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希特勒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他为两件事发愁，一是苏联在莫斯科前线开始了大反攻，二是太平洋传来的消息。
珍珠港事件在顷刻之间解除了苏联惟恐东面受敌的后顾之忧，现在斯大林可以几乎把他在亚洲的力量全部用来对付德国了。几个月以来，德国元首一再催促日本攻打苏联，避免与美国交战；与此同时，东条英机却迫不及待，一再催促大岛浩大使向希特勒索取书面保证，要希特勒在一旦日美开战时进攻美国。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英机坚持向南进军，向盟国“软腹部”开刀，却不愿做出任何袭击苏联的承诺。
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东条英机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
希特勒本来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可是这时元首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吗？”
希特勒的顾问和将军们无不劝他说，树敌太多，不要再加上美国了。
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进行了整整四天辩论，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希特勒忍无可忍了。
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
希特勒开始狂热地打他的如意算盘，像美国这么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国家，怎能指望保持团结呢？何况珍珠港事件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于是，希特勒不顾各种反对意见，决定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请求，对美国宣战。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发表了向美国宣战的狂热演说：“我们总是先动手，我们总是先下手！”希特勒咒骂罗斯福是和威尔逊一样的狂人。
“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大声叫喊道，“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人民，都感到深深满意。”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代办，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活动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已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话被纳粹议员们疯狂的欢呼声、掌声淹没了。
还是在这天，12月11日，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声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决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同时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商定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曾担心国会不会同意对德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难题全部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当天就对德宣战。
罗斯福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罢工停止了，千百万妇女、青年从厨房、农场走出来，学习技术，投身战时工厂和前线……
对德日宣战后，美国本土的安全防御问题也摆上了桌面，首府华盛顿更是严加戒备。白宫的灯光开始变得昏暗，地下工程开始按计划动工，白宫地下室与财政部大楼地下仓库间被打开了一条通道，里面有安全的避弹室。白宫的草坪也挖了防弹洞，窗户上罩上黑色窗帘，灯光幽暗。白宫周围加派双岗，每个人领到一套防毒面具。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大楼架起了高射炮。
战争让罗斯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他知道总司令不应过多插手具体事务，而应高瞻远瞩，统筹大局，协调各方关系，决定最高战略。总统选择了一个颇有军事才能的顾问班子帮助他制定世界性战略，这些军事顾问包括马歇尔上将、欧内特·金上将、亨利·阿诺德上将。威廉·李海上将担任他的私人军事助手和同参谋长们的联系人。在参谋长们的帮助下，罗斯福委任了一批能干的战区司令，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升时，他跃过了366名高级军官，切斯特·尼米兹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等等。丘吉尔常常用考虑欠周的建议去打扰他的参谋人员，而罗斯福却通情达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干涉日常军事行动，在这一点上，罗斯福的民主作风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总司令。
