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要给科学革命下定义是很难的，科学革命往往是指“连续性的打破，已经可以承前启后的新秩序的确立，旧的、为人熟知的事物与新的不同寻常的事物之间的分水岭等”。他认为，科学革命也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一样，有不同的等级，有重大的革命和小型的革命。科学革命的特征是它仅对科学的现行的知识结构构成威胁，而不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对人们的影响也不是那样的直接，有的影响是它的实际应用带来的。毫无疑问，每一革命都是一场进步。
科恩指出，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没有普遍认为，科学是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而进步的。一般认为科学中发生革命是极为罕见的，通常科学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而发展的。然而正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了人们的看法，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科学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大的革命，革命过程是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型的组成部分。自此之后，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一些学科发生观念和范式改变的时候，被人频频使用。科恩经过研究，认为科学革命有四个阶段，判定是否是科学革命也有四个标准；这是科恩著作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
科学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思想革命”阶段，即某一科学家或科学家小组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或某一些问题而提出一种新的知识框架。第二阶段是对一种新的方法。概念或理论的信仰阶段，即人们以文字的形式将新的规律、新的发现发表出来，开始影响别的科学家和同行。第三个阶段是一种思想或一组思想已经开始在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中广泛地流传起来。科学中的革命在这最初的三个阶段中，都有可能失败，如有的文献被放进了档案，无人问津；或文献没有付印，得不到流通。第四阶段是把某位科学家或某科学家小组思想上的成就进行公开交流。
鉴别科学革命是否发生，有四个检验的方法。第一个是当时目击者的证明，第二个是对据说曾经发生过革命的那个学科以后的一些文献进行考察，第三个是有相当水平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们的判断，第四个是对现存的科学传统和构成科学家所接受的作为文化遗产一部分的佳话逸事进行分析和判断。科恩认为，这四项标准终归还是主观的标准，并非对每一个偶然事件都适用，然而这些检验的条件足以使我们判定革命是否发生，能否支持进一步的研究和有助于批判性的思考。
毫无疑问，科学知识的发展、更新和创新是科学进步的灵魂，是值得人们继续研究和探讨的。
七、新史学
历史学的发展始终是人类关注的重心之一。历史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最好的教科书。西方历史学在当代也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下面我们介绍历史学在当代的一个流派。
新史学是当代美国流行的一种史学派别。它的创导人是詹姆斯·哈威·鲁宾孙（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年）。这种学派的基本主张如下：
首先，鲁宾孙把历史的范围大大扩大。他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在他看来，写历史有个选材的问题，有的人对放纵的宫庭官吏详详细细说了一大套，而对于民族的灭亡反而置之不理。有的历史学家则喜欢罗列人名和地名，想以此增加文章的气势和为将来的知识增加附丽的根据。这些都来自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如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或“国家永远是历史要研究的中心问题”等。在史学的传统中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至高无上的地位。鲁宾孙认为，应该打破这种传统观念，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人类活动的广阔的领域。历史不要专门叙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味耸动读者的听闻，读这样的历史不如去读未加修饰的小说。
其次，他认为，讲出事实并不等于正确地叙述历史。有时虽然事实无误，但并没有给读者一个正确的印象。人们常常用人为的连续性来代替历史的连续性，把事实系在君主的系统上。这样的知识同样不能帮助我们去领会历史所教导我们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真理。为此，历史学家要用综合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事实，把社会的状况和制度写得津津有味而且易于理解，用真正的联系来替代君主世代的联系，那样就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鲁宾孙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历史上的事实无非就是这些制度的表现。在他看来，决定哪些事实是有用的、应该记载，哪些是无关的、可以删除，主要看它的否能帮助读者去了解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
鲁宾孙认为，目前史学界的通病是：1、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们没有精神。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
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来考察历史的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成长过程，他甚至认为历史的观念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如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种天道的干预。现在的历史学家都日益怀疑历史的这些功用。由于时代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致人民想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是很危险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历史就是记忆的人为的扩大，它能帮助我们消除对各种生疏不明的情况的迷惑。当我们探讨过去时，不能把关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教育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法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南。固然，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历史头脑，用技术的头脑来补充我们知识的不足，而且可以用来促进合理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有过分的期望。我们要改进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使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
