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元—公元1368年）
（第一节）宋朝的立法概况
一、《宋刑统》
宋朝建立之初，在巩固统一、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思想指导下，积极着手立法工作。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依照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的建议，宋太祖命窦仪及苏晓、奚屿、张希逊、陈光父、冯叔向等人，在总结历朝法律法令的基础上，编纂了宋朝的第一部刑事法典——《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并于同年八月下诏“摹印颁行”，从而使《宋刑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我国古代刑书，自秦商勒“改法为律”后均称为律，至唐末出现刑律附载有关格敕的（大中刑律统类），刑书的名称和体例发生了一定变化。《宋刑统》的体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统类》、后唐的《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的《显德刑律统类》。这种始于唐末完备于后周的综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统》的历史渊源。由传统的律到刑统，是法典编制体例上的一个变化。所谓“刑律统类”或“刑统”，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类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宋刑统》的编纂，正是这种法律形式和立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宋刑统》就其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除“折杖法”，很少增损。但是它收集了自唐代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近一百五十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并从宋朝现实需要出发，加以审定和汇编。综观《宋刑统》，是以刑律为主，律文之后附以经过选录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这种律、敕并重合编的形式，是宋朝立法的特点之一，同时也为以后明清律例合编的体例，创立了模式。
《宋刑统》共三十卷，十二篇五百零二条，篇目和基本内容与《唐律疏议》大体相同，但每律详细分门，合计二百一十三门，这是宋初立法形式的又一变化。《宋刑统顺采取的律敕合编的体例，显示出在专制主义强化时代，敕令调整范围逐步扩大，其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由于《宋刑统》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部法典，历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因此《宋刑统》“终宋之世，用之不改”。
二、编敕
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敕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编敕，是一个个单行的散敕的汇编，是使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宋史·刑法志》说：“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明确指出了“编敕”在宋朝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宋刑统》虽然也附列了太祖初年的某些重要诏敕，但是还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以符合统治阶级进一步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在宋朝立法史上就出现了“敕律并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状况。
敕作为皇帝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废弃法律，也可以对特定的案件作出裁决而置律文不顾。但由于敕通常对特定之事或特定之人而发，为一时之权制，起初并没有成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随着宋代专制皇权的发展，由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颁发的敕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开始具有“丽刑各轻重”、“比事依条断遣”的功能，可以随时补充、修改律文。敕虽不如律稳定，却具有灵活性，因而为统治者所乐于运用，以致于出现除了朝廷之外，“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另有敕”。由于敕指导了国家的司法实践，并且又大都是针对一事、一地的单行法，适用范围广泛，数量也随之增多，真宗时敕竟多达一万八千五百五一五条。为了把日积月累。零散驳杂的敕令加以分类整理，删去重复矛盾之处，然后冉加以颁布，使之上升为特定的法律形式，取得普遍的效力。
宋各朝皇帝都进行编敕。宋初建隆四年编成新敕四卷一百零六条，称为《建隆编敕》，与《刑统》并颁天下，从太宗起便逐渐进入了频繁编敕时期。如果说神宗以前是律、敕并行的时代，那么至神宗便进入了以敕破律、以敕代律的时代。编敕的盛行，从立法上反映了皇权的加强，但敕出律外，造成了法令不一，法司借此任意援引以行其私。
三、编例
来神宗以后法律形式的变化，不仅在于编敕地位的提高，而且在于例的发展。所谓例，就是成例，也就是用前事的处理作为后事处理的标准。宋朝在审判中适用例，最初是临时性的措施，以后因有利于司法镇压，遂成为惯例。
