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的眼睛不足以看到自己，故用铜镜观看面容；智力不足以认识自己，故用道端正自己的行为。所以铜镜没有照见污点的罪过，道也没有指明过失的怨恨。眼目离开铜镜，就无法理正面容；行事离开法则，就无法分清是非。西门豹为人性急，因此佩戴皮绳来提醒自己以免急躁；董阏于为人迟缓，因此佩戴弓弦来警惕自己以免拖沓。所以能用有余来弥补不足，能用长处去弥补短处，就叫做英明之主。
天下有三条实理：一是人有智力还有办不成的事，二是人有力量还有举不起来的东西，三是人虽强大还有不能战胜之时。所以即使有帝尧那样的才智，如没有众人的帮助，大的功业也无法完成；有乌获那样绝力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也不能自己举起自己；有孟贲、夏育那样强大的身躯，如没有法术，也不能长胜。因此客观条件有时无法获得，事情有时无法完成。所以乌获以千钧为轻，而以自身为重，这并不是说他自身比千钧还重，而是没有客观条件。离朱认为百步容易而眉睫之间就难了，这并不是因为百步近而眉睫远，从道理上讲，是不可能的。所以明主不因为乌获不能自己举起自己就为难他，也不因为离朱看不见自己的眼睫毛就为难他。依靠可能成功的条件，考究容易成功的法则，因而用力少而功名事业就可以完成。天时有利有不利，事情有益有害，万物有生有死，人主为此三种情况露出喜怒的颜色，坚贞不屈之士就要离心了。圣人的清明之性隐藏得是非常深邃的。所以英明之主观察别人，而不让别人察觉自己。比帝尧还明察的人不能独自办成大事，乌获不能自己举起自己，孟贲、夏育不能战胜自己，君主能够运用法术，观行之道就尽在其中了。
安危
【原文】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日赏罚随是非，二日祸福随善恶，三日死生随法度，四日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日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日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日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斲削于绳之内，二曰斲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一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治，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译文】
治国安邦的策略有七项，危害国家的途径有六项。
治国安邦的策略：一是赏罚要根据是非曲直来确定，二是祸福要根据善恶好坏来判断，三是死生要根据法令来裁决，四是用人要区别贤与不肖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五是有愚昧与才智之分而无诽谤与伪誉，六是用法度标准来衡量而无揣度与估计，七是有信守而无欺诈。
危害国家的途径：一是巧用法令歪曲法令以徇私情，二是不遵守法令而随意裁决，三是乘人之危谋私取利，四是幸灾乐祸，五是危害别人的安全，六是对于喜爱的人不亲近，对厌恶的人不疏远。如果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理由，失去了爱惜生命的依据。人们不乐于生存，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人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法令就无法推行。
如果天下的人们都能在国家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征战就会胜利，治国就能安邦。太平盛世使人乐于生存并去做好事，爱惜生命而不愿做坏事，坏人就少而好人多。所以国家长治，社会久安。惊车之上不会有仲尼，翻船之下不会有伯夷。所以法令就成了国家的车船。国家安定时有才智的人和清廉的人就会出现；国家危殆时争夺与贪婪的人便会应时而起。所以治国安邦之策，就像饿了要吃饭，冷了穿衣一样，不必下命令，自然而然地就会办好。先王把纲纪国法写在竹帛上，它的治国之道顺应民心，所以后世人都很信服。现在正饥饿寒冷时却要废弃衣食，即使是孟贲、夏育也无法做到；违背了自然，即使是遵循治国之道也行不通。强迫人们去做连勇士也做不到的事，君主也得不到安宁。君主用无法满足的贪欲向，已被搜刮净尽的百姓去苛求，百姓只好说：“没有了！”百姓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治国的，然而被百姓看轻，君主的功业就无法建立，名声也无法成就。
听说古时候扁鹊治病，就是用力刺到骨头上；圣人挽救危难的国家，就是用忠言而不怕逆耳。刺骨治病，虽身上会有小痛，可是对身体却有长远的益处；逆耳之言，听了在心情上虽有些不舒服，可是对国家却有长远的洪福。病重的人，忍住疼痛对身体才有利；勇猛刚毅的国君，为了能造福国家就得听逆耳之言。病人能忍住疼痛，扁鹊才能竭尽医术；君主能听逆耳之言，才不会失去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之道。有病而又不能忍住疼痛，就会失去扁鹊的技巧；国家危难而君主又不能听逆耳之言，就会失去圣人的心意。这样，利益不长远，功名不长久。
人君不严格要求自己像帝尧那样，却要求人臣像伍子胥，这是幻想殷朝人都和比干一样；都像比干，人君就不会有失误，臣下也不会被杀戮。人君不能权衡自己的权力，就会有田常那样的人出现；而又希望人人都和比干一样，所以国家一时一刻也得不到一丝安宁。废弃了尧、舜那样的圣君，而立起桀、纣那样的暴君，人们就不能高高兴兴地去发挥所长，而为所短去担忧。失去所长，国家就无法建立功业；守着所短，人们就没有生活的希望了。人君不能建立功业而驾驭着失去生存乐趣的百姓，法令就无法推行。这样，君主就无法命令百姓，百姓也无法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能不能分清是非，而不在强弱。人君的存亡在于有实权还是徒有虚名，而不在于民众的多少。所以齐国虽说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然而名不符实，君主在国内徒有虚名，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所以臣下才得篡夺君位。夏桀原是天子，然而他不分是非：赏赐无功的人，使阿谀奉承的人以欺诈虚伪为贵；诛杀无罪的人，使驼背由于天生的缺陷而被剖开后背。以欺诈虚伪为是，以天生自然为非，所以弱小的臣下才能战胜有大权的君主。