他还对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随着历史的变化，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在变化，史学的范围正在悄悄地扩大。这也是鲁宾孙为什么要提倡新史学的原因之一。人类的过去，半个世纪前一般被假定为有六千年的历史。现在，不仅人类有历史，动物、植物、天体甚至连原子都有历史，这样，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连化学家都来崇拜历史了，历史观念的发展成为现代知识界的一个特点。鲁宾孙还回顾了历史观念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过去历史只是文学的一部分，人们用艺术的手法来描写过去的事实，以满足人们对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绩和遭遇、王朝的兴衰、过去的天灾人祸等事件的好奇心。历史的原始观念就是和文学传统交织在一起的。随着基督教会的成立，历史开始有了宗教和神学的意义，历史从此分成神圣史和非神圣史，成了上帝惩罚人类最初罪恶而给整个人世带来灾难的历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把历史的观念转到世俗方面来，然而人们仍极力模仿古代优美的文体来叙述政治事件，人们希望用过去道德的成败来扬善抑恶，希望历史能把人们变得更完善和更聪明。人们发展着种种的历史哲学的观念，想了解过去和探索过去，人们甚至想从中发现文明发展的法则。浪漫主义的学者们，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种思想达到了顶峰。人们逐渐要求比写政治史更多的东西，要求历史学成为一种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学科。在鲁宾孙看来，历史在自然科学的全面影响下，在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下，开始摆脱古代各种谬误的见解，要求根据自然科学指出的方向来改造历史，使历史成为科学。他认为，历史要研究人类的整体。从狭义的科学观点来看，历史学家的地位比文学家要稍高一些，但比天文学家或生物学家则低得多。他所想象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这样的，历史学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带路人，应该将社会科学的一切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来加以检验。因为历史的内容、目的和方法一直都在变化，而且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如此广阔，以致无法把历史纳人一定的范围之中。学科之间的交叉和重叠在当代已经是普遍的现象，正如鲁宾孙所说：“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
在近代科学精神的鼓舞下，历史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些进步表现在历史材料的取舍比过去严格得多，历史学家开始注意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事情，摆脱了过去历史哲学家那种超自然的、人类中心论的老一套的解释。似乎有的学科的历史观点已经走到历史学的前面，比历史学更有历史眼光，如动物学家证明人类是从低级动物变来的，地质学家则证明地球至少有六十万年的历史。不用说，当历史学家努力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时候，自然科学已经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历史眼光的优越性，许多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鲁宾孙认为，如果历史学家能够将这些历史学的新的同盟军好好地加以利用，历史研究的范围就可以大大地加强和深化，史学的园地将会取得比过去更有价值的成果。他的新史学的构想正是这样提出来的。
鲁宾孙认为，历史知识即使对普通人而言，也是重要的。它不仅能给人们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未来的观念，并且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背景知识使人们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中加以利用，又可以扩大人们的视野和想象力。他所提倡的新史学的根本之点，就是把历史的写作同今天文明所创造的知识和观点协调起来。新史学既是关于历史内容的新纲领，又是对历史实践的新要求。人们在探索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时，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史等传统的范围。历史唯一的现实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我们自己的文明。历史学家不仅要将旧文化复原，还要说明这个文化对现代的影响。在新史学看来，科学技术的状况相当深刻地限制了某一时期和某一地区经济生活的性质，而经济生活的性质又强有力地限制社会、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和文学等诸多的因素。人们应从政治史、民族史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注意大跨度的人类史和全方位的文化史。历史学家要研究一切有关人类过去和探索现代人类发展方向的有关知识，把历史定义为关于重新研究过去的文明和现代的文化起源的科学；这是生活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结果。
八、小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核能的应用。航天技术的发展、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进展，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合物、新药品被开发出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更改变着人们沟通的方式和社会生活面貌，为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人类在宏观和微观世界两方面对宇宙认识的深化，都必然会反映到文化思想中来。在政治方面，西方世界同样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民族、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同时并存，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当西方世界在法西斯主义的灾害中觉醒过来的时候，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调整自己的政策，寻求新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福利主义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战后虽然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但是冷战的持续、危机的不断出现，促使人们思想活跃起来，探索新的出路。
人们希望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科学的革命性变化作出解释和历史总结，对变幻无常的世界风云、对社会和历史作出进一步理解。于是，出现了各种社会学理论的争鸣、对科学革命的探讨和新史学。
对社会、历史和科学变迁和发展的解释无非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进化论模式，也就是说变革是积累的和逐步的，而且基本上是由内部决定的；一种是辩证法模式，就是说变革是由危机、革命及非连续性变革的内部冲突或矛盾准备而成的。在对社会变革的解释上，前者用经济增长、结构分化、对合理性的追求等范畴来解释，后者则用阶级对抗、社会冲突、利益矛盾来解释。对社会、历史和科学的理解也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整体论理解，在社会理解上应用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网络、制度、整合倾向等范畴；一种是原子论的理解，在社会理解上应用角色理论、戏剧理论、互动理论等。但是，可以普遍接受的关于社会的理论模式还在酝酿之中。
应用到科学知识的发展方面，有库恩科学革命观和科恩科学革命观的差异，前者强调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强调进化式的积累，认为所谓科学革命只是个别的现象。
在以上诸多方面，西方学者的许多思想资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关注和研究当代世界思想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