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寓言的人物形象十分奇特，往往摆脱了生活逻辑的限制，表现出更多的主观色彩，要么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状态，死生不惊，哀乐不入，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如《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大宗师》中的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均是此等人物；要么具有神异的技巧，使一般的同行不能企及，如解牛的庖丁(《养生主》)、有道的承蜩者、操舟若神的津人、善于游水的吕梁丈夫、巧夺天工的梓庆(《达生》)、技艺超人的捶钩者(《知北游》)、运斤成风的匠石(《徐无鬼》)等，着实令人惊叹不已；这些人要么外貌丑陋，内心秀美，如全身远祸的支离疏(《人间世》)、使王公显贵为之倾倒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德充符》)等，都是奇丑无比的畸形人，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却是形体健全的正常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这些人物身上，既体现了作者重神轻形的思想观点，更体现了对“至道”的精神追求，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第二，超绝的想象和奇妙的意境高度和谐。《庄子》文章表现出作者的超世绝伦的想象力，这是古今人们的共识。自从汉代司马迁说《庄子》“大抵率寓言”、“皆空言无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来，历代学者多有言及者，如宋人黄震说：“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黄氏日抄》卷五五《诸子》)近人王国维曾盛赞庄子“想象力之伟大丰富”(《屈子文学的精神》)。今人郭沫若也说：“他(庄子)的寓言多是由他那葱茏的想象力所构成的。”(《庄子与鲁迅》)
想象丰富并非庄子所独有，在不可尽数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中，许多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流派中的人物，更是如此。但是，庄子的想象却有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一般人的想象是站在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宇宙)。而庄子不然，他经常是站在宇宙角度来看事物，因而感觉与一般人迥然不同，一般人认为是大的，他可以看成小的；一般认为小的，他可以看成大的。因为宇宙分为两极，有无限大和无限小，现在叫做“大宇宙”和“小宇宙”。站在无限大或者说大宇宙的一极来看万物，万物都是无限小；站在无限小或者说小宇宙的一极来看万物，万物都是无限大。所以他可以视天地为梯米，视毫末为丘山。表现在创作上，他就能把两国大战描写成蜗角之争，把任公子钓鱼描写成坐山钓海。
其二，一般人的想象是站在物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之间是界限分明、确定、不可逾越的。而庄子却不然，他经常是站在“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因而万物之间没有明确固定的界限，而是彼此一体，万物齐一；物与物可以相互转化，是为“物化”。表现在创作上，他可以使鲲变为鹏，庄周变为蝴蝶。
因此，庄子的具有浓厚奇幻色彩的想象并非是痴人说梦、狂人妄语，而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形象思维活动。庄子所创作的为数众多的讲哲学问题的寓言故事，就是以他的哲学观点为尺度而建构起来的美丽的海市蜃楼。所以刘熙载评论道：“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
庄子具有这种奇特的想象力，所以他的哲学寓言大都有着奇妙的意境，二者和谐统一，浑然天成，可以说是出神人化。明朝人杨慎曾将庄子与李白并列，说：“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总纂升庵合集·琐语》)实为高人灼见。“工于文”是指技巧问题，通过磨炼可以达到；“神于文”不单是技巧问题，而且是思想境界、才能气质问题，这不是只凭磨炼工夫所可以达到的。刘熙载说庄子文章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文概》)，这两句言简意赅的评论准确地揭示了《庄子》文章的根本特征。其中“意出尘外”是基础，“怪生笔端”是表现。不能“意出生外”，就难以“怪生笔端”；建立在“意出尘外”基础上的“怪生笔端”，就自然和谐，自成妙境；不能“意出尘外”，“怪”就是狂人妄语，“胡说乱说”。庄子文章乍看似“猖狂妄行”，细味乃“蹈乎大方”，正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艺概·文概》)。奇特的想象与奇妙的意境的和谐统一，说到底是作者内在的精神境界和外在的高超的表现技巧的和谐统一的体现。《庄子》中“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寓言就讲了这个道理：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他拉满弓弦，在臂肘上放杯水，发射时，刚射出第一支箭，第二支紧跟着就放到弦上；第二支箭刚射出，第三支箭又扣上弦，箭箭命中目标。这时候，他就像木偶一般(稳立不动)。伯昏无人说：“你这是有心要射的射法，不是无心要射的射法。我试着和你一同登上高山，站在险石上，身临百丈深渊，看你能不能射。”于是无人就登上高山，站在险石上，身临百丈深渊，背对深渊向后退着走，脚有二分悬在外面，邀请列御寇上前；列御寇害怕得趴在地上，大汗直流到脚跟。于是伯昏无人说：“至人，上面可以窥探青天，下面可以测量黄泉，任意遨游四面八方，神色不变。现在你惊慌目眩，对于射中目标是无能为力了。”(《田子方》)
