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塔哥拉对人的社会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如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值得称道的。他认为，作为一位职业教师，他的任务就是要使人变成品德良好有参政能力的公民。他认为美德是可以教诲的，人人都是可以教育的，但教育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教育不仅要运用自己的禀赋，还应当去实践，而且在灵魂中发芽生长。
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普罗塔哥拉也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人与生物不同，是火和机械技术为人类带来了文明，使人类产生了语言，但人类组成社会和国家则是来自人类自保的欲求（de—self—presenration）。人类又彼此为害，陷于分散和毁灭的过程中。后来是宙斯派赫尔墨斯（Hermes）为人间带来尊敬和正义，人们才建立起友好的联系；只有人人都分享有尊敬和正义这样的美德，城邦和社会才能存在。对普罗塔哥拉来说，美德是人人都应该有的，也是通过教诲人人所能够有的，所以人人都有资格参加城邦的生活。这就为民主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普罗塔哥拉虽然采用神带来美德这样的神话，但他又认为这种美德必须为人人所接受、人人所同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法律又可以是社会成员所约定俗成的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后来成为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
因此，当普罗塔哥拉转向伦理学时，他坚持认为道德判断是相对的。一定的法律观念不过是某种文化中人们对一种道德秩序的普遍愿望。因而，他认为法律和道德这些人类行为的规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但是，普罗塔哥拉并没有把相对主义推向极端革命的立场，认为每个人都能决定什么是道德。相反，他趋于保守，认为传统和约定是重要的。他认为法律必须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为了一个和平的和有秩序的社会的利益，人们也必须尊重和拥护那些由传统所精心培育的习惯、法律和道德准则。当他论述社会的起源时，明显地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当时的智者学派认为国家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的意志的表现，是人们相互独立订立契约的结果。这种契约论的思想到了近代有了大的发展，成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石。
智者们所开创的教育事业，开始教人们用熟练的思维来代替传统的诗篇，使人们得到更高一级的文化教养，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修辞学和语言学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普罗塔哥拉就发展了希腊文语法，研究了名词的分类和句子的分类等。
苏格拉底关于人的思想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相反，主张知识即美德，但是他并不把知识置于个人主观的感觉。知觉的基础上，而把知识与概念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概念与知觉是不同的，知觉是一物在我们意识中的呈现，知觉的再现是观念，而概念则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关于全体同类事物的观念。因此，概念必须将此类事物的共同性质纳人其中，而撇掉此类个体的特殊性质。他说：“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正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心灵应如何操作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和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寻求“下普遍的定义”的方法以认识“本质”作为知识的真正起点，以便把真正的知识建立在“普遍的定义”和“归纳的论证”的基础上，这两样东西“我们可以正当地归功于苏格拉底”。（参见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第三卷第二章）
柏拉图关于人的思想
柏拉图是这方面的大师。
柏拉图关于人性的分析着重在心理的层面上。柏拉图关于人的心灵的模型今天仍在西方流行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心灵描述为三部分，即理性、情绪和欲望。很显然这是他关于知识的分类的自然延伸，而且这种看法一直在影响着哲学和心理学对人类心智和心理状态的分析。他认为他的观点是从所有人都具有的内在的混乱和斗争的共同经验中得出的。他认为当人们意识到一个目标或一种价值，这时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当导致行为是某种冲动，这就是情绪，而人的身体对某些事物的期望则是欲望。柏拉图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灵魂来驱动的，这就是生命和运动的原则，是灵魂的内在矛盾和斗争来决定人类的行为的方向。
