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的政策上，曹操首先废除了两汉时期苛刻的租赋制度，改以每户出绢两匹、棉二斤，不再额外收取。同时严禁豪强兼并，大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曹操还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和无牛畜的农民，在各级典农官的统率下耕种官田，租税就按六四或五五分谷。曹操根据屯田制，使农民有田可种，生活大为好转。
除屯田之外，曹操还督促开荒种田，按照各州郡户口数目比对垦田之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曹操在一次行军中，经过麦田。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但后来自己的马却跃入麦田，曹操自请部属议罪。但由于主帅不可自杀，曹操于是割发置地代替斩首。
除了重视农业以外，曹操还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实行法家政治，建立国家的法纪。总之，他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一方面保障了农民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也使魏国从动荡逐渐走向稳定。
而宋朝建立后，却对农民进行疯狂压榨，使农民在遭受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之余，还要负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治理黄河水害工程，这项工程调发役夫达10余万人。来自数百里以外至千里以外的役夫，应役一至两个月，不仅农事荒废，而且往往家败破产，甚至死于役所。由于民众的生活非常艰苦，所以农民的反抗此起彼伏，贯穿了宋王朝的始终。
由此可见，爱护百姓，爱惜民力，是每一个当朝者都应该做到的。须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七举措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县赏当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家之女出财产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注释】
举措：任用和废置官员。
怀宝迷邦：怀才不遇。
逸人：遁世隐居之人。
旷：冷落。
四门：学官名，始于北魏太和二十年，设立“四门博士”。
玄纁：玄、纁是两种染料，引申为聘请贤士的赞礼。
【译文】
擢用和废置官员，重在任用正直贤良，摒弃奸佞邪恶。治理国家就好比修身，其关键在于修身养性；治国的关键，则在于选拔任用贤能。修身养性是为求身体安康，举贤任能则为国家的安定。所以，国家有贤良之士辅助，就如同房屋之有柱子，柱子不能太小太细，辅佐国家者也不能懦弱无能。如果栋梁细，房屋必会倒塌；如果辅佐的人懦弱，国家也会衰亡。由此可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重用正直的贤良之士，而摒弃奸佞小人，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安定兴盛。房屋的栋梁必须使用圆直坚实的木头，而国家的辅佐也必须由耿直的贤能充任。坚实圆直的木材通常生长在森林之中，而耿直的贤才往往出身于平民百姓。所以，君主若想起用贤能，一定要到卑微的隐居处去寻访。有些人怀才不遇，使他们只能与一般普通百姓一起生活；有些人高超卓绝、贤能孝顺，却得不到起用或不被乡里举用；而有些人忠心耿耿，却受到奸党的诬陷。帝尧重用避世隐居之人，商汤招用有莘氏，周公从地位卑微的人中求贤，他们都找到了旷世奇才，终能实现太平社会。所以君主应该公开宣布奖赏来对待有功之巨，设置高的职位来礼遇贤士，同时不冷落一般的官员。若能广开门路来振兴国家政治，用玄纁来聘用隐士奇才，普天之下同心一意，则没有仁德之心的人就会远避；若轻视地位卑微的人，推崇财色，重用奸佞小人，而忠诚耿直的贤良之士却被流放，玄纁不施行，又怎能获得贤能的辅佐呢？一个国家混乱不稳定，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这是没有任用贤能的过错所造成。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不用贤能而国家却没有危险，任用贤能而国家却不安全的先例。如果官职因人而设，国家必会混乱，反之择才任官，则必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聘用贤良和婚嫁的道理一样，从来都没有过主动出嫁，还拿出钱财去当人家媳妇的女子。因此，女子是因为得到聘礼而献出自己的贞节，贤能的人是因为喜爱玄纁而去实现自己的声名。用礼仪去聘用贤士，国家才能安宁兴盛。
【心得】
