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无端猜疑忠心于自己的重将，使得军心不稳，丧失了除掉刘邦的最佳机会，从而放虎归山，终于亡于乌江；赵军在战势有利之时却因谗言而换帅，最后导致一败涂地。
由以上不难得出，作为领导者要做到用人不疑，任贤使能。汉高祖刘邦“性明达，好谋能听”，是任贤使能的著名政治、军事统帅，在他麾下，有一个由各类贤土能人组成的强大人才集团：张良是贵族，萧何是小吏，韩信是流氓，陈平是游士，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英布是刑徒，陆贾是说客，周勃是吹鼓手，郦食其是狱吏等等，刘邦都能恰当使用，各尽所能。刘邦对麾下论述得天下之道时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又说：“项羽妒贤嫉能，手下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可想而知，刘邦得天下的要诀是任贤使能。
推而广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外交上等各行各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都离不开任贤使能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条件。
四十四察情
【原文】
夫兵起而静者，恃其险也；迫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军来也；尘土卑而广者，徒来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半进而半退者，诱也；杖而行者，饥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币重而言甘者，诱也。
【注释】
委谢：低声下气地谢罪求和。
币重：币，指绢帛之类的馈赠礼物。喻礼物丰厚。
【译文】
战争开始了，却按兵不动，必是倚仗险要的地形地势；靠近并不断挑战，必是想让别人来进攻；无风而树枝摇动，必是敌方战车行进所致；尘土低扬且分布很广，必是步兵来袭；言辞强硬而示意即将来攻，必是将要撤退了；行军忽进忽退，必是要引诱我军追击；拄杖而行，步履蹒跚，必是饥饿无粮；出现有利战机却不进攻，必是疲劳不堪了；敌营上空飞鸟群集，必是营地空虚；夜晚喧哗不止，必是恐惧害怕；军队混乱，表示敌将没有威信；军旗纷乱无序，表示敌军内部混乱；将吏急躁易怒，表示已经厌于征战；奖赏刑罚过于频繁，表示处境困难了；敌军遣使前来谢罪和求和，表示将休兵停战；若重金酬谢且甜言蜜语，必是在劝诱我军。
【心得】
作战必须要有明察秋毫的眼力和敏锐度。诸葛亮指出，在战争中必须辨明敌情，根据敌军的不同表现来辨明敌人的真实情况，以便制定正确的作战策略，克敌制胜。例如，诸葛亮指出将领可以根据树木、尘土、飞鸟的变化，以及敌军士兵和官吏的表现，来推测敌军的行动和状况，在“知彼”的条件下，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才能有胜利的保证。
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委任满宠为征东大将军，带领大批人马，与孙权隔江对峙。是年冬季，满宠得悉孙权亲率大军进攻合肥，立即上表请求调集兖州（今山东兖州）、豫州（今安徽亳县）西地兵力前来御敌。这时，孙权发现魏军早有准备，便收兵退回到建康（今江苏南京），魏主曹丕也随后下令满宠迁返兖、豫两州的兵力。满宠立即上书拦阻，说：孙权现在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劳师动众，日费千金，却不战而退，与理不合，其中必然有诈。臣看孙权是企图骗我撤退防御兵力，以便乘虚进攻。请圣上准予暂留兖、豫二州的兵力，静观其变，以备不测。曹丕立即批准了满宠的建议。果然，10多天后，孙权率军卷土重来。可是由于满宠早有戒备，吴、魏两军经过一场激战，吴军受挫，孙权被迫撤退。
满宠从孙吴军队的行动中判断出其战略意图，并由此知道了魏军可能出现的错误，采取了及早堵塞漏洞，早作戒备的谋略，终于挫败了孙吴军队的突然袭击。
四十五将情
【原文】
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注释】
将情：情，在此指思想、作风。将情，指为将者风范。
困：困倦。
操：拿。
【译文】
作为将领，军井里的水没有打上来，就不说口渴；饭还没煮熟，就不喊饿；火没有点燃，就不说寒冷；帐篷没有搭好，就不说困倦；夏天不拿扇子，下雨不撑雨伞，一切都和士兵一样。
【心得】
将领不仅要以过人的智慧折服人，更应以高尚的德行感化人。诸葛亮一生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本文强调为将的风范，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普通的成员，不享特权，而做好遵纪守法的模范，不轻言饥饿、寒冷、酷热、困倦，要以一身铁骨和正气来影响众人。
《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燕王吊生问死，与百姓同其甘苦。”；《淮南子·兵略训》中记载：“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新编五代史平话·唐史·卷下》中记载：“李周尽力拒守，每与士卒同甘共苦，故能得军心，效死勿文。”这些典故记录，都是对“将情”二字的最好释义。
战国时期有位著名的军事家叫吴起，他曾任鲁国的将军，为鲁王打过不少胜仗。后来鲁王不信任他，吴起一怒之下投奔魏国，在魏国被魏文侯封为将军。吴起的闻名，和他治理军队以爱护士兵、和将士们患难与共是分不开的。在魏文侯命令吴起率领大军西征讨伐秦国的途中，吴起和其他普通的士兵一样背着粮袋徒步行走，而把战马让给那些体弱或途中患病的将士们骑行。到了吃饭的时候，吴起每次都是与士兵们坐在一起，围着大锅，和士兵们在同一口锅里舀汤添饭，大家有说有笑，好像自己就是士兵中的一员士卒。夜晚睡觉休息的时候，吴起也还是和士兵们睡在一起，以地为床、以天为被。魏国的将士们很受感动，只要打起仗来，全都为吴起拼死作战。
有一次，一个士兵的背上长了个大疮，因为部队正在行军途中，一时也没有办法找到好的药物来治疗，吴起就亲自为这位士兵把脓疮中的毒汁用嘴吸了出来，治好了士兵的病痛。当年这位士兵的父亲也曾在吴起的军队当兵，吴起也曾亲自为其疗伤，后来他感激吴起的恩德，每次作战都异常勇猛，后来战死沙场。吴起爱惜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的爱戴，都愿意为他效力卖命。魏、秦两军交战后，魏军因将士作战勇猛，连连获胜、所向披靡，而秦军一败再败，接连失掉了5座城池，魏军大获全胜，吴起也在战后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郡守将，担负起了魏国西部边陲的守卫重任。
