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在战争观问题上代表进步思想的应属周世宗柴荣。他在即位后，做出了“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规划，并为此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改革政治和军事，兴修水利，发展交通，同时开拓疆土，表现了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反对分裂割据的杰出的政治家的胸怀。他虽出师多捷，惜终因早逝而未成大业。但其所表现的雄图大略以及为统一祖国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进步思想亦常为后世所颂扬。
三、多有创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战争指导理论，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兵学研究成果，结合当时的战争实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致人、久速、奇正、虚实、攻守、形神、诚诈、阵法等重要军事范畴所含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阐发上。
关于致人。如何用兵，先秦以来就其说繁杂不一，人们往往难得其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载唐李君臣之言指出，用兵的关键在于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可谓一言中的。李靖所谓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李世民所谓“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卷下），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争取战争主动权问题。他们还多次讲到“主客”这一范畴，强调要努力使自己“变客为主”，使敌人“变主为客”，也是讲的这一思想。他们认为，战争双方，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掌握者胜，失之者败。书中关于奇正、虚实、攻防、示形、阵法、既反对迷信又利用迷信等观点的论述，都是围绕“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展开的。唐人的这一认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关于久速。隋唐之前的论兵者多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战争持久对敌同样有害，更未见当这种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便是对己之利，因而在论述久速这对范畴时，往往片面地主张贵速而残久。李世民总结了新的经验教训，提出对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应采取“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通典》卷155《兵八》）的方略。李靖在总结唐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兵之情主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如果碰到敌将多谋，士卒团结，纪律严明，兵利甲坚，士气高昂，难以速胜的情况时，就应“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其持久”（《通典》卷154兵机务速》），从而从理论上纠正了过去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强调应根据情况灵活决策，当速则速，当久则久，对久速这一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较全面辩证的论述。
关于奇正。自《孙子》完整地提出“奇正”这一重要兵学范畴后，兵学家们不断对之进行探讨。但后前的注释家们大多只注意孤立地解释奇正概念，对之进行例释，未能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将奇正解释为“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利奇，众为寡奇”（《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奇正》）；“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等，对奇与正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刻认识和概括。李靖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认为“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团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只有“临时制变”。善用奇正的“极致”是“形人而我无形”，做到“无不正，无不奇”，即根据情势运用奇正相变规律，做到正亦胜，奇亦胜，其关键在于“使敌莫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这一认识纠正了前人对奇正关系的机械理解，对于后人正确运用这一原理指导战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虚实。虚实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的一个军事范畴，并认为“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对虚实与奇正的关系，唐人之前，无深刻揭示者。唐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结论：一是认为奇正是致敌虚实的手段，只有知奇正，才能真正做到避实击虚，“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二是只有知虚实，才能正确使用奇正，做到“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如此，则可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做到致敌而不为敌所致。可见，奇正与虚实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二者不可偏废的制胜原则。三是要做到知虚实、用奇正，就必须善于“示形”，“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所讲使蕃、汉之兵“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即是运用“示形”手段隐我奇正、致敌虚实、出奇制胜的谋略。唐人关于奇正、虚实、示形三者关系的认识也有其独到之处。
关于攻守。攻守是战争双方进行军事对抗的基本方式。对此，唐人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的著名论断，即认为进攻是防守的机键，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二者虽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为此，要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既反对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又反对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守。唐人的这一见解对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阐释，成为古今中外克敌制胜的铁则。李世民攻洛阳，攻中有防；李光弼守太原，防中有攻等，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关于形神。形指军队的物质力量，神指军队的精神力量。从作战指挥上看，形与神是什么关系，前人在理论上缺乏深刻揭示。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太白阴经》卷2《兵形篇》），较深刻地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又要有高明的谋划，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而不可将其割裂开来，从而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另外，李筌对顺倾（用顺其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见《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心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这异者胜”，强调隐蔽真实意图，伪示形迹以欺敌，见《太白阴经·沉谋篇》）等，注意揭示军事谋略的哲学底蕴，均有高于前人之处。
关于诚诈。孙子提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的命题，受到一些儒家学者的非议。隋唐统治者和兵学家们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取得政权后，强调“增修仁义”，治国不应再“尚诈力”，但军队作战仍需以谋略取胜。裴行俭主张“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将诚、诈的施行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唐朝中期名臣李泌、陆贽针对国君猜疑将帅、酿成祸乱的教训，突出强调以诚驭将，提出“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认为对下“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这些观点对于后世君主正确处理诚诈关系，以诚驭将，以谋制敌，具有启迪意义。
关于阵法。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唐人，对阵法多有创新。如《卫公兵法》中对阵的基本战斗单位（队，或称大队）编制的规定，对七军兵力编组和一般使用原则的规定，对七军阵形及其变化等，都有详备而明确的论述。他们对军阵的布列既有严格的要求.又不像宋人那样拘泥于阵法，而是主张因情因势灵活用兵。李世民、李靖等都是活用阵法的高手。而且其阵本身也是可以因形势而变化的。如李靖的六花阵就有多种变化形式；其横阵和竖阵也可以因敌而列；行引方阵也可据情变化；其隔队抽队的撤退阵法也体现了孙子所说的既“践墨”（遵守法度）、又“随敌”（灵活应变）的指导原则。