英明君王的内部是巩固的，所以没有外来的祸患。国内有问题而不为外部消灭的很少见。所以周朝夺取殷商，就和在朝廷之上拾到的一样。如果殷商不在朝廷上丢失权力，周朝是不敢指望殷朝一根毫毛的，何况是改朝换代呢？
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就是顺应法制，就是顺应民心，因此用以治国则国泰民安，离开它人民就会思念。帝尧当时没有牢固的约束而道行，帝舜没有给后代留下立锥之地而德隆。能够根据尧、舜的古法确立治国之道，而把恩德留传给万代的就叫做英明君主。
守道
【原文】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守道者皆怀金石一之心，以死子胥之节。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羹昝而掇金，赴羹昝而掇金，则身不全。贲、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贲、育见侵于其所不能胜，盗跖见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贲、育之所不能犯，守盗跖之所不能取，则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则天下公平，而齐民之情正矣。
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祸。何也？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如此，故图不载宰予，不举六卿；书不着子胥，不明夫差。孙、吴之略废，盗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而无瞋目切齿倾取之患：人臣垂拱于金城之内，而无扼腕聚唇嗟唶之祸。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不独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故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职。通贲、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盗跖之贪，不以财易身；则守国之道毕备矣。
【译文】
圣明君主立法，他的奖赏足以鼓励行善，他的严刑足以制止暴乱，他的措施足以保证法治完善。治理国家之臣，立功多的爵位尊贵，出力大的奖赏优厚，竭尽忠诚的名声高远。善良的事好像春天那样欣欣向荣，邪恶的事好像秋天那样萧杀衰败，所以百姓就互相鼓励使出一切力量，乐于为君主竭尽忠诚，这就叫做君民相得。君民相得，所以能使出大力的人，按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使自己和任鄙一样；战士舍死忘生，都想成为孟贲、夏育；人臣皆怀坚贞之心，都愿像伍子胥那样以死尽忠。出力的人如同任鄙，战士和孟贲、夏育一样，人臣坚贞心如金石，人君便可以高枕守己之权、守己之势，而国家治理就都完备了。
古时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用重刑以禁止轻微的犯罪，用人们难以承受的刑罚以禁止易犯的过错，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己，盗跖和曾参、史鱼都同样廉洁。何以知此呢？贪婪的盗贼是不会跳进山涧拾金子的，跳进山涧去拾金子，身体就难以保全。孟贲、夏育不估计敌人的力量，就没有勇敢的名声；盗跖不考虑可否获得，就不能得厚利。
英明的君主握住禁令，孟贲、夏育看到无法制胜而将受到制裁，盗跖看到无法获赃而将受到惩罚，所以才能禁止孟贲、夏育不敢为非，防范盗跖不敢盗取，于是强暴的人老实谨慎了，搞邪门歪道的人回归到正路上来。凶猛的人老实了，大盗也改邪归正了，天下公平正直，而民风也就淳正了。
人君离开了法治就会失去人心，即使赛过伯夷的清高，然而也免不了有田成那样的乱臣，盗跖那样的祸害。这是为什么？如今天下没有一个伯夷，而奸人在世上也从来没有断绝，所以必须建立法制，制定条例。完全按照法制条例行事，伯夷也不会走上邪路，盗跖也不会任意为非。法制严明，贤人也不能侵夺不贤人的财物，豪强也不得侵犯弱小，人多势众也不得欺凌孤寡。把天下托付给帝尧法令的制裁之下，坚贞之士不会丢掉自己的本分，奸人也不会抱有侥幸的贪心。把千金巨款寄托在羿的箭上，就是伯夷也不会失金，盗跖也不敢去窃取，帝尧明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所以天下没有坏人坏事；羿的箭术不会射出而不中，所以千金也不会丢失。因而坏人长不了，盗跖也会改邪归正。这样，典籍里就不会记载宰我之廉和六卿之贪，史册中也不会列举伍子胥之忠和吴王夫差之不明了。孙武子和吴起的韬略就会被废弃，盗跖的心也会被说服。君主在宫中过着“甘其食，美其服”的安适的生活，更不会遭到恶人的怒目切齿篡权夺位的厄运；臣下在坚城之中不必有任何操劳，又不会碰上令人惋惜、愤慨、悲叹的灾祸。想制服老虎而不用木笼，禁绝奸邪而不用刑法，杜绝虚伪而不用符信，这是孟贲、夏育也办不到的，帝尧、帝舜也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设下木笼，并不是为了防老鼠，而是使胆怯的和懦弱的人也能制服老虎；建立法制，并不是为了防备曾参和史鱼，而是使平庸的君主也能禁止盗跖的掠夺；制作符信，并不是为了预防尾生，而是使众人百姓不互相欺骗。不只是依靠比干那样的人效忠尽节，也不侥幸叛乱之臣没有欺诈；而是依靠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的木笼，掌握连平庸君主也易守住政权的法制，在当今的社会，为人主尽忠，为天下结恩德，利益再也没有比这更长远的了。所以作为君主的没有亡国的忧虑，而作为忠臣的也没有杀身之祸。明确规定尊重威权一定给予奖赏，所以能使人尽力于执法，效忠尽瘁于自己的官位。洞晓孟贲、夏育的实情，就不会平白无故去送死；迷惑于盗跖那样有贪心的人，也不会为了钱财去丧生。这样，治国之道就完备了。
用人
【原文】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