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园辞职之后，第一感觉到的，就是非弄个事情做做不可。第二是：常写文章的人，忽然没有合适的发表地方，也有些不舒服。因为当时的北京，杂志是意外地少，《努力周报》，是胡适之先生发表政论的机关杂志，刚出版的《现代评论》，又是有政府靠山的宣传机关。至报章，虽然巳经都有了副刊，但《顺天时报副刊》是为本而说话，邵飘萍的《京报副刊》是专捧女戏子，《黄报副刊》就是专登那“阿呀呀，我要死了”的发源地。闹得当时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人，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了，于是本来闲不住的伏园，在打听过报纸四开大的刊物，如印一千份，纸张印刷共总不要十元钱。于是便像鲁迅先生所写的下面的事出现了。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自邀来的，记得是16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不错，《语丝》的发刊，完全是由伏园发起的，而且所谓邀来的16人，（连伏园在内）便成了语丝社的社员，那16人是：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李小峰、钱玄同、刘半农、章衣萍、章川岛、魏建功、许钦文、顾额刚、王品青、林语堂、江绍原、俞平伯、张定璜。这16人之中，写稿最多的，要算周作人与鲁迅了。鲁迅先生所谓，“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如李小峰、魏建功、许钦文，似乎就很少或者竟未写过稿。
但《语丝》毕竟发刊了。在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11月17日，创刊号便与世人相见了。创刊词上曾经这样说：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终是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
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釆文艺创作及关于文字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
创刊词本来是请鲁迅写的，但鲁迅先生是一向不主张刊物上有堂皇的宣言的。故这篇创刊词终于由周作人执笔，但她——《语丝》——的发刊名目的来源，还有一点小小逸事，鲁迅先生这样说：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
这是因为想不好名称，由钱玄同先生出的把戏，顺手拿一本书，用指头点下去，便得了“语丝”二字，同《莽原》出版时，向培良由书上点出“莽原”二字一样。不过稍有不同的，是《莽原》被向培良点出，我却找了一个八岁的小孩写了报头，而《语丝》便由点着钱玄同，亲自写出报头来了。
鲁迅先生说：“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16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
这也是事实，记得《语丝》指责梁启超的关于玄学方面的妙论，社员中就有人不赞成，《语丝》讽刺现代评论派陈四澄等人时，社员中也有人不赞成，这，哪里能说得“统一的战线”？或相同的意见与态度呢？而况《语丝》一开头，就收外稿，如《努力评论》主干胡适之，新月派主干徐志摩，猛进社主干徐旭生，在前十期中，就都有文章发表过。而嗣后投稿之广泛，可以说包含了当时全中国文艺社团中的份子，举例如，后期创造社或洪水社的王独清、穆木天、潘梓年、潘汉年等，《莽原》或未名社的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莽原或狂飆社的高长虹、向培良等，现在战国派文人沈从文，礼拜五派的张若谷，以及孙福熙、李金发、姚蓬子、王鲁彦、柳亚子、李健吾、佩弦、简又文、陈学昭、汪静之等等，就都在《语丝》上出现过。而且潘梓年、简又文、陈学昭、穆木天、柳亚子、姚蓬子等，又还不只一次呢。
这样，《语丝》不特说不上战线的统一，就是说同人杂志，亦勉强了。所以原有社员中，也有些人不大常写稿了，故鲁迅先生说：
……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即连一个字也不见了。
这大约是收外稿的原因之一罢？发起人孙伏园，在第一期上写过一篇《记顾仲实》，第十二期上写过《亲送语丝记》，第五十二期上写了《语丝的文体》，再不见他的笔迹了，当时的情形是：伏园既编辑《京报副刊》，便不大再过问《语丝》’于是先少了拉稿人。外边有稿子寄来，李小峰一律送给周作人看，决定登载与否。于是除李小峰请章衣萍陪他时常讲鲁迅写稿外，周作人成了固定的编辑，小峰担任事务，而常常写点文章的，除鲁迅周作人外，便只有江绍原、钱玄同、刘半农几个人了。
依当时的情形，鲁迅先生除每天要到教育部“转一转”即办公外，还担任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女高师、世界语专等校课程，而先生自己，则又主编《莽原周刊》，代《民众文艺周刊》看稿，还时时应伏园之求，为《京报副刊》写稿，既忙于时间，又不是没有发表的地方，为什么特别为《语丝》要比其他社员热心写稿呢？据先生自己说，是这样的：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因此，从《语丝》的发刊，直到在北平被封为止，除因先生赴厦门，略有间断外，几乎每期都有先生的文章，除论文、翻译、短评外，《野草》全部，几乎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
因为有鲁迅及周作人（当时周作人是在文坛负盛名的人，不似今日作汉奸之周作人）等几位的努力支持，所以《语丝》的销路，一期比一期好起来，由一千五百份，而两千份，而三千份再后是五千到八千，她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除观察深刻，文字简练，见称于时外，所谓随笔，所谓幽默，就都是由《语丝》而发煌起来。但在社会及对于文学上的意义，她还不只此，曾忆：她介绍过西班牙及希腊的民歌，太平天国的文学，希腊的陶器画，孙中山先生早年的政治主张，文豪如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高尔基等，她又指责过：日本《顺天时报》的怪论，南开学校的性教育，孙传芳的三爱主义，执政府的大屠杀，《现代评论》的不现代。也讨论了礼俗问题，思想问题，批评问题，以及方块字的存废问题，并研究考证了外国的民情与风俗，以及苏曼殊等人物。凡这些，都在当时及其后来发生了很大作用，只要看她，既受警告，又遭禁止，就可想到一切了。
我以上所写，是指在北京所发行的而言，这时期，除社员稿子投来，即由负事务责任的小峰发排，无所谓取舍外，外来稿件，是由小峰送给周作人，自然像鲁迅所介绍的旁人的稿子，也大挺登载的，至于到上海复刊的《语丝》，那是由鲁迅出名编辑的，鲁迅先生已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讲得够详了。这里只好“带住”！
<莽原>时代
五四时代的浪潮，慢慢退下去了。到民国十二三年，可以说是文化界最黑暗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文化界的黎明时期，因为五四时代的新人物，留洋的留洋，做官的做官，有的埋头于研究，有的投奔到主子怀里去，在当时，继续支持那精神的，便是鲁迅先生。《呐喊》的出版，即其明证。
《呐喊》给与中国文坛怎样的影响，我不想多说。这已有批评家论列过了，我现在要说的，是《呐喊》的作者鲁迅先生，在《呐喊》出版后的行动同战斗！
当时，中国的文艺刊物，少到几乎没有，在北方，能容纳文艺作品，而为青年所爱好的，是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在南方，除了《创造》以外，便是商务印书馆以压倒一切的姿势，发行的三大杂志：《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
因为《呐喊》的出版，鲁迅先生更为青年所爱好。于是编副刊的伏园，便三天两天找鲁迅先生为他的副刊写稿，以满足青年读者的欲望。这时节鲁迅先生刚刚搬进他用借贷而修盖的新居——西直门内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先生文章寄出了，题目是《我的失恋》，署名为某生者。伏园还有什么话说呢？他以愉快的心情，将稿发出了。因为他的副刊上，又有鲁迅先生的大作了。——虽然署名不是鲁迅，而是某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