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历了君主（公元前753~前500年）、共和（公元前500~前31年）、帝制（公元前31~公元476年）三大不相同的历史时期。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古罗马法律制度的形成，把平民斗争的胜利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罗马早期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判案时任凭贵族法官和僧侣专断。公元前449年，公布了成文的《十二铜表法》，限制了贵族法官的权力。公元前367年通过了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限制了贵族占有土地的数量。后来又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所有这些都为古罗马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其中查士丁尼皇帝的《国法大全》是古罗马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对西方后来法律制度和思想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有名的法律思想家。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和法律思想家。他出身于骑士家庭，二十五岁时开始担任律师，后来曾一度任西西里岛的司法官，公元前69年他担任罗马执政官。
他是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同罗马法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人物。他倾向于把自然和理性等同起来，并把理性设想为宇宙，是主宰力量。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和永恒的。”他有一个信念，认为依照自然而生活是最好的，而法律是最高的理性，从自然生出来，指导应该做的事，禁止不应该做的事。既然理性是人和上帝所共有的第一份财富，那么体现这种理性的法律也是人和上帝所共有的。因而自然法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性质，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只有根据自然法才能判断善恶，判别好的法律和坏的法律。
他主张把共享法律的人们都看作是同一国家的成员，而不论其国别、种族、社会地位，即便是奴隶，也是“与上帝共同享有理性”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是“世界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人类自由平等的观念。他认为，在上帝的最高法律管辖下的人类社会，应依照正义和处然法则组成完满的共和政府。他的人人是“法律的臣仆”成为后来“天赋人权”的先声。他的“分权”和“制衡”的理论也对西方后来的三权分立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在公元198~235年期间的罗马皇帝塞维鲁和亚历山大时代，罗马涌现了五位法学家。他们是：盖尤斯（Gaius，公元117~80年），主要著乍有《法学阶梯》；保罗（Paulus，约公元？~222年）；乌尔班（Ulpianas，公元170~228年）；伯比尼安（Papinionus，约公元150~212年；毛特思丁（Modestinus，约公元？~244年）。罗马史指出，当时正是罗马法学最盛的时代，凡解释法律者不拘文字，而重法律之精神。他们讨论自然法和万民法的区别，还提出了市民法的概念。他们所说的万民法具有类似希腊人说的“人类普通法”的性质，当时万民法是罗马私法的一种，作为罗马民法的富有弹性的补充。他们把万民法和市民法看成是实体法，而把自然法看成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性的东西。盖尤斯在他的《法学阶梯》中就指出，本国固有的法律是国民制定的，叫市民法，根据自然的道理而来的万国所共有的，叫万民法。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万民法是国际法的渊源。乌尔班认为，奴隶的解放属于万民法，因为自然法承认一切人类都是生而自由的，不知道什么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从万民法来的，所以解放奴隶要从解放万民法做起。他们一般都认为一切法律都是从永恒的、普遍的自然法则中产生的。
罗马法学家们对私法和公法的区分，与近代的法律分类法不同。他们把规定国家政府职权范围的法律称为公法，而把规定私人间纠纷的法律称为私法。罗马法学家们的说法也不完全一致。乌尔班认为，公法包括神事、神官和政务官的法律规范，如宗教法。僧侣法和官吏法等；而私法则是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三方面的法律规范组成。盖尤斯又将私法分成人法、物法和诉讼法。早期的《十二铜表法》前三表为诉讼法，后儿表为人法和物法。总之，罗马的私法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习惯法，罗马的法学家们给以相当高的地位。法学家肖里拉斯认为习惯应该具有法律的效力，因为法律和习惯的权力都是从人民而来的，人民的意志可以由投票而发表，也可以由习惯而发表，发表的方法是无关重要的。盖尤斯也说过，一切权力都是从人民来的。皇帝的命令何以有法律的效力呢？因为皇帝的地位是由人民给他的；官吏为什么有权力呢？因为官吏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人民主权让渡给皇帝的说法可以为皇权服务，也可以解释为“君权在民，君权民授”的思想。所以到“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学家们竞相学习罗马法；罗马法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罗马法的发展与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关于自然法的思想和关于正义的思想是分不开的。罗马法的精神实质乃是以法律作为正义之体现，而正义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是人与上帝所共有的理性，并非基于功利的原则。法律的制定将随情况而变化，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尽管他们所说的人民是有其阶级内容的，然而他们的思想会成为后人思考问题的重要出发点。
四、经济思想的产生
古希腊时期商品和货币交换的关系还不十分发达，基本上还是奴隶制的自然经济。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也相对地不很复杂和发达。
色诺芬的经济思想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0年）是一位对当时的经济关系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反映了奴隶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来巩固自然经济的意图。他把经济活动看作是创造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过程，并且注意到分工的重要性，教导奴隶主，为了“发财致富”，必须最低限度地满足奴隶们的生活需要，以获得盈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色诺芬的主张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能。
色谱芬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个人的财产等于他具有的一切东西。财产是指那些“好东西”，而不是“坏东西”。所谓“好东西”就是对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所谓“坏东西”就是对它的所有者有害的东西。
色诺芬强调农业是生产财富的最重要的部门,最富裕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农业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除了农业外，开采白银，从事商贸活动，出租房屋、土地、船只和奴隶等，也能增加财富。但是他比较轻视手工业生产，将手工业列为粗俗的技艺。
他还对劳动分工有一定的理解。他指出，很难找到能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有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而分工的程度是依赖于市场的范围。他对货币也有一些很好的观点。除了指出产品的使用价值外，还指出产品的交换价值，认识到货币除了流通和贮藏的功能之外，还能作为资本流通。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储藏白银，是因为白银随时可以购买到有用的物品。他还看到白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他曾向雅典执政官建议，如果外国商人不愿意物物交易，他们可以运走我们的白银。
