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酒器，还具有珍贵可靠的史料价值，其一，古代酒器是数量多、系列全的实物史料，是考古学家据以研究器物编年序列和文化属性的“典型器物”。其二，有许多酒器上有题铭，是极其难得的文字史料。例一，据文献记载，商代有个孤竹国，其都城在今河北卢龙县一带。商代末年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互相谦让王位，双双辞别家乡投奔周文王。后来因劝阻武王伐纣未遂，兄弟二人隐入首阳山中。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罍上，赫然铭镌“孤竹”二字，证明商代确实有孤竹国，位于东北远方；例二，西周早期的“小臣单铜觯”，有铭文，记载了西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铭文说“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是说周王在与商人的战争中取胜，周公在成周奖给有功人员“单”货贝十朋。有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商周之战，指武王伐纣。另有学者认为指周公奉成王命平定武庚与管、蔡之乱。总之，由这件铜觯的铭文可以证明古文献记载的商末周初的两次大战役，是可信的。例三，武王克商以后，封召公为燕侯，据记载，燕国的都城在北京附近。1986年，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出土的一件西周初年的铜盉上，有铭文43字，记述了周王封燕之史实，铭文中称召公为太保，说周公“令克侯于燕”。这件铜盉的出土，不但证明了武王封燕之史实，而且还指明燕国的都城就在北京房山县。例四，陕西宝鸡市出土的“何尊”，是西周早期的铜器，有122字长篇铭文，铭文说，周成王在成周城召见一个名叫“何”的人，训话中提到，武王克商后，曾计划建都于洛阳，证明《逸周书》等古书记载的武王克商，拟建都洛阳等，均为史实。例五，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燕王哙禅让相邦子之：引起国内动乱，齐国趁机伐燕，攻占了燕国都城。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壶，有铭文记载说，当年中山国也参与了伐燕战争，中山国相邦司马赒”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备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这么重大的事件，在历史文献中竟一字没有提到！
另外，一些古代酒器还为我们了解许多在古书中虽有所记载，但已不可确知的事情，提供了很好的证据资料，像古代的礼射、宴饮、攻战、舞马、胡腾舞、抽筹行令等等，在古代酒器中都有实物或图像可供参考，本书中有介绍，可备查。
关于中国古代的酒器，还有许多的典故笑话，这里不妨举出几例。据《汉书》说，梁孝王家藏一件酒尊，值千金，先王遗命将此尊作传家宝，不准送给任何人。王后一再请求得到该尊，梁孝王就将宝尊赐给了王后。皇上闻知，以不孝罪诛杀梁孝王。邯鄣淳《笑林》说，三国时有个才子叫郑泉，嗜酒如命，曾有个宏愿，就是用大船装酒，任他扎猛子畅饮，而且每喝掉一部分酒，船舱内就自动添补等量的酒。郑泉临死时立下遗嘱：死后必葬于陶窑之旁，以期几百年后尸体化为土，能有幸被陶工取为原料，制成酒壶，与酒日日相伴，真是“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世说新语》载，晋代名士阮仲容与宗人相聚饮酒，用大盆盛酒，适有猪来争饮，这位阮先生便与猪共饮于酒盆中。《侯鲭录》载，宋代有酒瓶叫酒经，晋安人赠酒给别人，礼单上便写作“一经”或“五经”。外乡人到晋安，听说有人送来“五经”，误以为是“四书五经”之“五经”，慌忙整冠束带迎出门外，方才知道“五经”就是五瓶酒。据《啸亭杂录》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制造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巨型玉酒瓮，可贮酒三十余石，放置在元大都广寒殿中。后遭战乱，这件宝物流落宫外，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被人发现，此时的珍稀玉宝，却被真武庙道士当作了腌菜瓮！乾隆皇帝命人以千金赎回，视为珍宝。《古今谭概》说，明朝时南京陈公镐在山东做官，因他嗜好喝酒，其父便写信告诫于他，希望他戒酒，以免误了公事。陈镐真为难了，不戒酒吧，父命不可违，违父命是不孝；戒酒吧，又实在舍不得。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让人给他特制了一件大号酒碗，可容二升许，碗内镌八字“父命戒酒，止饮三杯”，在同僚中传为笑话。
酒器本是人们的享乐之物，但有时却与人的性命相关。例如，春秋时赵襄子欲夺取代国，便在宴请代君的酒筵上，乘代君酒酣，用酌酒大金斗猛击其头，致使脑浆涂地而死。又，赵襄子攻败智伯，竟用智伯的头盖骨制成酒杯。西汉时，匈奴击破月氏，以月氏王之头骨为饮器。用人头骨作饮器，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发现。这大概是最令人生畏的酒器了。