这个故事中，列御寇与伯昏无人的区别，正是“工于射者”和“神于射者”的区别，二人精神境界不同，表现在射技境界上也大相径庭。列御寇表演射技是为了博得称赞，临危惊慌是因为惧怕死亡，心中存有死生得失之患，所以就难以达到最高的射境。
这说明，无论具有怎样高超的技巧，如果没有高超的思想境界，技巧也就无法施展。
当然，只有高超的思想境界而缺之高超的技巧，也不能创造出奇妙的意境。文学创作也是如此。由于庄子具有自觉的宇宙意识(这是当时理性思索的最高成果之一)、物化意识，能够超越时空局限，摆脱死生束缚，齐一万物，所以才能创造出众多的奇幻莫测的寓言作品，具有“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庄子寓言擅长进行生动形象的叙述、描绘，编造离奇荒诞的故事情节，更善于进行画龙点睛式的寓意揭示。前者着意画龙，为点睛做好铺垫，制造气氛；后者点睛，为前者赋以灵魂，提高境界，二者有机结合，便创造出一幅幅引人入胜、促人深思的完美意境。如《任公子钓鱼》：
任公子做了个黑色粗绳和大钩，用12条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顶，把钓竿投到东海，天天在那里钓，整年都没有钓到鱼。忽然有条大鱼来吞食钓饵，牵动大钩沉下水去，翻腾而振鳍，掀起的白浪像山一样高，海水震荡，声音如同鬼叫神嚎，千里之外都感到震惊。任公子钓到这条大鱼，把它剖开晒成肉干，从浙江以东到苍梧山以北，人们没有不饱尝这鱼肉的。而后衡量人才，善于讽说的人，都惊讶地互相传说这个故事。那些拿着小竿小绳到小河沟，守着一些小鱼垂钓的人，要想钓到大鱼是很难的。那些粉饰浅识鄙语来求大名的人，要想飞黄腾达，也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不知任公子风范的人，他们要想参与经理世事，也就相离太远了。(《外物》)
这篇作品意在说明：要想取得惊人的成功，必须具有超人的气概，用大工夫，花大力气，而一般浅薄的急功近利之徒是不可能做到的。道理并不深奥，但作者舍弃了一般说理的方式，在写作中却首先站在小宇宙的角度，极尽夸张之能事，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任公子钓大鱼的惊心动魄的场面，造成阔大的意境，以便惊醒世人。因为越是平常易懂的道理，就越是被人忽视；所以作者是有意追求惊世骇俗的艺术效果，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在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又如：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庄子回过头来对随从的人说：“从前郢都有个泥工，鼻子上沾了一点白灰，薄薄的一层，像苍蝇翅膀一样。他让一位名叫石的匠人替他把白灰砍掉。匠人抡起斧子，生起一阵风；郢人任他砍去，结果把白灰削得干干净净，鼻子却一点也没伤着，郢人站在那里，面色不变。宋元君听到这件事，便把匠人石召来，对他说：‘试着为我砍一下。’匠人说：‘我曾经是能砍的，但是敢让我砍的人死去很久了。’自从惠子死后，没有谁可以作为我的辩论对手了，我没有可以同他谈论的人了啊！”(《徐无鬼》)
这个故事旨在告诉人们诤友之不易得，但作者却为此创作了石匠运斤成风的寓言来体现这个道理，竟然让匠人用斧头来削鼻子上的白灰，真是异想天开，奇特惊人，无比生动；并且把它放在庄子送葬的特定环境中来叙述，最后又发出充满深情的感叹，使寓言本身具有更加深沉的意境，令读者不禁为之伤感，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简直无法抗拒。这里面蕴藏着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极易引起读者共鸣，启迪读者的幽思，意味无穷。像此类意境高妙的寓言，《庄子》中不在少数。由此可见，奇特的想象与奇妙的意境高度和谐，是《庄子》寓言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的一个源泉。
第三，真挚强烈的感情与自然瑰丽的语言高度统一。庄子虽然主张对世事冷漠，标榜“哀乐不人于心”，但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这一点，古人早已注意到，如明代文学家杨慎说：“《庄子》，愤世嫉邪之论也。”(《庄子阙误》)清代陈忱称《庄子》是一部“怒书”(《水浒后传原序》)胡文英也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庄子独见》)不过，他们的着眼点都集中在庄子对社会的批判方面。诚然，在这方面，庄子的感情表现得是相当充分、激烈的。只要是读过《庄子》的人，对这一点都会有深刻的感受。由于庄子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带有彻底否定的性质，因而他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就特别深刻，抨击就特别猛烈，感情就特别愤恨，有时简直近乎破口大骂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无耻的人反而富有，善于夸言的人反而显贵”(《盗跖》)。借跖之口怒斥孔子：“你编造谎言，假托文武，戴着树枝般的帽子，系着死牛皮的腰带，絮絮叨叨胡说八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搬弄是非，来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天下的读书人不能返回根本，假托孝悌之名来侥幸求得封侯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开！不然，我就要把你的肝来做今天的饭菜了！”