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虚构性叙事文学的繁盛，这在中唐以后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面既包括前面已经作了介绍以白居易《长恨歌》为代表的叙事诗，也包括本章将要介绍的文人创作的传奇小说和近代从敦煌石窟发现的话本、俗赋、变文等俗文学作品。其作者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作品的流传范围也有所不同，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联。唐代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生活的兴旺是其共同的背景，在文学趣味上它们程度不等地都有世俗化的趋向；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在写作特点上也有很实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孟柴《本事诗》记述张祜对白居易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表明唐人就已经注意到俗文学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一、唐传奇
“传奇”最初被唐人用为单篇小说或单部小说集的题目，如元稹的《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人《太平广记》时改题，另外裴铡所著小说集也叫《传奇》。后世遂将唐人那种故事性较强的文言短篇小说通称为“传奇”。需要顺带说明的是，“传奇”一名称应用的范围很广，不但后代说话、讲唱中有“传奇”一类，南戏在明以后也叫“传奇”。
唐以前小说的主要类型为志怪。前面说及六朝志怪发展到后期，有些优秀之作情节变得较为曲折，并且较偏重于现实的人生情趣。但总体来说，志怪作为艺术创作的意识还不明确，所以明人胡应麟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承其意而更明确地指出，传奇与志怪相比，“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正因如此，唐传奇在情节、结构、叙事手法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初、盛唐时期的传奇如果借用唐诗的分期概念，那么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些还完全停留在志怪的范围，也有些则显示了新的特点。而一般认为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
《古镜记》自中唐顾况的《戴氏广异记序》起即明题王度（文中子王通之弟）撰，文字亦以王度自述的口吻写成。然也有些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今尚难定论，不过它的产生年代大概是比较早的。
此文记王度得一古镜以之制服妖精等灵异事迹，以若干小故事串联而成。它以真实的人物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那些灵异事迹也是真实的，就此而言有很明显的六朝志怪的特征。但它篇制规模已远远超出一般的志怪小说，而且文辞华美，描写也较具体生动。如文中述一老狐所化女子鹦鹉为古镜所照，白知必死，乞一醉，醉后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不必伤，何为眷念，守此一方广实际上表达了人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哀伤，颇有感人之处。就此而言，则作者又显然是有意识地运用了艺术性的虚构手段。在结构上此文以王度的叙述为主线，又穿插其家奴的叙述，其弟王勣的叙述，较之六朝志怪稍趋复杂和完整。
《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此文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其妻于戒备森严的密室中突然失踪。欧阳纥经一番历险，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擒获妖物，乃一大白猿。猿精被杀死前告欧阳纥：“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后其妻果生一子（即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欧阳纥死后，由江总将此子抚养成人，“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前人或认为这篇小说是唐人为诽谤欧阳询而作（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此篇文字较《古镜记》为简洁，故事的叙述却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在艺术技巧上显得更讲究一些。所写白猿虽是妖物，却神异而风雅，如写它现时情形是：“日哺，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这里的描绘是相当生动的，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文学趣味。
产生年代较早的小说还有《游仙窟》。此篇在国内久已失传，却保存于日本，近代才重新传回国内。据研究，其传人日本约在唐开元年间。因卷首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故一般认为是高宗时代著名文士张鷟（字文成）所作。
中唐时期的传奇中唐是传奇发展的盛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当时颇流行的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的写作风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关于男女之情的小说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陈玄祜的《离魂记》是产生较早的爱情小说，据篇未作者自述，当作于大历以后不久。故事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情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远去，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但突出了女主人公对婚姻自主的要求，描述也更细致一些，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
唐传奇盛期首先崛起的重要作家是沈既济（约750—797），曾任史馆修撰，引日唐书》本传称其“史笔尤工”。所撰《枕中记》和《任氏传》均是唐传奇中的名作。
《任氏传》写因贫穷而托身于妻族韦崟的郑六，邂逅狐精所化的女子任氏，娶为外室。韦崟本富贵而落拓不羁，爱任氏绝色，欲强行占有，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
《任氏传》标志了唐传奇小说艺术的成熟。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除了开头和结尾，任氏的言行及情感都是充分人性化的；小说借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但在细节的展开上，却比一般史传更为丰富，这使得任氏的形象显得十分生动可爱。如任氏力拒韦奈的一节写道：
……崟爱之欲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崟乃悉为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