古人也有研究酒器者。《逢原记》说，唐代李适之有酒器九品，分别叫做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几、醉刘伶、东溟样。宋代叶廷圭《海录碎事·饮器门》，集录古代若干种酒器，并加以解说。《茶余客话》载，成窑出产的瓷酒杯，所绘花纹多种多样，其中，“高烧银烛照红装”，即一美人持灯看海棠。“锦灰堆”，即折枝花果堆四面。“鸡缸”，上方画牡丹，下方画子母鸡。“秋千杯”，即仕女秋千图。“龙舟杯”，即塞龙舟。“高士杯”，即茂叔爱莲、渊明对酒。“娃娃杯”，即五婴相戏。凡此“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莹洁而质坚”。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盌谓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日‘此盌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宝耳’，”明代袁宏道在《觞政》中认为，酒器以古玉器和古瓷器为上乘，犀角、玛瑙器次之，近代上好瓷器又次之，金银器再次之。
酒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酒器是酒文化的重要载体；礼乐制度是古代华夏文明的要素之一，而酒礼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因此，通过古代酒器，可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我们的悠久历史。
中国古代酒器
水鸟啄鱼蒜头壶
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这种器物口小、颈细、腹折、底平，形似蒜头，造型精巧而优美。绝大多数为泥质红陶，外表或素面无纹，或饰精美的彩陶图案。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址中，这是最常见的器物之一，表明当时广为使用。由于它腹大口小，所以既可用它盛储水和酒，也便于饮用。出土于北首岭的这件蒜头壶堪称仰韶文化的精品。高21、口径1.5、腹径20.7、底径8.4厘米；口呈花苞状，并绘有黑彩花瓣状图案。在肩腹部用黑彩绘一组寓意深刻的水鸟啄鱼图，构图线条相当简练，而鸟和鱼的形态却生动活泼。一只水鸟用嘴紧紧叼住一条大鱼的尾巴，大鱼身体扭曲，昂首张望，呈负痛难忍、欲逃不得之痛苦状。这条鱼身躯细长，头部呈方形，眼睛圆睁，两侧的巨腮向外鼓起，头部和背部均有斑状花纹。这种构图具有巫术含义。在史前时期，动物总被巫师作为与神沟通的助手，鱼生活在水中，鸟翱翔于天空，它们的生活区域和习性与人类迥然不同，因此很容易引起史前居民的敬畏与联想。人们将这两种神异的动物组合在一起，认为这样就可与神灵沟通了。巫术总是与酒分不开的，巫师在施法的过程中往往要靠酒的帮助来进入迷幻状态，将具有巫术意义的图像绘于酒器的外表，有助于提高巫术的威力。北首岭的这件蒜头壶出土于一座墓葬中，墓主人只以此件器物作随葬品，足见对它珍爱程度。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船形彩陶壶
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长，底部短，上部两端尖，造型颇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鱼网状的图案，渔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渔网。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通高15.6、口径4.5、宽24.9厘米。北首岭是一处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现在宝鸡市的北侧，南距渭河2公里；紧邻遗址的东侧，便是渭河的支流金陵河。对于生活在河边的北首岭史前居民，捕鱼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在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鱼类和龟鳖类动物的遗骸，另外还有蚌、螺等水生动物的外壳，它们显然都是从附近的河流中打捞上来的。北首岭的史前居民似乎对鱼特别重视，他们不仅生前食鱼，死后还要用鱼作随葬品。在一座墓葬的陶罐内就发现了两条鱼的骨骼，出土时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的物质胶结在一起，估计当时可能是将鱼烹制成菜肴，然后再装入罐中埋在墓内的。当时人对鱼如此珍爱，对捕鱼的工具当然也就有特殊的感情。从这件船形壶的造型看，当时很有可能会造船。将盛酒装水的器具造成船形，则又另具新的意义。人们喜欢美酒，当然希望能拥有永远喝不完的佳酿，而船是永远要漂浮在水中的，用船形壶装酒，人们会觉得酒就像船下的水一样永远饮之不尽。可见，当时人不仅喜欢喝酒，而且还特别重视装酒的器具。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鱼鸟纹葫芦瓶
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瘦长，小平底，造型类似一只葫芦。在腹部两侧各附一耳，耳上穿有一小孔。通高29、口径3.5、底径6.5厘米。口部遍涂黑彩，颈部以下用黑彩绘有复杂的鸟纹和鱼纹组合图。在腹部的两面，各绘上、下两组鸟纹，鸟均只绘头部。上部的鸟头被圈在一个方框内，头上方有一带倒刺的弧线，嘴朝向杯口；在鸟嘴的下方，绘有一个鱼头，鸟似在啄这个鱼头。下侧的鸟也在一个方框内，嘴朝向瓶底。在这两组鸟纹的正上方，还有三个并列的三角形图案；三角形的上方，有两个小圆点。在瓶的两耳部，以耳为中轴点，各绘一组不同的鱼纹。一侧绘两个鱼的侧画像，鱼嘴张开，朝向耳部，器耳也遍涂黑彩；另一侧则是用三角形组成的鱼纹。