由于情绪和欲望的力量是生命本身所不可分割的，理性是在情绪和欲望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而后者也同样能推动和影响理性，因此这三者必须联系在一起并协同工作以达到它们的目标。御车人有如理性，情绪和欲望有如拉车的两匹马。理性是手执僵绳的驾驶者，具有引导和操纵马的责任、权利和职能。情绪和欲望则具有寻求目标和进行量度的职能，它们只寻求某种快乐的目标，而理性的特殊职能则在寻求人的生命的真正的目标。这样，如马是好的，就不需要鞭策，只需用引导和告诫即能驾驶；如马是顽劣的，那么即使鞭策和踢马刺都会难以驯服，使车颠簸和飞奔，给车和主人带来麻烦。这就是柏拉图在《斐德罗》中给出的例子。
柏拉图认为，理性的独特作用在于能识破幻想的世界，去发现真正的世界并指导热情去注意那些能产生真正快乐和幸福的对象，而情绪和欲望则会把我们弓响一个幻想的世界，并欺骗我们去相信那种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某种愉快。灵魂的失调就是情绪和欲望压倒了理性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和他的先辈苏格拉底把道德的恶认为是无知的缘故。无知意味着御车人不能控制车与马匹之间的协调。只有当理性处于能控制情绪和欲望的时候，才能建立起协调和安宁。
柏拉图基本上对理性抱乐观主义态度，然而对人能实现这种美德的潜在可能性，柏拉图有时又显得颇为消极。他认为恶或罪恶都是由无知造成的，当理性为欲望所压倒或屈服于欲望时，灵魂的统一就会受到被坏，失调就会出现。所以，恶的原因在于灵魂的组成部分，也是灵魂在进入身躯之前就已先验地存在。他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是由造物者从灵魂世界这样的贮藏所中创造出来的，而非理性部分则是由制造身躯的天国诸神所创造的。问题就在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即使它在进入身躯之前就具有难驾驶的和恶的性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恶的原因在灵魂存在之前就出现了。因此当灵魂完善时，她就会翅膀丰满，向上翱翔，而不完善的灵魂则会失去翅膀，会从飞行中掉下来，在尘世上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堕落的灵魂就是这样进入身躯的。所以，恶的原因在灵魂自身中就存在着，虽然灵魂从本质上说是完善的，但其失调的可能性早就存在。这时柏拉图又显得有些悲观和无奈。柏拉图认为当灵魂进入身躯而离开形式的领域时是失调的，是从“一”的领域进入到“多”的领域，灵魂会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海洋中漂流，受到各种诱惑和刺激，这样身躯就会于扰灵魂的和谐，使理性偏离真正的知识，或阻碍灵魂去回忆他曾经知道的真理。
柏拉图还指出，社会还会将老一代人所作的恶和善永恒化，说服它的成员接受这样的善和恶，个人的灵魂也会在轮回中再现他先前的错误和价值判断。总之，柏拉图是用身躯的欲望和各种社会因素来说明无知即恶的产生。
对柏拉图来说，道德包含在人所丧失的内在和谐的恢复中。知识之所以能产生美德，就在于知识能使理性再度获得它对非理性部分的控制。而且一个人在从假知识到真知识的转变之前，必须意识到他处于无知的状态，必须从“无知的深睡”中醒过来。人的觉醒需要有内在的源泉和动机，也需要外在的动因，如他在洞穴的比喻中说的，被囚禁者的锁链必须有人给他打碎并强迫他转过身来。被囚禁者要从影子转到具体的可见对象，进展到数学对象，最后进展到善的理念，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所以，一个人的道德发展与他的智力提高是平行的，人的知识的增长会加强他对真、善、美的追求。总之，柏拉图是用灵魂的结构，也即和谐还是失调，来说明善和恶的。
柏拉图的这个心灵模型对人性的说明，大大超过了普罗塔哥拉的片面的感觉论的心灵模型，也超过了苏格拉底的片面的唯理论的心灵模型，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大大地拓展了人性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他不仅强调人的理性因素的研究，同时也不忽略非理性的因素的研究。他还将人们研究的目光从个体的人引导到一个更大的平面上，主张从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生活矛盾中去研究有关人性的种种问题。
七、人类行为的目的论模型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他在人的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人的行为的目的论的模型；这是他的伦理思想的进一步提升。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有三：《尼各马科伦理学》、《欧德穆伦理学》和《大伦理学》。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里一开始就亮出了他的趋善论观点说：“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一切技术和科学都有目的。目的种类繁多。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目的。”这样，伦理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行为所要达到的“善”。对柏拉图来说，善的原则和理念是与经验世界和个别的人相分离的，而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来说，善的原则是寓于个别人之中的，是可以通过学习和日常生活而达到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是多种多样的，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但基本上有两类主要的目的，一类是作为实现其他目的而追求的目的，可称为“手段”的目的；一类是为实现人们自己的目的而做的目的，可称为“自为”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最后目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幸福就是这样最高和最后的善。而把最高的善称为幸福不过是同义反复。要弄清这个问题还要从人的职能或功能来理解。他强调人的善就存在于人的职能中，人的善就是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活动。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发现一个人所要达到的善，我们就必须发现人的本性的特殊的职能，通俗地说，一个有善行的人就是他履行了其作为人的职能。那么，什么是人的职能呢？