色诺芬还认识到，市场对货币的流通量，与商品的流通量成正比。当社会经济繁荣时，商品流通量就会增大，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投人流通，来促进商品的流通。他还认识到，商品的价格会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供求关系的变化还会通过价格的变化而影响社会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他说当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许多农民就会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旅店业或借贷业。
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管理国家的哲学家和组成国家管理机关的武士是无权拥有财产的。允许拥有财产的只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马克思称柏拉图对当时商业分工和货币的解释是天才的解释。柏拉图为了捍卫奴隶主的自然经济，力图把货币归结为流通手段，认为货币是社会对立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他主张禁止借贷活动，主张用一定的价格来限定商业利润。这些都是他经济思想的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
亚里土多德认为经济就是与使用价值有关的活动，真正的财富就是使用价值的总和。他主张必须巩固中产阶级，也就是中等富裕的奴隶主阶级，借助国家来保证交换的公平。尽管他是从公正的伦理学角度提出问题的，但他却是历史上第一位分析了交换价值形式“5张床=1间房”的人。马克思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的关系”，已经站在通往劳动价值论的道路上。“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他对于货币的认识也比柏拉图深刻得多。他站在自然经济的立场，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看成是反自然的活动。
他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家务管理，即把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管理好，积累那些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这种积累是为了满足消费，是有一定限度的，也是合乎自然的；另一种生财之道是“货殖”，即货币的无限增加。这种积累是反自然的。他论述了交换从物物交换转化为有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区分了零售商和大商业的不同，说明了他已经察觉到交换从商品一商品，到商品一货币一商品，再到货币一商品一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实际上区分了货币和资本。
总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一般都是主张最大限度地剥削奴隶。他们有的看到了奴隶劳动的生产力低下，转而主张发展畜牧业，并且为商业和高利贷辩护。在认识经济过程的深刻程度上，没有人超过亚里士多德。
五、伦理思想的发展
古希腊的思想家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把社会道德生活看作是宇宙秩序的一个部分，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显现和投影，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伦理思想传统，它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后来却演化成功利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伦理思想。古希腊的伦理思想是西方伦理思想的源头，当代西方的种种伦理思想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渊源。西方学者把道德往往看作是人的“第二本性”，它涉及到人的主观的品行和客观化了的道德标准、原则和规范，是理解人的本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
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总的特征就是把知识和美德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如果德行能使灵魂尽可能地善，首先就必须懂得是什么使得灵魂善。苏格拉底的回答是知识才能使得灵魂善，知识和美德对他来说是同一回事。因此，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是他的认识论思想的合理延伸。“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就是他的回答。另一个重要的伦理前提，就是他肯定人性都是趋善避恶的。他说过：“没有人自愿趋恶或他认为是恶的，为人们所承认的，避善趋恶违反人的本性的。”他把善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甚至视为同一。这就是说知善必行善，无知必是恶，没有一个人会有知识而沉溺于不道德或干恶事。
然而，这与人类的基本经验是相矛盾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往往会沉溺于某种明知是错的行为之中。苏格拉底对此辩解说，某些人明知其恶而故意去干某种恶事时，他总是会想它在某些方面是好的。
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有一种特殊的美德的概念。对他来说，美德意味着履行一个人的职能，作为有理智的人他的职能就是按理智去行动。每一个人都有使他的灵魂健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要达到这种内在的幸福和健康只有使灵魂尽可能的善，这只有通过某种行为模式来达到。苏格拉底认为，有的人追求权力、肉体上的愉快和财产，将这些视为成功和幸福的标志，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幸福的真正基础。因此，将恶与无知等同起来与常识并不那么对立。错误行为是对行为模式的一种错误的估计，即错误地期待某类事物如放荡会产生幸福。所以，错误的行为还是无知的产物。无知就表现在他不懂得幸福的真正基础。
苏格拉底相信人性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一定的道德价值也是不变的。他在克服智者们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确定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伦理哲学的方向。他的这种唯理论的伦理哲学虽然许多地方为许多哲学家所修正和补充，但它对西方文明的道德传统仍保持着统治地位。因而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某些唯心主义的观点而忽略他对西方文明的贡献。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
对柏拉图来说，善的生活是一种心灵内在和谐的幸福和快乐的生活，而且只有当灵魂的各个部分均按其本质所要求的那样去行动。所以美德不仅意味着要具有善的知识，而且要求按照善的知识去履行职能，只有当它像理性那样去行动时理性才是善的，很清楚，一个人的理性如由热情来推动，它就不能履行它的职能。同样，情绪和欲望也有一种职能，这就是要和理性协调地工作，在理性的统帅下行动。
柏拉图认为，医生的职能就是诊治的艺术，音乐家的职能就是依靠听觉的灵敏来建立和谐，生活也像一种艺术，灵魂的真正职能就是生活的艺术。艺术就是要处理好极限和量度的关系以便产生和谐。如雕刻家在用木槌和凿子工作时必须用清晰的量度和极限来控制，音乐家演奏时对每根弦也要有力度的控制，不能超过极限，生活的艺术也是如此，美德只有当灵魂的每一部分都履行其职能时才能获得，人的灵魂各部分也有明确的限制和量度，幸福不过是灵魂内部各部分和谐、均衡和恰当的秩序的产物。
柏拉图从这种理论出发提出了人类的四种基本美德：第一是“节制”的美德。节制就是对于情感欲望的克制，把它们控制在极限和适度的范围之内，所以节制有如和谐。这是一种一切人都应具有的美德，而且这一美德特别适合于第三等级，即农民、手工业者、手艺匠、商人，因为这个等级的人的性格就是重情欲，因而尤需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