四、通揽全局、积极防卫、专我分敌的战略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的战略决策思想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战略家们驾驭全局的能力更趋娴熟，其战略决策更为高明，更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做出相应决策。这在隋、唐前期更为明显。其突出特点体现在通揽全局、因势而变；积极防卫、治内服外和分化瓦解、文武并用三个方面。
（一）通揽全局，因势而变
隋唐五代时期的战略家们在制定战略时，高度重视通揽全局，既强调把握空间的全局，又重视时间上谋之久远和程度上谋划的细密。隋、唐的开国者们对统一全国战略的谋划和实施，唐前期所实行的安边绥远的国防战略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北周宣帝（宇文赘）去世后，外戚杨坚人总朝政。他一方面“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身躬节俭”（《隋书》卷1《高祖本纪上》），以收天下之心，一方面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在国家出现动乱之际，得以应付自如。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起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响应，赵王招等五王策应，并请求陈朝出师，宇文胄从荣州（治今四川荣县）、石愁从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等地纷纷起兵，颇有天下大乱之势。在这种情势下，杨坚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用人得当，分别派兵将各路叛军一一讨平，并在处理上注意政策，如寝赵王招等之罪，以安其心等，从而使这场重大政治危机得以化解，表现出很强的控御全局的能力。杨坚称帝后，在遂行统一全国的战略中，则表现出因势而变的灵活性。当时，南有陈朝抗衡，北有突厥为敌，西有吐谷浑为患，根据当时形势，他制定了防北攻南的战略，将陈朝作为战略进攻的重点。但后来突厥大举人侵，杨坚及时调整了战略方向，集中力量对付突厥。在突厥臣服后，才调集51.8万大军南下攻陈，一举灭亡陈朝，统一了全国。这种根据形势适时调整战略方向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唐统一天下战略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战略之一，大致分作两步。第一步为夺占关中，建立根基。早在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就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产生了起兵反隋之心，但一直韬光养晦。隐忍未露。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当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隋朝灭亡已成定势时，他接受了次子李世民等人拟定的起兵计划，确立了“乘虚人关，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其基本策略是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即因天下大乱之势，借突厥和农民起义军之力，打着拥隋旗号反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并对召募兵士、筹集粮响、联络突厥、消除隐患、结好李密等有关全局性的战略性部署，都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于同年七月在晋阳起兵，先后取得了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县）、包围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进军关中和定鼎长安等重大胜利，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步为翦灭群雄，统一全国。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又对全国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正确估量，制定了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确保关中的前提下，先急后缓，先北后南，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群雄。由于战略正确，实施策略得当，因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唐统一天下，体现了从其自身的力量、所处的地位及当时的形势出发制定战略的思想，因而能根据不同阶段调整自己的战略，使自己能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唐在平安史之乱战争中，也有通揽全局的高明谋划。如在安禄山攻克两京之后，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提出了立足长远，以迂求直，以逸待劳，歼敌有生力量，疲惫敌军兵力，然后一举克复范阳（治今河北蓟县），全歼叛军的建议。此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平叛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惜的是，唐肃宗因为急于求成，拒绝采纳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使平叛战争陷人了如李泌指出的“贼必再强，我必又困”的境地。
李泌为唐德宗谋划的区别敌友、联友制敌的边防战略也体现了通揽全局、因势应变的思想。安史之乱以来，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唐边境。李泌认为，其中主要威胁来自吐蕃。回纥曾两次助唐平叛，有与唐修好的愿望，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德宗因感情因素不愿与之和好，才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南诏“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但“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鉴于这一情况，他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即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边防战略，德宗顽固地反对联合回纥，李泌犯颜直谏10余次，才使他采纳了这一正确决策，使吐陷陷于孤立，不能再对唐边境构成威胁，唐得以积蓄力量为后来集中削藩平叛创造了条件。另外，李泌反对德宗在平定朱泚之乱后将安西、北庭之地割让给吐蕃的允诺。认为“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新唐书》卷139《李泌传》）从而阻止了这一害己益敌、贻祸久远的错误决策，也体现了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
（二）积极防卫，治内服外
隋、唐前期，实行的基本是积极防卫的国防战略。隋文帝对突厥采取的分化瓦解战略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唐朝前期，也基本上实行的是积极防卫的国防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一改过去某些中原王朝单靠修障筑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了励励图治、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卫战略，当有人建议筑长城以防御突厥时，他回答说：“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新唐书·突厥上》）为此。他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战役，不但较为彻底地解除了边患，而且使唐朝声威远播，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批评隋杨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厥的消极防卫措施，认为“朕今委任李世勐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卷67《李勐传》）高宗时期的讨西突厥之战，武后时的用兵突厥和吐蕃等，也基本上都体现了积极防卫的战略思想。只是唐玄宗到了后期，把这一战略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才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在处理内外关系上，唐太宗提出了著名的“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观点，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同时他又认为，“邦国虽安，忘战则必殆”，要求“知弧矢之威，以利国家”（《贞观政要》卷9《论征伐》），他用“治安中国”达成外服“四夷”的目的；用外服“四夷”促成国内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内外兼修，相辅相成，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鼎盛局面。他对周边国家实行“公正”裁决、抚顺惩叛、恩威兼施的原则，掌握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使唐朝真正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领袖国。唐中后期，西北边防逐渐削弱，首先是由于中原内部不够“治安”；至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召来的外侮，则从反面说明了唐太宗这一观点的正确。
（三）分化瓦解，文武并用
将分化瓦解、文武并用思想施行于战略层面并取得成功的，历史上不乏其例，隋唐时期更有独到的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