《尚书·咸有一德》中记载：“任官惟贤才”；《宋书·江夏王义恭传》中又记：“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诸葛亮同样指出了举荐的原则，要以官择人，不要以人择官。在任用官员上要以品行、才干为标准，重用正直贤良的人才，而且要尊敬并善待贤能之士，这样才会不断有能人来辅佐君王，国家才能安定兴盛。王安石《兴贤》云：“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古今中外，凡是大有作为的统帅其周围都是贤士如云，形成一个强大的人才集团；他能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使士尽其贤，人尽其能，因而功业显赫。“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这句话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春秋时期，齐桓公励精图治，为了达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目的，决定广招贤才。他在自己的庭院里外都点亮了烛火，并且对大家宣布：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上门，不分昼夜，都会随时接见。但是就这样过了一年，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登门拜访，齐桓公感到很不解。这时，有一个只懂得九九算术的乡下人前来求见，齐桓公便开玩笑地说：“难道只知道九九算术就算是才能，可以来见我吗？”乡下人回答道：“我并非是因为自己懂得九九算术就来拜见大王的，而是听说大王点烛求贤一年多，却没有人上门，大王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是因为大王您是一位贤能的国君，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才能品德比不上您，害怕来了之后受到您的轻视和怠慢，所以没有人敢来。如果大王对我这个只懂得九九算术这种小技能的乡下人都能够以礼相待，更何况对那些有更大才能的人呢？”齐桓公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很礼貌地款待了他。一个月后，各地的贤能才智之士，就像潮水般地涌向齐国。
唐朝之所以能够兴盛，也和唐太宗能选拔和任用贤才是密不可分的。唐太宗在位时，就对群臣申明了自己选拔起用贤能的观点：“君主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吃穿，都是取之于百姓，所以设立官职，就是要为民众做事。那么在选用贤才方面，就绝不能按照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来决定官职的大小。”他曾经和魏征讨论过用人的问题，他说：“为事择官，切不可轻率。任用了一个好人，别的好人就会一起来；但如果任用了一个坏人，那么别的坏人也会跟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现在天下已定，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此后一直遵守着这个选拔和任用官员的原则。
唐太宗还要求德彝举荐人才，德彝说：“不是我不留心，只是现在已经没有贤才可推荐了。”唐太宗立刻反驳：“用人就好像用器，应该各取所长。以前同样有过太平盛世，难道说那时的人才是从别的朝代借过去的吗？你自己不能发掘人才，就不要推说是现在没有人才了。”唐太宗相信当世有很多贤能之士，只要随时留心，就能够发现许多文武奇才。公元643年，唐太宗还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功臣像，从这些功臣的背景看来，唐太宗在举贤用能方面的确是不拘一格的。
但是到了唐朝的中宗年间，却不再任人唯贤了，而是开始信任并重用宦官。在3000多宦官中，杨思勖、高力士尤受重用。在唐朝的旧制中，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但杨思勖竟然被封为一品的骠骑大将军，后来甚至被封为虢国公。高力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臣子们的奏章都得先经过高力士，小事他就直接处理了，大事才告诉唐中宗。当时很多居相为将的人，比如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等，都是透过贿赂高力士才谋得官职。唐中宗先后任命李林甫和杨国忠为宰相，这二人是善于“迎合上意”的佞臣，不仅完全不指出唐中宗在朝政上的得失，反而在摸清了唐中宗的骄侈心理后，一切顺从他的意愿，让他放心纵欲，得到无止境的满足。此外，他们还四处搜刮民脂民膏，广收贿赂，而对于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妒贤嫉能，排抑胜己；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就这样，唐中宗在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误，不仅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也使得原本统一和平的王朝逐步分裂并充满战乱。