“例”有两种：一为“断例”，亦即案例；二为“指挥”，即尚书省与吏、户、刑部对下级官身的指示。例的适用，不仅“法所不载，然后用例”，而且可以“引例破法”，结果使得法网严密，尤其便于吏胥营私舞弊。同时，也给明清两代例的使用带来很大影响。
由于“例”被赋予法律效力，而且广泛使用，随之而产生了“编例”的问题。神宗以后各朝都有编例的活动。
南宋，在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并行和编敕的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一事”分类统编，形成了《条法事类》这一新的法典的编纂体例。
编敕与成例，是宋朝统治集团手中灵活的武器，为封建皇帝随意以个人意志取代法律提供了极其方便的途径。但是也出现了“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烦细难以检用”的流弊，为各级司法官吏提供随意取舍、出入人罪的方便，使法律制度趋于紊乱，从而走向宋王朝统治集团主观愿望的反面。
（第二节）宋朝法律的主要内容
一、宋朝的主要刑事法律规范
（一）重典惩治盗贼
1.《宋刑统》的有关规定
宋朝法律把防止、打击一切威胁损害皇权的行为作为首要任务，加重有关“贼盗”的立法，借以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和巩固宋朝的统治。宋朝在我国农民革命史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时期。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连绵不断贯穿宋王朝的始终。其中较大规模的，宋初有王小波、李顺，中叶有王伦、张海，北宋末年有方腊、宋江，南宋有钟相、杨么所领导的武装起义。这一切都动摇着宋王朝的根基，迫使宋朝统治者‘严捕贼之令。重捕贼之赏”，以图解除其一心腹之虑”。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修订窃盗并将其编人《刑统》，标榜“临以下简，必务哀矜”，对唐末以至五代有关窃盗的法规作了某些从轻的修改。但与唐律相比仍略重，并且建隆年间贼盗律的变化，只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减而从轻，对于武装集团性的强盗、窃盗案则加重处刑，以达到防范反逆的目的。
2.制定《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
北宋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与辽、西夏作战的负担沉重地压在广大群众身上，促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迫使统治阶级进一步采取司法镇压的措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重法地法的制定。
重法地法始干仁亲嘉年问，主要是考虑京畿地区的安全，划定开封府诸县作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处罚。随着地方民众反抗的加剧，“重法地”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各个重要的府、州、军，其量刑也日益加重。这方面的一系列法律称为《重法地法》，神宗以后，重法地占全国地域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又颁行《盗贼重法》，进一步加强对谋反、杀人、劫略、盗窃罪的镇压。凡犯有《盗贼重法》所规定各罪者，无论是否在重法地内犯罪，都依《重法地法》从重惩处。《盗贼重法》的颁布，一是扩大了重法适用的地区，包括淮南东西、福建、河北东西、京东东西、陕西等十路；二是提出“重法之人”的概念，所谓“重法之人”，主要是指武装反抗的农民，也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反叛者。对重法之人的制裁，没有地区限制，一经捕获，不但诛杀本人，而且“籍没家产以赏告密者，妻子编置千里外；逢赦亦不移不释”。如有贼盗“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问，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
至哲宗时，重法地已占全国二十四路的百分之七十一，“盗贼重法”代替了《宋刑统》中的贼盗律，其处刑比神宗时期更为严酷。如对窝藏犯。神宗时杖配五百里或邻州，哲宗时一并处死。
《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的颁行，说明了北宋统治者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只有乞助于重刑苛法来维护统治。宋朝统治者用残忍的手段企图消灭盗贼，而不敢正视和消除产生贼盗的根源——就是不抑兼并的对内政策和输币求和的对外政策，以及全面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从而决定了立法再重也不可能消减盗贼，一时之果终究会被长久的弊害所淹没。
（二）宋朝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朝初年，仍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宋太祖建隆四年（么元963年），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宋朝的统治，企图改革“五代之苛”，制定了折杖法。
折杖法是宋朝刑制主要变化之一，其内容是：除死刑外，其他答、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要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的创制是为了使“流罪得免远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阶级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有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尽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刺配