葫芦形瓶是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距今5600年左右。大多用细腻的陶土塑造而成，外表多呈红色，也有个别的是泥质黑陶。造型多样而美观，器身份两部分，上大下小，形似口小腹大的葫芦。多数素面无纹，极少数饰绳纹和指甲纹。外表用黑彩绘饰图案的器物并不太多，但是凡为彩陶者，均构图复杂，图案精美而寓意深远，堪称仰韶文化的精品。除这里所说的鱼鸟纹组合图外，还有变体鱼纹和变体人面纹等，它们既抽象又传神，表现出仰韶文化的居民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葫芦形瓶在史家类型的遗址中均有出土，而且数量还相当大，姜寨就有114件，仅次于钵，说明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器物。推测它可能兼具盛器和饮器两种用途，既可装水、装酒，也可用它来喝水饮酒。腹部深而大，便于装东西；口部小而圆，便于饮用；器身上、下部分之间有向内凹的细腰，有些在下腹部还有两耳，便于捉握和携带。用它装酒，既可在家开怀畅饮，又能随身携带，以便随时品尝。所以，自此以后，葫芦和葫芦形的器物便与酒联系到了一起。商代甲骨文中的“酒”字竟就是一个类似于葫芦的图案，后世的道士和仙人的腰间往往有一个充满魔力的酒葫芦，葫芦不仅是酒器，而且还成了一种法器。
此器现藏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
彩陶背壶
山东省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这是一件泥质红陶，高17.4厘米。颈部长而外侈，弧肩，深腹。腹壁的对称两侧各装环形耳一对，一侧装一小竖鼻，与此相对的另一侧则被拍平。这种造型适于穿绳背负，故考古学家称之为“背壶”。背壶是大汶口文化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最常见的形态是两侧装竖桥形耳，另一侧装一小鸟喙式突纽，靠人背部的一侧被拍平。在遗址中多大量出土，大汶口墓地就发现了84件。陶质粗、细均有，造型也很普通，表明这是一种使用很广泛的器物，当时的居民可能既用它装酒，也用它背水。绝大部分背壶外表都素面无纹，仅见的几件彩陶都相当精美。这件彩陶背壶出土于大汶口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第10号墓中，而且同样的背壶出土了两件，另一件无论花纹还是造型，均与这件相同。器身上下遍饰花纹，图案都是用黑彩和白彩组合而成。颈部绘有三个等距离的黑白彩同心圆；肩部饰四组黑白彩漩涡纹，上下界以一周黑白彩条纹；腹部用黑彩镶白边绘出上下交错的三角形图案；近底处绘黑地白色圆点纹两周。装饰如此华丽的背壶在大汶口文化中仅有这两件，表明它相当珍贵，可能已非一般的日用品，而是象征财富和地位的酒礼器了。
大汶口墓地的第10号墓是一座相当考究的墓葬。墓主人是一位50—55岁的老年女性。墓内用原木构筑成椁室，有二层台，这两件彩陶背壶便一左一右分放在二层台的两侧。在二层台上有两片朱红色土，估计当时可能绘有图案。墓主人手握獐牙，头部佩戴着由77个单件组成的三串石质装饰品，另外还有一把象牙梳；右臂佩一件玉质半透明绿色臂环，右股上放一玉铲，右膝附近有一骨雕筒；在头顶上方的二层台上，还有两件象牙雕筒。椁室内外堆放着洁净的白陶壶、乌亮的黑陶杯以及鼎、豆、瓶、器盖等，另外还有成堆的鳄鱼鳞板和猪头等。这是一位相当富有的老太太，在迄今已发现的数千座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还没有任何一个能与她相比。她绝不是一般的氏族成员，而应是具有相当高地位的权贵，所以她才能拥有一般人所享受不到的珠玉和美器。这两件彩陶背壶应是她生前专用的酒器，是她权势的象征物之一。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人首灰陶瓶
碧波荡漾的太湖地区，自史前时代起，就是中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在距今8000年左右，这里的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并使这一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史前时代中国稻作农业的中心地区之一。在距今5900—5300年左右，环绕着太湖流域，出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考古学家称之为“崧泽文化”。这一文化的居民继承了其祖先的谋生方式，以种稻为主，兼营渔猎。长期的稻作实践，使太湖地区的先民从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术，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居民不仅视酒为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而且开始注重饮酒的情趣。他们制造出了各种造型美观、装饰华丽的酒器，这些器物构成了崧泽文化最精致的器物群。
这件人首灰陶瓶是1990年在浙江省嘉兴市大坟遗址发现的，是崧泽文化中罕见的珍品。胎质为泥质灰陶，高21厘米。瓶顶端塑成小型人头像，五官清晰，双眼内凹，鼻梁隆起，口部张开，面部表情相当生动。两耳宽大，并穿有小孔；脑后塑有上翘的鸭嘴形髻，髻上带一小孔，这可能是崧泽文化居民的一种发式。脖颈细长，躯干圆鼓，并分成三个部分，似人体的胸、腹和下肢。在前胸开一小圆口，是装酒和倒酒的孔道。整个造型既是一个生动的人形雕塑，而又具有实用功能。细长的颈项和小巧的头部便于捉握提拿，肥大的身躯则可多装佳酿。饮酒时，对面有这么一个双眼炯炯有神的人形装酒器具，仿佛他在与你对饮，自然给饮者增添许多酒兴。
此器现由浙江省嘉兴博物馆珍藏。
彩绘碗形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