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为了发现人特有的特点。仅仅是为了活着，那很明显植物与人一样也有生命，为了某种感觉或快感，那么动物也有这样的功能。因而，所剩下的能动的生命的要素就是具有理性的原则。这样，如果人的职能是一种灵魂追随和包含理性原则的活动，那么人的善就是与德行相应的灵魂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到处都在追求快乐、富有和荣誉，想通过这些手段而得到幸福，但它们没有一个能占据人所追求的善的位置。他认为，人们如果受爱或恨的情绪或强烈欲望的驱使，就不能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道德必须养成某些习惯，即正确思考问题、正确选择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一个善的人不是一时一地做好事的人，而是那些整个生活都是善的人。他的经验论的立场就把这些最玄妙多变的善与恶的讨论拉回到人们的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虽然道德的一般规则是“按照‘正确的理智’来行动”，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是“善”，必然是一种行为，道德寓于行为之中。
由于亚里士多德尊重经验，看到了实际生活中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因而他并不认为理性或知识是伦理道德的首要的决定因素。他不同意苏格拉底的简单逻辑，即一个人有了知识，就能判断善恶，就会去做善事，也不认为像柏拉图说的，只要认知升到善的理念，人就会是善的。事实上面对同一问题，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和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个人即使认识到了，也不一定都能做到。
他坚持：“伦理德性是由习惯熏陶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本性。自然的东西不能用习惯改变。人们自然具有的是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德性则和其他技术一样，是用了才有，不是有了才用。一切德性通过习惯而生成，通过习惯而毁灭。人们通过相应的现实活动，而具有某种品质，品质为现实活动所决定。”可以说，他不是道德理念的先验论者，而是后天的“现实活动”的决定论者。
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灵魂的理性中也有两种推断的方式：一种是理论的，它给予我们以确定的原理知识或哲学智慧，另一种是实践的，它给予我们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以合理的指导，从而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实践的智慧。前者他称为认知的理想，对它来说是真与假的问题，后者他称为核计的理性，对它来说是善与恶的问题，而且面临选择。没有这种理性因素，人就不可能有任何道德行为。他坚持，善对入来说是“潜在的”，人总会面临选择，选择是德性所固有的最大特点，它显然是自愿的、在行为之先的思考。因而德性在认识之外还应加以谨慎的选择，道德行为的源泉和有效性来自选择。道德和道德选择包含着人的义务，作为一种义务来作的行为必定是一种自愿的行动。亚里土多德并不否定或拒斥那些植物的、感性的或欲望的自然的能力，而认为有道德的人要合理地控制这些能力，并且要把理性的认知职能和伦理职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就是人按照人的最高本性而行动的产物，要作出这种谨慎选择的最好办法就是“沉思”。他认为哲学的智慧是高于实践的智慧，“沉思”多半是导向幸福的。
可以这样说，亚里士多德的人的行为的目的论模型在对人性的理解上比柏拉图又前进了一大步。在他看来，人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知识也不能成为道德的标准，人只有通过沉思才能作出正确的、合乎目的的选择，才能在生活的实践和行动中将最高善的心灵吸纳和同化到自己的内心之中。人性趋善并不是自动的，而是一个将潜在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的过程。
古希腊思想家们关于人的研究，为西方文明作了最好的思想铺垫。
八、小结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辉煌的时代。古希腊思想家们提出和探讨了许多我们现在仍在研究的问题，他们提出来的理论模式和思想框架仍为今天的人们所讨论和补充、修正，如关于人和人性的研究、关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关于社会公正的课题、关于自然法和人法的观点，等等。正因为如此，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影响经久不衰。尽管有着时代的限制，然而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却是常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