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夏丐尊是从1909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工作时开始相识的，那时两人同做翻译工作，两人晨夕相共，相交甚密，结成了真诚的友谊。夏丐尊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早在1909年就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他自称是“受他启蒙的一个人”。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时，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巳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的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墟，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I936年，《文学》第七卷第六期）
十八景宋：最后一天
景宋是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的笔名，广东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鲁迅小17岁。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就在那里认识了许广平。她是鲁迅的亲密伴侣，他们之间的相爱和结合，传奇而浪漫。
片段的记述
鲁迅先生平常举动和谈话，有许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随时把可记录的摘写出来，久而久之，把这种材料选择编辑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对于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了解。可惜记录了不几天，他就病了。病中一直没有功夫继续记下他的谈话。所以这一片段，是很不完备的。而且当初满以为编辑成帙的，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会要在现时的情况下发表。那么，不妥之处，自然应当由我负责了。
（5月8曰）
晚间我拿起笔来预备写些字，他问我写什么，我把意思告诉了。他表示不愿意，这我懂得的：他以为不值得如此做。但歇一下他又说：“要写，就坏处也得写。”
他处置自己的时间，与其说是为我的，无宁说是为人。只要对于别人的希望可以满足，有时就是极不认识者的通信，他也并不看重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们一样。虽然仍有许多人觉得他的信欠详细或竟不复，因而招致无聊的不了解的讥刺函件，使他痛心。
他自己的文稿也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有时见我把弃掉的保存起来，另一回我就见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讽刺，说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好放。其实有许多不大要紧的书，倒堆在那里，区区文稿会没有地方放？不过他不愿意保留起来就是了。曾经有一次他的《表》的原稿给卖油炸鬼的人拿来包油炸鬼给买客，刚好那张稿子落在一个朋友手里，我听见好像身上受了刀割那么痛伤我的心，然而我时常眼巴巴的看他把原稿弄掉，我歪不过他。唉！
今天上午吴先生亲自把《死灵魂》精装本送来。是那么精致的一本图，我们看了都很觉满意。照目前社会情形，尤其书业情形，是很难做的：购买力薄弱，智识程度低下。但他是不管的，为了读者。虽然有时印刷些讲究的书籍，因而有人讥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说：“我的印好书，是有将来的，别人不注意将来，所以就没有把现在的东西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将来的人做粮食的心意。哪里是为的满足我自己。”
每一种新出版物到手时的高兴，是没法子形容的。吴先生一走，就兴冲冲地一本一本包起来，要使得朋友们赶快收到。这种替人设想的一种无我心情，我是时常体会到的。他的精神感动了我，自然不由得我也在旁给拿包裹纸哪，绳哪，浆糊哪等等，共同把书包扎起来，眼看着一包包的书横在案头，这才靠在躺椅上发出满足的微笑，有时且计算朋友们收到的日子。
这种包裹捆扎的琐事，虽是委之别人比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觉得满意。并且时常说：做这种事就是我的休息。真的，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总是手、口、脑轮流地使用。每当嘴谈天时，手算休息了；执笔写字时，手脑并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那里构思。有时我想：他磨练成机器一样了。别人看得实在太苦了，而他并不在意。自然修理机器也是第一要紧的，否则要损失他的生产力的，但至今没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难过。
（5月10日）
下午黎先生来，谈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类。他以为：
（一）每种刊物应有其个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种刊物，总是这几个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新产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为帮助一下，三两星期后，便能自己办起来，像《译文》初时情形一样，那是对的。如每期都需要帮助，好像背着一个人走钢架，不但走不动，而且有令背的人跌下的危险。
（三）办刊物应多量吸收新作家，范围要放大，不可老在几个人身上，否则要拖死的。
晚间和C先生谈话，说起“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出来”。更加重说：“老的非烧掉不可他是对于旧的渣滓毫不爱惜地割弃的，这是他执着不放松的确信。他太爱新生的进步产物，同时更太讨厌旧有的污秽。
他又说：“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邨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谈到中国的党员和日本党员之不同处，他说：“日本因政府压力过大，做文学的人许多都变了。他们虽则表面似变，但在思想信仰上如故，不过文章上表示缄默而已。中国则不然，他们多要做反叛的文字，乱骂一通。”
（5月11曰）
同C先生谈起中国人的极端性。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高氏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抹杀。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讲起小孩子的难对付。他（小孩）知识稍为有一点，首先问：天上面有什么东西？答说空气。再问空气之外有什么东西……看见了桃子，问哪里来的？说核种出来的。又问没有核的时候，最早最早，桃子是甚么东西生出来的？第一个是哲学问题，第二个是物种原始论。这种题目到如今还答不出来，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蛮人要归之于神，大概是无可解答时的答复呀。
他以为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要自己做出新的文法来。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对于中国人做事情的没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以为然的。他说：“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收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向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学做武器，和一切恶势力奋斗。可是他时常感慨于文学力量的薄弱，不切实，他希望文学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所以对人谈到这问题，他就说：“文学以后不能算他职业。一教书吃饭例外，专门学者例外一科学家……无论什么人，于自己职业之外，对文学有趣味，工作剩下来的时光，把从实际得来的写出来，各人经验不同，表现得当然五花八门。可是向来一般人X才于科学算学……不愿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学这一条路来，或美术上来，这是很不对的。不过这种情形是畸形的。而近来女工，劳动者，每一篇文章出来，容易引人注意，就因为他们的生活充实，自然有一种力量存在着。”
谈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如。他说：“海上文人，各有各的本领，我们不可轻看他。你看他会表面上笑嘻嘻，一动也不动，静得很’一点真意也得不出来。我时常想：他们好像非洲Jungle里的动物，矮树林里，看过去极平常’毫不可怕。可是如果真接触到时，就各有各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