罗斯福总统还在陆军与海军之间，在各个战区司令之间，在作战需要与国内需要之间，在英国与苏联之间充分发挥了调解人的作用。由于他看重说服而不是发号施令，他对军事战略的控制不严，但对在什么问题上发挥最高权威，则毫不含糊。他懂得政治领导必须听取军方技术性意见和建议，但不管以什么为代价，政治领导必须支配和指挥军事工具，使之支持自己的目的，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在太平洋遭到失败后的黑暗日子里，他坚决主张同德军作战是当务之急，在军事顾问团的反对下他坚持认为希特勒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日本，德国能够生存，但如果打败德国，日本就存活不了多久，他不顾专业人员的抗议，极力主张在1942年进攻北非。
马歇尔和金都是讲话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人，总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很信任。马歇尔文静自信，沉默寡言，说话温柔，同反复无常的罗斯福恰恰相反，总统爱开玩笑，用直呼名字表示亲近，马歇尔对此心里感到胆怯。当初，他曾对总统在紧急时期领导全国的能力表示怀疑，一直到——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波格记载的那样——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看到总统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才消除了疑虑。马歇尔主要负责扩充、训练、装备和部署陆军，丘吉尔后来称他为“胜利的真正组织者”。罗斯福决定不派马歇尔去指挥盟军1944年对欧洲的进攻，这说明他越来越信得过这位将军的正直和判断力。总统对他说：“我觉得，你要是出了国，夜间我就睡不着觉了。”
金上将性格顽强、才华横溢、脾气暴躁，是罗斯福想象中善于作战的水兵的化身。就在两年前，他本来应该被提升到高级统帅地位，可是却没有获得晋升，因为据说他酗酒，追逐别人的妻子，而且树敌过多。他在解释他突然被晋升到世界上最大海军的统帅地位的原因时说：“他们遇到麻烦时就又派人找那些畜生了。”金坚决主张全力以赴同日本人作战，从而激怒了英国人，丘吉尔认为他性情暴躁，不容忍不同意见。对英国人来说，最令人烦恼的是，皇家海军已经亚于金的海军成为第二流的海军了——这位上将永远没有让他们忘记这一点。金还反对罗斯福试图干涉海军的作战行动，总统尊重他的行家的意见，终于放弃了试图干涉他的做法。然而，总统发现他至少可以指挥海军的一个机构而不致惹金生气。1942年8月，这位总统的海军助手收到了下述备忘录：
请你告诉海军乐队，我不喜欢他们演奏国歌的方法，演奏中不应该有许多虚饰。
罗斯福
罗斯福已经成为大联盟的守护神，他决心使这个联盟作为和平的保卫者完整无损地度过战争。盟国之间虽然在欧洲优先这个战略问题上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但是还存在着严重分歧。有时，这就好像他们是在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一样，罗斯福作为调停者的所有技能都受到了考验。盟国不仅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的怀疑和怨恨也很严重。苏联人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丘吉尔的操纵下试图扼杀他们的革命行动。英国也没有对1939年使希特勒为所欲为的德苏条约表示原谅。西方民主国家还总在担心斯大林可能同希特勒单独媾和，如果事实证明这样做对他有利的话。
最棘手的矛盾也许是，它们都没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人没有同日本交战，中国也没有同德国交战。丘吉尔和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或政治力量没有什么信心。罗斯福虽然对中国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却把中国视为将来对日本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基地。在西方领导人当中，只有他设想中国战后会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头两年战争中，欧洲第二战线的问题在盟国关系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斯大林受到德国的进攻，急需援救，因此迫切要求立即进攻西欧，从而使希特勒不得不把部队从东线转移开。丘吉尔念念不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教训，对斯大林的要求表示反对，他担心，要是在法国大规模登陆，往最好处想也要冒风险，并可能造成大量伤亡。相反，他主张采取边缘战略，穿过挪威和地中海向德军发动进攻，来消耗他们的力量，与此同时，对德国工业进行大规模轰炸。美国计划人员认为，这项战略根本不解决问题。纳粹德国是敌人抵抗的中心，他们极力主张，有了足够的人员、船舶和飞机，就马上横渡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在战略方面，罗斯福同斯大林的关系要比他同丘吉尔的关系更协调一致，但是由于盟军的实力限制，无法在1944年以前实现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斯大林轻蔑地驳斥了这种论点，他头脑里产生的怀疑是，当时正在听任苏联和德国互相残杀，这样，资本主义者就能统治战后的欧洲。
