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从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主张推广和普及女子教育，更开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1912年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立即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继之，1917年任北京孔德学校校长，首开中学男女同校的先例；1919年，又在北大开创了近代中国大学实行男女同校的先河，在政治和思想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悼念，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给予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以崇高的赞誉。
蔡元培生于动荡剧变的时代，但一生致力于民主和教育事业。他不仅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革命家，而且由于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力倡导和推进现代教育，其理论建树和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深刻影响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现代教育之父。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任图书馆主任的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因此，李大钊堪称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他任图书馆主任后，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许多先进青年都以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图书馆还成了先进师生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青年毛泽东经杨昌济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每天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为时约半年之久。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到1925年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时自然消失，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1920年8月，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人表示赞同，而左舜生等人反对，在1921年南京大会和1922年杭州大会上均有激烈的争论。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渐次警觉共产主义运动亟宜设法预防，因而提出国家主义与之对抗。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内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遂于1923年起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全会骚然，不可终日，到1925年自动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