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的形式及风格看，颇似《诗经》，应是巴蜀地区比较早的古诗。蜀地流传的孝敬父母的故事更加美丽动人。成都人禽坚，字孟由。其父禽信在县衙中任县吏，在出使越嶲时被人掠走，卖人少数民族都落中。禽信失踪时，禽坚还没有出世。禽坚出世后，母亲因生活所迫改嫁他人。禽坚长大后，知道了父亲被掠卖这件事，为人作佣工，积攒很多钱去寻父亲。禽坚“一至汉嘉，三出缴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禽坚寻回父亲，又把母亲接回来赡养。雒人姜诗，字士游，也是个大孝子。他的母亲非常喜欢喝长江之水，爱吃鲤鱼脍，而且不喜独食，常常与邻居老太太共享。这样，姜诗弄江水和鲤鱼常常要备双份。有一次，姜诗带着儿子到江中为母亲汲水，儿子不小心掉人江中淹死。姜诗怕母亲伤心，强忍悲痛，骗母亲说把儿子送走学习去了，仍每日为母汲水捕鱼不辍。这件事感动了神灵，忽然有一天，姜诗的屋侧涌出一股泉水，其味道和江水一样。不但如此，泉中每天都出两条鲤鱼，这下不用姜诗每天汲水捕鱼了。
巴蜀之人讲究德行礼义。成都人仲里，从小拜严季后为师，从之受学。严季后任汶江尉时，写信让仲里前来。仲圼答应十月去，不料此时夷人反叛，交通阻隔。但仲里不肯失信于老师，毅然如期前往，“经度六七，几死”，数年后终至汶江。任末，字叔本，蜀郡繁县人，与董奉德同学于京师。后来，董奉德病死。任末推着小车为其送丧。任末的老师死时，任末自己也身患重病，他抱病去为老师送丧。他怕自己病重，不能活着到老师家，便带着棺木前往。果然，在途中任末病故，临死前“遗令敕子载丧至师门，叙平生之志也”。绵竹人左乔云，年少时被左通收为养子。左通曾为一个犯人作保，不料此犯人被保释后逃走，左通因此受连坐。县吏因为左通没有强壮的儿子，便欺侮他，想把他的膑骨弄坏，使他致残。左乔云当时只有十三岁，他怒不可遏，持锐刀杀死县吏，把左通救出来。什邡人贾栩，字元集，为人讲义气。雒县人孟伯元为父报仇，杀了仇人，受到官府通缉。他听说贾栩讲义气，便前往投奔他，雒县县官听说孟伯元的去向，便带兵追来。贾栩听说，叹道：“孟伯元把我作为义士，前来投我，我岂能背叛他！但如果我杀了雒县官兵，必然会使我什邡县受连累。”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中，贾栩便自杀了。
上述诸人中，有的尊师，有的讲信，有的重义，有的嫉恶，有的忠于友情。这些人和事，体现了巴蜀人重德讲义的精神风貌。
孝敬父母，尊师爱友，诚信无欺，重义如山，疾恶如仇，这些品质都和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合拍。正因为巴蜀之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儒家思想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发扬光大。西汉时文翁为蜀郡太守，好仁爱教化，选送郡县吏十余人到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学成归来皆被重用。史书记载：
（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东汉时，蜀地的儒学之风仍旧很盛。有关史书这样记载：
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
巴蜀地区的儒学兴盛，当然与文翁这类的官员大力宣扬提倡有关。然而，青石板上长不出大树，贫脊之地长不出茂盛的庄稼，巴蜀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儒学兴盛的沃土。
巴蜀地区不仅儒学兴盛，文学也很发达。仅两汉时，便出现许多着名文学家。成都人严遵，字君平，雅性淡泊，学业高妙，精《周易》，通《老》、《庄》，是大文学家扬雄的老师。成都人扬雄，字子云，“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吏，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成都人司马相如，字长卿，“游京师，善属文，着《子虚赋》而不自名，武帝见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世。’杨得意对曰：‘臣邑子司马相如所作也。’召见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赋》，帝悦，以为郎。又上《大人赋》，以风谏；制《封禅书》，为汉辞宗”。资中人王褒，字子渊。“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为王襄作《乐职》、《中和颂》，宣帝时，又上《甘泉》、《洞箫赋》。帝善之，令宫人颂之”。
益州有四塞险固的地理环境，
益州有富饶的自然资源，
益州有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水平，
益州有延绵不断的政治历史，
益州有醇厚的人文传统，
益州有独特的宗教文化，
益州有浓郁的儒学、文学风气。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如此重视益州，就能加深对“隆中对”的认识，更能进一步找出以巴蜀地区为核心的益州，何以能支撑起三国中最小的蜀汉与大国曹魏抗衡的答案。
二
益州境险，益州地富。这境险地富的益州曾经是胜者称王天下的起点，也曾经是败者坐以待毙的樊笼。
秦末，项羽为了遏制刘邦，把他封在巴蜀汉中，并封秦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把守关中。当刘邦率众沿着险峻的栈道不情愿地进入汉中时，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烧掉惟一通往外界的栈道，以向项羽显示无出川东向之意。其实，烧掉栈道，是为了麻痹项羽；麻痹项羽，是为了更顺利地出川东进。无出川东向之意的外部表现，恰恰掩盖着定要出川东向的心态。