像庄子对统治者如此咬牙切齿的痛恨，在诸子文章中是绝无仅有的。愤恨的感情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冷漠。所以庄子对现实的冷漠正是他对现实彻底否定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只是感情发展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对理想的执着、热烈的追求与向往。对黑暗现实愈是冷漠，对光明理想就愈是执着，这可以说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一个普遍心理特征。《庄子》对真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物的描写充满崇敬，对理想社会(至德之世，建德之世)的描绘充满着憧憬，并且满怀激情地塑造了许多体道之人的艺术形象，使它们呈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与现实中的不择手段来贪求名利权势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都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这是他的炽热情感所钟爱的一个神圣的世界，是他心灵的归宿。另外，庄子对人生苦难体会至深，对命运的不公平充满着怨恨，常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愁苦之情，如：
子舆与子桑是朋友。淫雨霏霏一连下了十天。子舆说：“子桑大概要饿病了！”于是就去送饭给他吃。走到子桑的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又像歌唱又像哭泣的声音——弹着琴说：“父亲啊！母亲啊！天啊！人啊！”声音微弱得好像发不出来，又要急于把他的诗表达出来。子舆走进去说：“你唱的诗，为什么是这种调子？”子桑说：“我在思索使我落到这般穷困的地步的原因，却得不到解释啊！父母难道要我贫困吗？天无偏私，覆盖一切，地不偏私，负载一切，天地难道要我贫困吗？求索使我贫困的原因而得不到啊！那么我落入这般贫困的绝境，大概是由于命运吧！”(《大宗师》)
这篇寓言真可谓字字血泪，读之令人不胜其悲！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主人公对幸福人生的向往之情是何等的强烈！还有子舆与子桑二人之间那种难得的真挚友情，不是也足以令人感动吗？这不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散文诗”吗？像这样具有感染力量的段落，在《庄子》中比比皆是。
《庄子》文章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除了他那极具思辨色彩的深奥哲理、奇特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想象、高妙的意境和充沛的感情之外，语言的自然优美、绚丽瑰玮也是重要原因。
庄子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他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在古往今来的文章家中是出类拔萃的。他创造的许多语言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口头上，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如：鹏程万里、鲲鹏展翅、越俎代庖、朝三暮四、大而无当、庄周梦蝶、游刃有余、踌躇满志、螳臂挡车、相濡以沫、心斋坐忘、亦步亦趋、空谷足音、莫逆之交、歧路亡羊、得心应手、东施效颦、吐故纳新、望洋兴叹、邯郸学步、舐痔结驷、故步自封、井底之蛙、呆若木鸡、每况愈下、运斤成风、涸辙之鲋、得意忘言、捉襟见肘、虎口余生、抱柱之信、探骊得珠、屠龙之技、害群之马，诗礼发冢、触蛮之争、畏影劣迹、天地棺椁、视死如归等。“庄子之文，真千古一文也。”(宣颖《南华经解自序》)
《庄子》的文章表现出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其中感情与语言的和谐统一是一个重要方面。庄子的感情是丰富的，语言是多变的，随着感情波涛涌动变化，语言的形式也自由转换，无所羁绊。语句参差，长短错落；语调时而舒缓婉转，时而激越猛烈；或韵或否，安排自如；辞采绚丽，节奏明显，语调铿锵，富有音乐美；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比喻、象征、夸张、拟人、排比、对偶等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无论什么样的人、或物、或事、或景，亦无论什么样的感情与心理，一经他那神来之笔的描绘，无不惟妙惟肖，可感可见，跃然纸上。
《庄子》善于将叙事、描写、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自由奔放、汪洋恣肆、自然流畅、瑰丽华美、跌宕变幻、摇曳多姿的语言风格。正像宋人高似孙所说：其文“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子晷》)又如明代罗勉道所评：“风云开阖，神鬼变幻”，“古今文士，每每奇之。”(《南华真经循本》释题)又像清人刘熙载所论：《庄子》文“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艺概·文概》)三人所见，虽不尽相同，但都道出了《庄子》文风的一个侧面。明人朱得之赞叹道：“求文辞于先秦之前，《庄子》而已！求道德于三代之季，《庄子》而已！”(《庄子通义·自序》)朱氏的话，正道出了《庄子》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特征，堪称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