《诗经》中说过，即使是卑贱的牧人和樵夫也应该向他请教。齐桓公对一个只懂九九算术的乡下人都能够以礼相待，真正有定国安邦才能的人才又有什么理由不来辅佐他呢？而唐太宗和唐中宗两位国君在选拔任用官吏的不同准绳，也带来了不同的后果，前者使国兴，后者使国乱。刘备在无立足之地时请来了诸葛亮，才能三分天下而得其一；刘邦被困汉中时拜韩信为大将，才有灭楚而一统天下的结局。从古至今，国家的兴衰都是和举措是否得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八考黜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注释】
考黜：考核罢黜。
明良上下：官员皆不逾越职权。
休咎：美善和过失。
傍课采利：中饱私囊。
夤缘：拉拢关系，向上巴结。
专其价数：抬高物价以垄断。
【译文】
君主要政治清明就必须考核官员，升迁那些治绩良好的官吏，罢免那些治绩不佳、品行恶劣的官吏。一个英明的君主，心胸光明上天可鉴，其能够观察知晓是非善恶，遍及四海之内，连地方上的小吏和平民百姓，也都不会遗漏。并招用贤良之才，斥退那些贪财好利、懦弱怕事的人，使上下官员皆不逾越职权，国家得到治理，众才云集。而施行奖、善、黜、恶的政策，必须陈述美、善，或过失之处，以消除隐患。所以推行“考黜”的政策，务必先了解人民的疾苦。通常人民的疾苦主要是由五个原因所造成：一是有些贪官污吏借职权之便胡作非为、假公济私，他们瞒上欺下，压榨百姓，百姓敢怒不敢言；二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有人罪行深重，受到的惩处却很轻；有人没有犯罪却蒙受冤枉，甚至杀身丧命；有人犯了罪却得以宽免，这是官吏恃强凌弱，使无辜的人蒙受不白之冤；三是有些官吏包庇罪犯，陷害告发奸情的人，为隐瞒实情，不借湮灭证据，甚至杀人灭口；四是有些官吏偏袒亲信，打压自己忌恨的人，威逼利诱，执法有所偏颇，还利用征收赋税的机会，获取私利。或者利用旧官去职、新官上任的机会，极力攀附巴结新到任的长官。更有假借微赋之名，谎报储备的数目，将其中的部分据为已有，扩增私产；五是有些县官贪功好利，利用行赏处罚的机会，从中获取利益，或者介入经商活动，为一己私利垄断物价，与民争利，使百姓蒙受损失。这是祸害百姓的五种情况。对于有上述行为的官吏，不能不罢免，而没有这五种恶行的官吏一定要升迁。所以《尚书》上说：“经过三年时间的考核，那些没有治绩的官吏必须罢免，那些治绩显著的官吏应给予提升。”
【心得】
任何一位官员治理地方的政绩，能说明其是否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官。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对臣下们的政绩进行考察，做到任人唯贤、任人唯德、任人唯能，如果贪官污吏得不到罢免和惩罚，政绩显著的官员又得不到升迁和奖赏，必会造成人人离心，士无斗志，最终酿成国家祸患。所以，诸葛亮在此明确指出考核在任官员的原则，对治理地方政绩良好的官员一定要升迁，对政绩不佳、品行恶劣的官员要坚决罢免。
《晋记·总论》中记载：司马氏建立晋朝以后，当时世风日下，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形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能享受盛名。如果有人真心做事，反而会被嘲笑轻视。朝廷在用人方面，是看什么人给什么官，而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样的人；求官的人，也是只选择有利可图的官职，没有好处的官职就不做。有的大官身兼十几个职务，实际上却是什么事也不管，或者在处理政务上十件事有八、九件都是错误的。而朝廷根本不去考核官员，各级官员的升降完全不依据政绩好坏来决定。直到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后，杨骏、杨皇后夺权，混乱的朝纲终于引发了大乱。
和司马氏的晋朝相比，武则天在统治天下时虽然是以高官厚禄来笼络人心，但她却很看重对官员们政绩的考察。在《通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便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凡是真正忠心而且政绩优秀的官员，她甚至能从当时酷吏的陷害中把他们保出来，所以始终有一批愿意为她效力的能臣，辅佐她成为历史上成功的皇帝之一。
唐朝的另外一位皇帝唐宣宗，自认为明察秋毫，觉得自己的见解一定是正确的。只要是他喜欢的人，也不管其能否胜任，都会下令起用。有一次，兵部侍郎蒋伸因为说了几句使唐宣宗很高兴的话，就被任用为宰相。其实蒋伸只是一个平庸的官员，在任兵部侍郎一职期间，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政绩，唐宣宗只觉得他的几句话中听，就晋升他为相当重要的宰相职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朝廷吏治已然大坏，因此宣宗年间朋党之争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政治不清明，官府自然腐败，政局自然动荡，治国者应当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