最了解刘邦心态的人要属萧何了。
韩信因在刘邦处不被重用，不辞而别。萧何闻讯，策马急追。当他追回韩信，面见刘邦时，君臣有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
刘邦问：“所追者谁？”萧何答：“韩信也。”刘邦不信，骂道：“诸将逃亡者以十数，你都不追。追韩信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萧何说：“诸将容易得到。至于韩信，国士无双。大王若想在汉中长久称王，就不要用韩信；如果决心争天下，除了韩信，没有人能帮您实现此目的。这要看您拿什么主意了。”刘邦说：“我当然要挥兵东向了，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其实，即使刘邦不说，萧何也知道他的心思。否则，萧何为什么要不辞劳苦把韩信追回来呢？还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刘邦打天下！
刘邦身居蜀汉，却念念不忘取得天下，在众人的辅佐下，最后终于打败项羽，建立汉朝。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公孙述趁乱占据益州，先称蜀王，后称皇帝。据说，公孙述在称帝之前，曾作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公孙述醒来，对其妻子说：“八厶为公，子系为孙，能作十二年皇帝。虽贵而祚短，若何？”其妻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上述对话，反映了公孙述夫妇的目光短浅，胸无远志。公孙述根本不是一位有雄才大志之人。他不思进取，据险自守，等光武帝刘秀平定山东，据有中原，其势由占天下四分之三，进而五分之四，进而九分之八，最后一举吞并蜀地。
一百八十多年以后，历史仿佛进入了又一个轮回。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争战，天下四分五裂，益州被刘焉、刘璋父子所占据。但刘焉父子暗弱无能，明眼人早就看出他们不是益州的真正主人。
最早提出取刘璋之位而代之的是诸葛亮，最终把这种设想实现的是诸葛亮所辅佐的刘备集团。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与刘邦不同。刘邦是被迫进入巴蜀汉中，而刘备是主动进入巴蜀地区。
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与公孙述迥异。公孙述是要在蜀中称王称帝，而诸葛亮是要借巴蜀之地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公孙述在占据巴蜀之前已经是蜀郡太守，而刘备、诸葛亮等人在占领巴蜀前只据有其下游的荆州部分地区，巴蜀另有其主。占据益州，意味着取代益州的旧主人，而取代益州旧主人，不但要靠机会，还要靠智慧和实力。机会肯定会有。因为当时益州的形势是：“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益州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东汉灵帝时，政治极端黑暗，社会矛盾急剧激化，黄巾起义的爆发，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黄巾起义虽被平息，但东汉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就在这时，太常刘焉向朝廷建议说：“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明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刘焉提此建议，自有他自己的打算。原来，他看到天下将要大乱，朝廷已无力扭转乾坤，留在京师，只能被卷入动荡的漩涡，难保自身安全。因此，他一面建议朝廷设置州牧，一面要求到交耻（即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东）任州牧。刘焉要求担任州牧是有资格的，符合他自己建议中提出的“清名重臣”的标准。他是江夏竟陵（治今湖北潜江西北）人，汉鲁恭王的后代。他的先人在汉章帝元和年中徙封竟陵，所以后代支庶安家于此。刘焉少年时便出仕州郡，因为皇亲宗室的缘故任中郎，后因其师司徒祝恬之丧而辞官。辞官后居于阳城山，积学教授，被举为贤良方正。由此可见，刘焉之名不可谓不清。后来，他又被司徒府所征辟，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其位不可谓不重。
刘焉要求到交址去任州牧，本意是想躲避世难。但由于增置州一级行政单位毕竟事大，朝廷要谨慎从事，所以没立即决定，刘焉的要求也未及时满足。恰在这个时候，侍中董扶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董扶是益州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人，因此，他的话对刘焉影响很大，刘焉便改变了初衷，要求任益州牧了。不久，朝廷采纳了刘焉的建议，正式把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刘焉也因此出为监军使者，兼任益州牧。董扶也要求辞去侍中，到益州任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巴西人赵韪也要求辞去太仓令，随刘焉人蜀。
