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编综述
《曾国藩治兵语录》的条目基本上都选自近代名将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辑录于1911年，蔡锷作序，每篇章后都写有按语。书中的曾就是曾国藩，胡是胡林翼。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其父原是嘉庆进士，十分推重程朱理学，因此胡林翼从小便受到理学的薰陶。他和曾国藩是同一时代的人。1854年他以道员衔率黔军到湖北，与湘军一道反攻武昌。两年后升任湖北巡抚，全力支援曾国藩围剿太平军。
《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于1917年在上海印行，梁启超为之作序，影响深远。1919年，李根源又在广州重印。蒋介石非常推崇《曾国藩兵书》，在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曾加以增补，并将该书定为教材。该书的兵法思想，对现代中国军官、将领，以及现代战争史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曾国藩治兵语录》，主要涉及军事人才的选拔、选拔的标准，以及治军打仗的一些原则。在曾国藩看来，好的将领必须具有“勤、恕、廉、明”的品德。同时，他主张“以礼治军”，认为“带勇之人，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认为士兵的斗志和将领的谋略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他极为重视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在临敌作战方面，他主张应扼守要地，巩固后方，积极进攻，各个击破；主张集中兵力，戒除浪战。认为将领应身先士卒，军事上主张扎硬寨、慎战，同时也主张抓住战机主动出击，讲奇正，重计谋。
一尊贤使能
【原文】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危，共闾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注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第一戒个骄宇，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了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望，但重名扬万古之志。
【注释】
辅：辅助、帮助。
至难：特别困难。
幕府：古代军队中将帅办公的地方。
洎：到，及。
闾冗：重要。
乡里：乡下。
公牍：公文。
惰：怠惰、散漫。
【译文】
挑选将材，要找具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就是最好的人选。
要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非常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今天看来，这些人是多么地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寻求人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之辈，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择取人才的方式，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办事的关键是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就是作为官吏对命案、盗案必须亲自勘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将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小条理、起初的条理和结束时的条理，既要理清它的头绪而与其他事做一区别分析，又要归纳它的特点，类比近似的事理。眼到，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认真地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事情的关键所在，动作笔记，以防止遗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虽然已有公文，仍要苦口叮嘱。
为人将领第一要戒“骄”字，心里如果有丝毫骄矜之气，那么他手下的营官必然傲气十足，士兵怠惰，打仗不肯出力。第二要守“廉”，自己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哪还有怕穷困的道理？要经常让自己的手下将官多获利，德泽也要施于众将士，如此就会人人心悦诚服，千万不要处处为自己打算，引发人们的议论。既然有了名，就无法再去顾及利，不要有名利双收的奢望，但必须有名传万古的志向。
【心得】
在这几段语录中，曾国藩论述选择将才的原则。对他的这些观点，蔡锷是这样评价的：“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精要，要求也特别高。西方人谈论将领时，总要称‘天才’。换句话说，将领需要天赋的智慧与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都主张作为将领必须要有良心和血性。真可谓中肯之论，同时也是他们独到的看法。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攻陷东南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原本是一介书生，都是翰林出身，一个是清宦，一个是僚吏，对于统兵打仗，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平时所做的事，与行军打仗没有丝毫关系。只因有良心血性，而使他们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军功卓著，恩泽全国。他们的功勋、行事、言论，可与古今的名将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这难道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他们二人与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最多也不过做一名显赫的官员，或者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如何能够从军队中奋起，平定国难，建立旷世奇功呢？
“以上各节，言辞大多十分沉痛，都是悲叹人心沉沦，志节不振作。眼下，时局的险恶、祸患的剧烈程度，大概10倍于咸丰、同治时期。我们身为军人，若不确立宏大的志向，以救国为目的，以为国捐躯为归宿，就不足以救同胞出苦海，使国家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我们必须把这颗赤诚之心，奉献给九死一生的战场，义无反顾，才可能于事有补。如果大家果真能下定决心，百折不挠，那么千灾百难皆可迎刃而解。假如我们这些做将校的人，都以居高官、受厚禄，安享荣华富贵为追求的目标，士兵则以获取虚名和军饷为追求的目标，那么，曾、胡二人必定要痛哭于九泉之下了。”
的确，将才是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人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史称其人“才气过人，好论军计”，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马谡刚开始时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多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蜀南，立下了重大功绩。但他在戍守街亭时，却犯了兵家之大忌。
蜀国街亭为汉中咽喉要地，诸葛亮派将驻守。马谡请令，诸葛亮再三叮嘱须靠山近水扎营，并令王平辅之。马谡刚愎自用，违令，又不听王平谏言，竟在山顶扎营，因而被魏将张邰所败，街亭失守。马谡不遵诸葛亮将令，失守街亭，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惜其才，但以军法无私，挥泪斩之，并因己用人失当，上表自贬。
虽说马谡才气过人，但由于他缺乏实战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王平的谏言，终于造成了街亭惨败。
正是基于对将才的器重，所以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四处求才。他的幕僚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透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特别列出“寻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进幕府，并成为曾国藩兴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土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传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透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避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立，“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能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基本上他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且有效的。
同时，曾国藩还非常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得一而可得其余”。他曾举例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类似昆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征求人才时须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收“得一可及其余”之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自从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马说》问世以来，时至今日，“伯乐”已成为关于发现并推荐人才的代名词了。在历史上许多荐贤举能的故事中，三国时代吴国的阚泽推荐陆逊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的作为实际上难于历代许许多多的“伯乐”。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的人才也很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祖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善兰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周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二人推荐的。
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曾国藩能够成其“事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天伦。”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古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名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调天下至大，事变至股，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亦称：“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彊臣国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说：“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睹也。”
曾国藩为求得贤能之人，是颇下工夫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话责，有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他礼贤下士，颇有周公吐哺之风。《归闻随笔》记述道：“咸丰以来，统兵人员推公平生来未尝台坐，其每见僚属必台坐者，胜保也。台坐者，旧制，大员见小吏，居中设独坐而坐，谒者立于傍也。”曾国藩曾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的心情说：“弟尝谓带勇需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忘诸怀。”及至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行发展，人才尤为极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之急，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除越，贻友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疏民困，得一分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以备识人、求才之用。
曾国藩这种知人之明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这可以从他与左宗棠、李鸿章、李元度三人的关系上得到具体生动的说明。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向来极为赞赏，在他处于危厄之际，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以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位至督抚。此举也终于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念、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指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二人都有宽广的胸襟。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怀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磨练在当时更是为人传颂。
最初，李鸿章投靠到曾国藩门下时，曾国藩对其态度表现得极为冷淡。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态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锐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锐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要定时，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动，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饭，李鸿章则不然，向来就有一种不惯受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如此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于是，每天的一顿早餐就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士兵去请他吃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等他赶到大营，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宇。”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遭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这才对曾国藩严谨的行事风格有所了解，因而心生警惕。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先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之后又让他帮忙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赞赏。几个月后，曾国藩当众夸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文稿超越众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会超过我，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相国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