身为三军统帅，权倾一方的吴起，从不把自己当成特殊的一员，时时刻刻都和士兵们同甘苦共患难，能有这样的将军，实是魏国之幸、军队之幸、士卒之幸，无怪乎魏军海战必会三军用命。《诸葛亮集·厉士》记载：“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瞻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尽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诸葛亮所说的“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就是要为人师表，处处作出好傍样，只有这样，才能带出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队伍。
《曾古治兵语录》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又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所以，历代名将为了培养自己的部属成为好人、好官、良将，大多强调“身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兵家都十分强调：作为将帅，必须做到“三忘”，这就是《尉缭子·武仪》所说的“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营忘其亲，授桴而鼓（临阵指挥作战）忘其身”。
“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就是作为将帅，要身先士卒，为人师表。
明朝68岁老将邓子龙在抗倭战场上任援朝水师副总兵，新率200名勇士跃上朝鲜战船，支援受困朝鲜官兵与日军搏斗，壮烈牺牲。
康熙帝率军远征漠北，在荒漠上驰骋数千里，正遇上大风雪。他想到的不是个人休息，而是伫立在大风雪之中，看部队结营完毕，自己才进入行幄；部队食毕，他才进膳。广大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昭莫多之战的大胜利。
因此，只要将帅“先之以身，后之以人”，时时身先士卒，处处为人师表，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我们现代指挥员应从“先之以身，后之以人”的治军谋略中受到启迪。
四十六威令
【原文】
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法，下无礼义，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注释】
重足俯听：并足战立，垂头听话。
穰苴：古代军事家。
【译文】
将领统率百万人的军队，士兵们拢肩屏息、并足垂听，没人敢仰脸看将领，这是因为法令制度严然。如果将领没有刑罚条令，士兵不讲礼节仁义，即使地位显贵而拥有天下，且财力雄厚称四海，最终仍不可避免灭亡的，是夏桀、商纣这样的人。虽是平民，但发号施令、进行奖赏和惩罚，而人们不敢违背命令的，是孙武、穰苴这样的人。所以法律制度不能轻视，将领的威严也不能违背。
【心得】
诸葛亮强调申明法令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加强法制，才能振军威、扬国威。如不申明法令，即使拥有天下，贵为天子，也难以自保。法令严明，则可威振敌国，拔地攻城。
明朝参将戚继光所创建的“戚家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能力强大的光荣军队。明朝嘉靖年间，江浙沿海一带倭寇横行，不断对沿海的百姓进行骚扰，而戚继光奉命组建一支抵御倭寇的部队。公元1559年，戚继光赴义乌、永康等地，精心挑选招募了4000余名新兵，准备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戚继光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要求全军将士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违者严惩不贷。有一次，一位多年跟随在戚继光身边出生入死的亲兵违反了军纪，戚继光在得知实情后，毫不犹豫地立刻下令依照军法将其斩首示众，所有的将士无不悚然。戚继光对于那些作战勇往直前、战功赫赫的将士，一定论功行赏，不断地将他们提拔到各个重要的职位上，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就是戚继光的这支新军，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经无数次的战斗后，终于在福建把倭寇全部驱逐。“戚家军”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由于有了有令必依、有章必循的军规作保证。
有时，作为君主或将领，为了显示其威严和无私，以“大义灭亲”之举，发挥他们的表率作用。据《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卫国大夫石确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合谋杀死了卫桓公。于是，“卫人使右宰丑淮杀州吁于濮。石确使其宰獳羊肩淮杀石厚于陈。”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革鲜卑族旧的风俗习惯，推行汉化政策，遭到了太子元恂等人的反对。太子元恂不好读书，只有15岁，洛阳的炎热他受不了，汉话也说不好，汉人的衣眼他穿得很别扭，因此常思北归。迁都洛阳后的第3年，太子元恂趁孝文帝出游嵩山之机，私自召集牧马，准备把不愿迁都的人，带回平城去。中庶子高道悦苦苦劝阻，元恂不仅不听，反将高道悦杀死。尚书陆绣得悉，快马飞告孝文帝。孝文帝返回洛阳，严加斥责，并打元恂一百大板，拘于城西别馆。孝文帝又召集大臣，公布了太子的罪行后，将他废为庶人，送往河间（今河南孟县西）看管，只给他一些粗茶淡饭以维持生命。元恂心中怀恨，常想伺机逃跑，孝文帝知道后，将其赐死。
孝文帝大义灭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扫除其实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障碍，其目的在于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