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得信后，曾为写回信，顷得4月8日函，始知未到。后来因为知道要去教书，也就不写了。近来出版界太不景气，稿子少人承收，即印也难索稿费。我又常常卧病，不能走动，所以恐怕很为难。但，北方大约也未必有适当的书店，所以姑且寄来给我看看，怎么样呢？看后放在这里，也许会有碰巧的机遇的。（注：这部稿子，即《文学杂志》发表的《十元爱国》，后因杂志停刊，续稿遗失，我回平后重写，结果未给鲁迅先生寄去，改名为《风平浪静》，交人文书店发行。）
《文史》收到，其一巳转交，里面的作者，杂乱得很，但大约也只能如此。像《文学季刊》上那样的文章，我可以写一篇，但，寄至何处？还有一层，是登出来时，倘用旧名，恐于《文史》无好处，现在是不管内容如何了。雁君之作亦然，这层须与编辑者说明，他大约未必知道近事。至于别人的作品，却很难，一者因为我的交际少，病中更不与人往来了，二则青年作家大抵苦于生活，倘有佳作，只能就近卖稿。
这里也没有什么新出物，惟新近印了一本剧本（注：即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不久当又有木刻集一本出来，那时当一同寄上。
《北平笺谱》我还有剩下的，但有缺页，已函嘱郑君补印，待其寄到后，当补入寄奉。小包收取人当有印章，我想郑女士一定是有的罢，我想在封面上只写她的姓名，较为简截，请先行接洽。
这里出了一种杂志：《春光》，并不怎么好——也不敢好，不准好——销数却还不错，但大约未必长久。其余则乌烟瘴气，不过看的人也并不多，可怜之至。
我总常常患病，不大作文，而作也无处用。医生言须卫生，故不大出外，总是躺着的时候多。倘能转地疗养，是很好的；然而又办不到，真是无法也。
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豫启上5月11夜
鲁迅先生也知道自己的病，“倘能转地疗养，是很好的”他并不是如周作人先生所谓：“认为上海的地方很适宜，不愿意到别处去。”再看他下面的一封信吧。
xx兄：
十九日信收到。关于称呼的抗议，自然也有一理，但时候有些不同，那是平时，所以较有秩序，现在却是战时了，因此时或有些变动，
甚至乱呼朋友为阿伯，叫少爷为小姐，亦往往有之。但，此后我可以改正。（注：在此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否“偏偏个性很强”？）
那位“古董”，不知是否即吴，若然，则他好像也是太炎先生的学生，和我可以说是同窗，不过，我们没有见过面。文章当赶月底寄出（注：即署名唐俟在文史第二期发表的《儒效》）。但雁君之作，则一定来不及，因为索文之道，第一在于“催”，而我们似不易见面，只靠写信，大抵无甚效力也。
得来信，才知道兄亦与郑君认识，这人是不坏的。《北平笺谱》
正在再版，六月间可出，也有我的预约在里面，兄可就近取得一部，我巳写信通知他了，一面也请你自己另作一信，与他接洽为要。这书在最初计划时，我们是以为要折本的，不料并不然，现在竟至再版，真是出于意外，但上海的预约者，却只两人而已。
前几天，寄出《春光》三本，剧本一本，由郑女士转交，不知已收到否？《春光》也并不好，只是作者多系友人，故寄上。剧本译得很好，但印得真坏，此系我出资付印，而先被经手印刷人剥削了。今天又以书一包付邮，系直寄，内有旧作二本（注：即《南腔北调集》和《伪自由书》）兄或已见过。又木刻集一本，则新出，大约中国图版之印工，很少胜于这一本者，然而是从东京印来的，岂不可叹！印了三百本，看来也是拆本生意经，此后大约不见得能印书了。
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
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要缩短生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
此复即颂时绥。
豫上5月24日
许多人在想象中总以为鲁迅先生的生活一定是很优裕，然而，我们知道的他得了那样危险的病症，却弄到“无可住之处”！他自己也知道“要缩短生命”，他现在死了，在消极方面是因为他“非富翁”在积极方面则是他要“赶快做”！
以下两函是为《文史》拉稿及《北平笺谱》的事情：xx兄：
二十日信已到；《文史》未到，书是照例比信迟的。《春光》已经迫得停刊了，那一本只可在我这里暂存。
《北平笺谱》尚未印成，大约当在七月内。郑君处早有信去，他便来问住在何处，我回说由他自己直接通知，因为我不喜欢不得本人同意，而随便告诉。现在你既有信去，倘已写明通信处，则书一订好，
我想是必来通知的了。但此后通信时，我还当叮嘱他一下。
吴先生（按：即《文史》编者）处通信，本也甚愿，但须从缓，因为我太“无事忙”一但并非为了黛玉之类。一者，通信之事已多，每天总须费去若干时间；二者，也有时须做短评之处，而立言甚难，所以做起来颇慢，也很不自在，不再如先前之能一挥而就了。因此，看文章也不能精细，所以你的小说，也只能大略一看，难以静心校读，有所批评了。如此情形，是不大好的，很想改正一点，
但目下还没有法。
此复即颂
时绥
豫上6月24日
xx兄：
三曰信巳收到。“通信从缓”和“地址不随便告诉”是两件事，不知兄何以混为一谈而至于“难受”？我是毫不含有什么言外之意的。
郑君已有信来，言笺谱印成后，一部当交王口口（旧名），然则他是巳经知道的了。
《国闻周报》已收到。此地书店，必有口阀占据，我等出版颇难，稍凉当一打听，倘有法想，当再奉告。
此复即颂时绥。
豫上7月7日
不久以后，听说鲁迅先生又病了，那时有一位韩国的朋友要到上海，我便托他去看看，并写信介绍，但那位朋友因为太匆忙，没有去会他，就转回北平，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以下是为这事的回信：