在连续举行的14次首脑会议上，罗斯福同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举行会晤，解决了全球战略、优先处理的问题和盟国之间的摩擦。罗斯福确信，在这些关键的谈判中，只有总统能够代表美国，他喜欢在高级会议上施展手腕，讨价还价。在这些私人会晤中，他利用他谋求妥协和和解的本领来缓和紧张关系，并协调盟国为赢得战争做出的努力。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年，罗斯福的绝大部分会晤是同丘吉尔举行的，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致首相看来就像一个横跨大西洋去上班的人一样。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后，他很渴望同总统磋商，珍珠港事件后刚过两个星期他就来到华盛顿，在那里逗留将近一个月。丘吉尔住在一间大卧室里，同霍普金斯住的房间相对，中间隔一个大厅，离罗斯福自己的房间不远。他们进行过多次非正式的相互拜访。据霍普金斯说，有一次，罗斯福坐着轮椅进了首相的房间，这时丘吉尔刚洗完澡，身上一丝不挂，还滴着水。总统很尴尬，忙表示歉意，转身想走，但是丘吉尔说：“英国首相没有要向美国总统隐瞒的东西。”
然而罗伯特·舍伍德问过丘吉尔这件事是否真实，他回答说，他从来没有不围浴巾接待过总统。“而且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总统本人应该知道，这话严格说来，是不真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罗斯福变成了一位全球的领导人。原来他是“新政老博士”，现在成了“赢得战争的博士”，虽然许多国内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战争上。总统在紧急时期总是处于最佳状况，以开始实行新政时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担负起指导军事、外交和国内政策的重担。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白宫，他也喜欢他的非常扩大了的权力。赫尔指出，总统对自己的新作用感到格外自豪，并且愿意在国宴上以总司令而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被介绍给客人。罗斯福的当务之急是取得军事胜利；然后，他想避免伍德罗·威尔逊在谋取和平时所犯的错误。威尔逊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盟国的联盟在战后继续存在下去，更重要的是，他未能同苏联达成真正的谅解。
对于罗斯福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是有争议的，就像对他的总统职务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有争议的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看法。一种看法把他描绘成一位使自由世界团结起来的、取得了伟大胜利并把美国推上世界舞台中心的领导人。另一种看法带有为冷战寻找替罪羊的倾向，把他描绘成一位慌手慌脚地参战，对战争指导无方，然后又未能在雅尔塔获得和平的总统。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罗斯福是一位天真的政治家，试图蒙住斯大林，结果遭到失败。实际上，他过于玩世不恭和狡猾成性，而不会采取这样天真的策略。他认为，他能智胜斯大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罗斯福认识到，赢得战争和维护和平需要苏联合作，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减轻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他奉行了他认为是现实的政策。罗斯福作为战争领导人的伟大在于他能够使自由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黑暗日子里他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日本人像初升的阳光一样从自己国内的岛屿成扇形向外展开，到1942年初，已征服菲律宾、香港、缅甸、泰国、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和印度已受到威胁，日军还在阿留申群岛夺得了立足点。由于关闭了滇缅公路，中国已经陷于孤立。希特勒的军团已经开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郊外，德国潜艇即将在大西洋战役中获胜。罗斯福满怀信心的乐观态度就像在失败后的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着光芒。他经常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确保美国人民战斗到胜利的决心永不动摇。他宣称：“不管我们的敌人……在绝望中可能试图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将像伦敦人民说的那样：‘我们都能承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加倍还击。”
罗斯福像小孩一样，对秘密的战争工具有强烈的兴趣。他获悉丘吉尔有一个特别总部，在那里随时注视着军事行动，因此他下令为白宫设立一个类似的总部，命名为地图室。每天他都到那里听取各条战线上的每日事态发展的汇报。总统为自己以前在海军服过役感到自豪，对一位助手说：“我不需要人们向我详细解释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情况。”在战争之前，他对海军具有一种占有者的关注，甚至插手高级军官的提升和委派。马歇尔将军完全意识到，要是在军种之间发生争论，总统可能同情哪一方。有一次，他愉快地恳求说：“总统先生，在谈话时至少不要把陆军说成‘他们’，把海军说成‘我们’。”可能只有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总统违背了不插手军方具体事务的原则。
1941年12月12日，温斯顿·丘吉尔从伦敦启程前往华盛顿。同一天，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陆军准将也离开萨姆豪斯登堡，去就任总参谋部的第二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