其后写任氏感叹郑六因贫穷不能不依附于韦釜，以致“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这实际上也是指责韦崟自恃有恩于郑六才敢如此霸道。韦崟不愿被她如此看待，遂表示谢罪，放弃了占有她的念头；而任氏知道韦崟深爱自己，在“不及于乱”的前提下同他保持了不同寻常的亲昵关系。这种深入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是以前的小说不曾有过的。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霍小玉与李益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小说的悲剧性结局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超过了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连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娃传》也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的名作，作者为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资财耗尽后被李氏假母设计抛弃，沦为唱挽歌的歌郎。其父发现后，责其地玷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浑身溃烂，沦为乞丐。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自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终于步入仕途，并与父亲相认，后渐至显达，李氏也被封为溦国夫人。
晚唐时期的传奇晚唐时期，单篇的传奇创作大为减少，小说集的创作却兴旺起来。较重要的有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袁郊《甘泽谣》、皇甫枚《三水小牍》等，而裴铡所作《传奇》尤为特出。在题材方面，豪侠小说的兴起最为引人注目。
《虬髯客传》在豪侠小说中享名最盛，旧题杜光庭作，近年研究者多认为它原为裴铡《传奇》中的一篇。小说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私奔李靖，又在客店中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与之结为兄妹。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其“真天子也”，遂将资财尽赠李靖夫妇，脱身远去，后在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首先它描绘人物极富英雄气概，如红拂一侍女耳，视权重天下的杨素为“尸居余气”，见李靖可嫁，即从容投去；虬髯客虽自知不能胜过李世民，也绝不愿俯首称臣，为其驱使。这种文学形象作为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的反面，代表着人们对于自由豪迈的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其独特的感染力。同时，所谓“风尘三侠”，各有其个性和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这也是很好的构图式的配置；而小说于英雄豪迈之气中，穿插儿女之情的旖旎，读来尤觉深有情趣。
裴铏《传奇》中另有《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聂隐娘》写聂隐娘自幼为一女尼携去，习得武艺近于神异，后世武侠小说实滥觞于此。这类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技艺超群，行止亦不循常规，难以常情揣测，显示出想象世界中人生的奇妙，给人以阅读的快乐。又袁郊《甘泽谣》中的《红线》和《懒残》，也有近似的趣味。
爱情题材的小说在晚唐已告衰微，可以一提的有《三水小犊》中的《步飞烟》。此篇写武公业之妾步飞姻厌恶丈夫粗悍，与邻家少年赵象私通，事发，被毒打至死。故事情节与描写均不甚佳，唯写步飞烟为维护自己的情人坚不吐实，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其身娇弱，其性刚烈，令人感动。而男儿赵象则“自窜于江浙间”矣。
二、唐代的俗文学
十九世纪末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文献中，包含许多久已失传的俗文学资料，根据原有的题目，其类型主要有变文、话本、讲经文、词文、俗赋等；有些则没有明确的标题，在归类上研究者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其中话本大体上没有韵文，大概只是用来讲说的；其余的或韵、散兼行或纯为韵文，大概或说唱并重或以唱诵为主。这些俗文学资料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唐代文学的认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通俗小说与讲唱文学的起源情况，也由此变得较为清楚了。
俗赋及词文西汉俗赋《神乌傅（赋）》的出土，令我们了解到一种非常古老的俗文学样式的存在，而敦煌写本中的俗赋，更证明了它的源远流长。如《燕子赋》是一则动物寓言，写燕子因自己的巢被黄雀强占，向鸟王凤凰控诉，凤凰遂拘来黄雀杖责囚禁。将《神乌傅》同曹植的可以认为是源于俗赋的《鹞雀赋》以及本篇放在一起考察，能够看出三者之间的传承与变化。
讲经文与变文讲经文是寺院中举行“俗讲”（对经义作通俗讲演）时所用的底本，现存有《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等等。文中每引一段经文而后讲解一段，讲解时有说有唱。佛经中原有带文学性的内容，而讲经人又加以一定的发挥，使得这种宗教宣传活动也有艺术魁力。而且，这种宣讲形式对变文的产生应该也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变文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其文辞大多韵、散相杂，这表明艺人在转变时通常是说一段唱一段。转变还有一个基本特征是表演时以相应的图画配合，随着故事的进展，说唱者卷动画卷，变换画面。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描绘了一个女艺人表演《王昭君变文》时的情景：“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其内容则可分为讲佛经故事与世俗故事两大类。
但“转变”这种演艺形式是从何而来的？“变”字应作何解释？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一种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变”是梵文citra（图画）的音译，“转变”源于“俗讲”，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但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变”即是汉语原有的“变化”之意，而世俗内容的变文可能比佛经故事的变文出现更早。这牵涉到唐代多种讲唱文学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尚有待深究。但不管怎样，唐代的“转变”表演看来很早就是世俗化的了，唐诗里偶有提及的艺人均为女性，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话本小说唐代有多种文献言及“说话”这种民间演艺流行的情况，然所用的话本散失殆尽，幸而在敦煌石窟中又重新发现了《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叶净能话》及《唐太宗入冥记》等。这些小说的语言文白相杂，口语的成分已经相当多。以现存的资料而言，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民间通俗小说最初的形态。
《叶净能话》叙述唐玄宗朝道士叶净能的神奇事迹，由十多个小故事缀连而成，情节新奇有趣，语言浅俗通顺。其中既写到叶净能惩处占人妻女的岳神和祟人女儿的妖狐，又写到叶净能依仗法术霸占玄宗宠爱的宫女，显示民间文学在道德观上不那么讲究的态度。《庐山远公话》则是述东晋高僧慧远故事的，它的文字要比《叶净能话》老练，但其演说教义的态度比较认真，故事反不如前者有趣，这里多少也可以看出佛教徒与道教徒的区别。
《韩擒虎话》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话本。它叙述隋代武将韩擒虎灭陈等事迹，虽然在大背景上有所依托，具体故事的描述则全出于虚构与想象，情节稚拙而生动，体现了民间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特殊的理解方式，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与此一脉相承。
唐代话本小说留存数量有限，艺术上也较粗糙，但表现出的想象力是非常活跃的。在小说史的研究上，它更是有着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