xx兄：
一曰信收到，但稿尚未到。前两函也收到的，并小说两本，惟金君终未见访也。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那是健强的代价。
我因向不交际，与出版界很隔膜，介绍译作，总是碰钉子居多，现在是不敢尝试了。郑君已南来，日内当可见面，那时当与之一谈。
我一切如前，但因小病，正在医治，再有十来天，大约可以痊愈，回到家里去了。
此布，即颂时绥。
豫再拜9月4日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一切著作，过去出版的东西，不管是书店发行，或自费印出，大半都是完全被剥削了的！给朋友帮忙写的稿子当然没有稿费的。无论销路怎样好，那报酬除了给一般读者的影响，所有的书款是每每整个的被书店老板吞蚀了。这是因为鲁迅先生是失掉了自由的人，他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那些惟利是图的老板也就得以无法无天的当他们的“文化强盗”了。我们看他这封信：
xx兄：
十一日信今天才到，殊奇。文史及小说却早到，小说我只能放在通信的书店里寄售（按：即内山书店）。因为我和别店并无往来，即拿去托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索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未有不折本的。
我和文学社并无深交，不过一年中或投一两回稿，偶然通信的也只有一个人，所嘱退还稿子的事，常去问一问，但他们听不听也难说。（注：这篇稿直到现在仍渺无消息，我依他们的退稿条例是完全照办了的，我想，大概是巳经投入他们那间“宁波漆的玻璃橱”
里或是被火葬了！我不知道托过多人去过多少信，连回复也没有！）
少贴邮票，真对不起转信的人。近年来精神差了，而一发信就是五六封，所以时时有误。
因为发信多，所以也因此时时弄出麻烦。这几天，因一个有着我的信的人惹了事，我又好几天只好坐在家里了。
此复，即颂时绥。
豫上12月23夜
鲁迅先生一生没有放松过他的事业，他也一生没有摆脱过书店老板的剥削，他有一封来信说：
小说放在一家书店里，但销去不多，大约上海读者，还是看名字的，作者姓名陌生，他们却不大卖（按：此当系“买”之误）了。兄离上海远，大约不知道此地书店情形，他们都有壁垒，开明苛酷，
我一向不与往来，北新则一塌糊涂，我给他们信，他们早已连回信也不给了。我又蛰居，无可如何。介绍稿子，亦复如此，一样的是渺无消息，莫名其妙，我夹在中间，真是吃苦不少。自去年以来，均已陆续闹开，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一筹莫展的。
去年春，我在北平为一个新成立的书店筹办一种刊物，那时我存了一种过分的奢望，向鲁迅先生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请他特别的替我写一篇小说，并且要顾及环境，要前进，然而不要过激，他的回信说：
所说的稿子，我看是做不来的，这些条件，就等于不许跑，却要走得快。现在上海出版界所要求的，也是这一种文章，我长久不作了。茅先生函巳转寄，但恐无结果。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更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板、
读者的脸色了。脸色世界。
话虽如此，他并没有使我完全绝望，接着说：
“我的稿子，已函托生活书店，请其从速寄还，此外亦更无办法。”
至此以后，我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同他通讯，直至去年底，接到一封信，寄来内山书店寄售我的小说的款子，以及他的《准风月谈》一大包。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小说卖去三十六本，中秋结算，款巳取来，今汇上，希签名盖印，往分馆一取。倘问汇款人，与信面上者相同，但大约未必问。
年来因体弱多病，忙于打杂，早想休息一下，不料今年仍不能，但仍想于明年休息，先来逐渐减少事情。所以《文史》等刊物，实在不能投稿了，今年，因为生活关系，不得不同我生平最敬爱受赐最多的伟大的导师鲁迅先生隔绝了！在这当中，我也曾两次跑到上海去会他，一次碰着他正病得厉害，不能出来，他的住处又不能告诉别人，结果抱着满腔的忧虑回来了。不久以前因为一点事情到上海去，在先听说鲁迅先生到日本养病去了，心里还得到一点慰安，以为他“异地疗养”的计划实现了，但到了上海，才听说并没有去日本，病已经好了。我当即交了一封信到内山书店去，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就匆匆忙忙地回来了。我还希望他恢复健康，将来是不难同他见面的，我虽是不敢说自己在怎样艰苦的情况中埋头于如何伟大的工程，我却可以担保无论在什么时候绝不至有愧于他那样伟大的赐与！然而，人总是不满足的，群众的奢望是没有满足的，鲁迅先生的一生也在毫不吝惜地给人以满足，像我这样平常这样渺小的人物也得到他那么多的帮助，我相信，并不是他惠我独厚，一般的大众也一样地在领受他热诚的爱抚。同时，他对于我们也绝不是毫无目的毫无希望地在那儿作慈善的施与，他的“爱”和“憎”的情感一样强烈地在心头燃烧着，他对于敌人的进攻一点儿也不放松，他对于战友的爱护也丝毫也不能苟且，我们在这时要怎样才对得着他的施与，要怎样才做到他对于我们的希望呢？
（1937年，《鲁迅印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