刘焉初入蜀中，蜀中士人对他是怀有好感的。当时，益州人马相、赵祗等人于绵竹县（治今四川德阳北）起兵，自号黄巾。马相打出黄巾旗号，对益州的疲役之民有极强的号召力。一两天之内，便得众数千人。他们杀死绵竹县令，队伍扩充至万余人。接着攻破雒县（治今四川广汉北），杀死益州监察官郤俭，又到蜀郡、犍为（治今四川宜宾西南）等地，旬月之间，攻破三郡。这时，马相已经发展到数万人，他自己也自称天子。正在益州黄巾如火如荼之时，益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贾龙带领这千余人攻击马相等人，数日之后，便将马相等人打败。打败马相之后，贾龙便派人迎接刘焉，刘焉便将治所定在绵竹。贾龙是蜀郡人，又在州中任官，是典型的益州士人。他对刘焉的态度，反映了益州士人对刘焉的态度。
但是，没过多久，刘焉的所作所为便引起了益州士人的失望。首先，与益州士人相比，刘焉似乎对随自己人川的东州士人更亲密些。史书记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人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其次，刘焉对客居蜀中的外州人也很信任。如张鲁，是沛国丰县（治今江苏丰县）人，从他祖父张陵时起，便客居蜀地，在鹄鸣山中学道。张陵编写道书，招收道徒，从其受道者出五斗米，所以当地又称其为“五斗米道”、“米贼”。张陵死，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子张鲁又继之。刘焉任益州牧，与张鲁关系甚密。“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然而，与“东州士”和客居蜀地的张鲁相比，益州本土的豪强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史书记载，刘焉为了在蜀地树立威刑，“话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说得更清楚：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是被“枉诛”的。王咸任巴郡太守，李权是临邛长，他们不仅是地方大姓，而且手中有地方行政权力。很显然，刘焉“枉诛”他们，是为了削弱地方豪强的政治势力。
刘焉如此对待益州豪强，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失望与不满，曾经迎刘焉人蜀的贾龙和犍为太守任岐一起起兵反对刘焉。贾龙和任岐都是蜀郡人，贾龙在抵御益州黄巾时竞能带领家兵数百人，可见是地方豪强无疑。贾龙、任岐举兵攻刘焉的过程，《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的记载颇令人玩味：
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
请注意“东州人多为致力”这句话。所谓“东州人”，如前所述即刘焉引为党羽的“东州士”。他们的利益与刘焉是联在一起的，如果任岐、贾龙打败刘焉，东州士在益州地位就会一落千丈。所以，任岐、贾龙与刘焉的矛盾，实质上是东州士与益州豪强的矛盾。这是东州人与益州豪强斗争的第一回合，以后者失败而告结束。
刘焉镇压了益州豪强反抗后，自以为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意气渐盛。这时候，在关东，各路诸侯已联合起来讨伐董卓，董卓不敌，劫持献帝迁都长安。刘焉的三个儿子都随献帝在长安：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为治书御史，刘璋为奉车都尉。刘焉早有异图，他专门选择有天子气的益州为牧，就说明了这点。特别是打败了任岐、贾龙以后，他更相信自己已具备了称雄于益州的实力。史载他“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保州自守之意不言而喻。但是，三个儿子俱在朝中为质，使得刘焉不得不有所顾忌。于是，刘焉便假称有病，上疏朝廷请求见儿子刘璋一面。当然刘璋来到益州以后，若虎人深山，龙归大海，再也不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征西将军马腾正在密谋着进攻长安的行动。马腾是扶风茂陵（治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汉灵帝末与韩遂等人起事于西州。初平三年（192），马腾、韩遂率众到长安归顺，韩遂被封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北）。马腾被封为征西将军，屯驻郿县（治今陕西眉县东南）。马腾密谋进攻长安，刘焉在长安的儿子全都参与其间。结果马腾兵败退走凉州，刘范因谋泄被杀，刘诞也受到了株连。议郎庞羲与刘焉是世交，便带着刘焉的孙子们逃离长安，来到益州。谁知祸不单行，刘焉所在的绵竹着了一把大火，“车具荡尽，延及民家”。刘焉只得把治所移往成都。由于失子之痛和大火的惊扰，刘焉于兴平元年（194）病逝。
刘焉死后，巴西人赵韪拥立刘焉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刺史。赵韪拥立刘璋，并不意味着东州人与益州豪族矛盾的缓和，恰恰相反，意味着益州豪族企图东山再起。赵韪为什么拥立刘璋？史书说他“贪璋温仁”，正好说明了他拥立刘璋的动机。刘璋固然温仁愚弱，但也有强硬的时候。当时，在汉中的张鲁势力渐强，对刘璋多有不顺，刘璋便将在益州的张鲁的母亲及其家族全部处死。张鲁遂与刘璋变为仇敌，干脆独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
刘璋与张鲁闹翻，无论从长远观点还是眼前利益，都对自己在益州的统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