宋朝刑制主要变化之二，是肉刑的复活与附加刑的广泛应用。宋初，提出了“刺配之法”，于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刑罚。
所谓“刺配”，始于后晋天福（公元936—943）年间，是一种流刑并兼刺面、决杖等附加刑的刑罚。刺配刑的施行，实际上是古代黥刑的复活。宋太祖初定刺配之制，是为了弥补在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端，作为对死刑的宽贷。太祖之后，刺配刑的适用早就打破了“死罪代命”的局限，日趋广泛。仁亲以后，刺配的诏敕增多。刺配之刑逐渐成为常制。
宋代刺配刑规定详尽，主要适用于杂犯死罪减赎者和强盗、窃盗及一些累犯犯罪。依所犯罪行种类和轻重，刺面的部位和刺的字或记号都有不同，因配役地区远近，刺的深浅也不一样。刺配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宋以后，元有刺配，明有刺臀、充军等刑罚，都是直接受到宋朝刑罚制度的影响。
3.凌迟
宋朝制主要变化之三，是“凌迟”刑的出现。宋朝的死刑，依律为绞斩二种，但至仁宗年间却开始施行一种称为“凌迟”的刑罚。
凌迟始于五代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酷刑。史书中具体叙述了凌迟刑的施行：“凌迟者，其法乃寸而政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清人沈家本考证说：“凌迟之义，本言山之由渐而高，杀人者欲其死亡徐而不速也”。凌迟刑在仁宗时开始使用，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制，广泛用于镇压危害国家统治的反逆大罪。至南宋，凌迟刑已与绞、斩同列于《庆元条法事类》当中，成为法定刑。凌迟刑人律，是统治者的残忍与刑罚严酷的最好例证。
二、宋朝的民事法律规范
（一）户籍制度
宋朝初期，租佃制经济关系广泛地发展起来。租佃制是一种以契约为纽带的经济关系，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则向佃农收取定额租或分成租。宋建立以后，在户籍管理上改变了隋唐以来部曲“随主之属贯、又别无户籍”的状况，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将佃编人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编户分为“乡村户”与“坊廊户”，乡村分五等主户。主户有等弟之分，客户无等弟之别。户等确定后即成为国家赋役大小的依据。因此宋朝以“五等了产簿”登录户等丁口，即所谓版籍，每三年修定一次，以反映户等的升降情况。主户在法律上对国家承担各种赋役，因而是政府控制的重点对象。
宋代的丁不分主客，均为赋役的对象。成丁的年龄为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各户男丁都在政府掌握的“丁账”上记录。为了防止通过“别籍异财”降低户等，以减轻对国家承担的赋役，宋朝采取抑制析产分居的政策，并以法律强制执行。凡欲析户之家必须向官府申请，并履行一定的程序，才算合法。
由于户口是国家赋役的基础，因此宋朝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州县官吏政绩的标准之一。一些官吏趁机在版籍中增加虚户，求得升赏，以致出现了户多了少的问题。
（二）典卖制度
有关土地的典卖，在唐时只是偶而出现。然而至宋朝，典卖不仅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开始制度化。
典卖与一般卖出不同，一般卖出是作绝，不能收赎。典卖是活卖，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收赎，因此典价比卖价低许多。由于典卖土地绝大部分是农民，因此通过确定典卖制度，地主们不仅贱价取得土地的收益，而且当农民到期无力收赎时，便依法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宋朝法律是明显偏袒典主的，《宋刑统》规定：典契“证验显然者”方许收度，“并无文契，难辨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这样便为典权人取得所典买回宅的所有权提供了方便。
根据宋律，对土地、房屋等的典卖必须向官府纳税和订立书面契约。典契中须注明标的具体情况以及担保人，典当契约的时效一般定为三十年，“经三十年后”，“不在论理收段之限”。宋朝在典卖的法律行为中，保护家长对财产的处分权。凡典买卖产业，必须家长和买主“当面署押契贴”，如果家长在化外（古代指中国域外）或阻于战争，一时难返，须要呈报州县，给予凭由，才能商量交易。卑幼如果擅自典卖，或者伪造在签署尊长姓名，依法重断。
为了保护典权人的利益，严禁“一物两典”，如有重复典卖者，业主、中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准盗论”，并须将钱退还给典主。业主无力退还，勒令典契上署名的中人，邻人共同赔偿，典当物仍旧归第一个典权人所有。
（三）所有权与债权
宋时所有权已经区分为不动产所有权（业主权）和动产所有权（物主权）。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垦田、买卖、继承和受赐。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宿藏物的发现，阑遗物的取得，漂流物的获取，无主物的占有，以及生产孳息的归属。
在不动产的所有权中，土地的所有权是核心。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出现了作为官府正式承认土地所有权的凭证——红契。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不仅需要书面契约，而且要取得官府承认。宋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税契制度，印契是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根据，凡“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两宋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债权法的发展，其内容较唐代进一步丰富。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