）。清初亦设登闻院，属通政司，主受诉讼事。故当时有御状、鼓状、通状之别。鼓状即登闻院之状，通状即通政司之状。“其后控诉者赴都察院及提督衙门，外藩则赴理藩院，无所谓鼓状、通状矣。”（《养吉斋丛录》卷之二）康熙时期还实行一种密折陈奏的办法。雍正在位，这一制度更加推广。所有这类奏折，不经过通政司转递，雍正在收到后亲笔朱批，阁臣不得与闻。雍正认为，这样作，一是通上下之情，以便施政；二是启示臣工，以利其从政。其实，这种作法的更大作用就是告密，十分有利于皇帝对外臣的控制。
微服私访微服私访或微服私行也是一些皇帝乐于采用的活动。这也称作微行。《史记》集解引张晏曰：“若微贱之所为，故日微行。”（卷六）微行的目的则可为两种：一种是过腻了与社会隔绝。单调、毫无生气的内宫生活，而乐于到宫门外走马游玩或射猎娱乐。南朝时候的大军阀侯景，平时喜欢独乘小马，弹射飞鸟。后来篡位作了皇帝，“及居禁中，不得轻出，常郁郁不乐云：吾无事为帝，与受摈不殊”（《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刘宋的后废帝“好出入，单将左右，或十里、二十里，或人市里，遇谩骂则悦而受之”。后且“无日不出，与左右解僧智、张五儿恒夜出承明门，夕去晨反，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元免者。人间扰惧，昼日不开门，道无行人”（《南史》卷三《宋本纪下》）。隋炀帝大业六年，在长安端门街举行角抵大戏，炀帝曾数度微服往观。这都是想在穷极奢靡的宫内生活之外，寻找新鲜和刺激。也有的皇帝屡行私访，是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秦始皇曾微行成阳。朱元璋也累行私访，出入于负廓穷卷之中，对臣下进行秘密察访（《明史》卷一三七《罗复仁传》）。《野纪》载：“高皇微行大中桥傍，闻一人言繁刑者，语近不逊。上怒，遂幸徐武宁第……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帅兵三千持兵来……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桥，使兵自东而西诛之。当时顿灭数千家。上坐以俟返命乃兴。”（卷一）其野蛮、残暴，真是令人难于置信。
6）殿试、视学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皇帝为了收揽人才，从两汉时代开始，就设制举。但它无定期，没有确定的程式。隋唐始行科举，初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玄宗时，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武则天天授元年，她亲策贡士于洛阳殿，谓之殿试。不过，殿试真正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还是宋代。宋太祖开宝年间，亲御讲武殿，复试进士宋准等，从此，遂成制度。凡考中进士的便誉为天子门生，这批知识分子、准官僚和皇帝之间又增加上门生与座主的师生之谊，更加加深了他们对皇帝矢志不移、感恩图报之心。南宋人刘一清记当时殿试的情况：“廷试之日，士人由和宁门人，徐行，执号、乐卫士收数成行而入。至集英殿门外，中官展视而收之。殿外挂混图于露天，甚高。良久，天大明，了然分明，知位次。土人聚于殿门外，待百官常朝毕，方引士人进拜，列于殿下。宰臣进题，上览焉。天子临轩，天颜可瞻。起居赞曰：省元某人。以下躬身再拜，又躬身而退，各依坐图行列而坐。每位有一牌一枚，长三尺，幂以白纸，已书某人、某乡贯，或东西廊第几人，不得移动及污损。坐定，中官行散御题，士人皆以御题录于卷头草纸上，以黄纱袋子垂系于项七。若有污损，谓之不恭，纳卷所不受。散题后，驾已兴人内进膳，赐食于士子、大学馒头一枚，羊肉泡饭一盏。食毕，不见赐谢恩。或要登东作旋（大小便），则抱牌倦卷子而往，卫士相引而去，亦不甚远。既坐而试，不得与邻坐说话。中官、从官杂处董之，宰执巡行。至申时，天子复临轩。纳卷于殿廷东庑阶下之幕中。一中官监视，收其牌及御题卷子，亦不容人临时于纳处展视。若至昏时，则见有传者云：已不在黄甲矣！士人每出一门，必书姓名于门东。历四门，皆书姓名，押宇。出时无号，无人押行，亦不待人齐出。”（《钱唐遗事》卷十《丹墀对策》）可见所谓殿试，由皇帝命题（当然是大臣代命），并亲临监试，仪式是很隆重的。所取的分三甲：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叫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若干人，三甲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对及第者的名次，也往往在主考官进呈的秩序上，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另行更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人物，几乎全是由此而晋身的。
视学即皇帝对国学亲加试察，祭奠先师孔子，并集合生员，由皇帝本人或淳儒硕学讲解经传，以示对教育的关怀和对先师孔子的尊敬。尊师重道，一直作为一种美德，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视学”也称“幸学”。清雍正皇帝为了表示对儒学的尊崇，改称为“诣学”。
7）亲刑狱
在阶级社会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法律就是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专制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他口含天宪，也就是最高指示。从秦始皇开始，规定“法出于一”。它的意思既包括以秦的法律来统一原来的六国，即全国地区；也明确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力操在皇帝一人之手。西汉社周专伺人主的意旨而治狱，有人批评他，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卷六《杜周传》）古之时以三尺竹简书写法律，“三尺”就是指法。杜周的这段话，深刻地指明了中国历史上法律的本质与其产生的根据。中国古代的法律有律、令等形式。在汉代，令的法律效力高出于律，这是因为当时律仍不完备，因此，社会上发生的大量新问题，新案犯，只能依靠皇帝临时的决断，即所渭令来处理。后来逐渐发展为律、令、格、式一整套完整的法律格局。到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又进人后半段的转型时代，中央集权与社会经济结构又有了新的发展。皇帝的敕诏又成为最有效的法律形式，用它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取代原行的法律。宋神宗明确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并把唐以来的律、令、格、式改为敕、令。格、式，强调敕的地位。朱元璋在修订《明律》之外，又另颂《大诰》，作为律的特别补充。这都清楚地表明：律原来就是皇帝的敕令。前主之令被固定下来成了后主之律，而后主之令也就是将来的律。封建时代的法律就是皇帝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与需要，以敕。令的形式逐步完备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