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1940年5月16日，仅仅在德国摧毁法国防线之后两天，美国人民的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感到已丧失了他们的第一道防线。罗斯福知道他们是何等的正确。他回想起他在过去暗示美国对莱茵边界感到关切时所引起的喧嚣。这条边界已经丢失了，人民等待他来指引道路。
富兰克林登上讲台，大家都在翘首期望，气氛一片静寂。见到当时这种情景，他胸中升起了一腔激情，在自己身上感到了领导的力量。他勇敢而自信的声音越过房间，传遍全国。
罗斯福并不想缩小危险：“让我们衡量一下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防御”，他说，“不要自我蒙蔽。”
接下来，他概略地介绍了闪电战的可怕之处，谈到由于空军的快速行动，海洋已经缩小。他强调指出，消极防御是愚蠢的，提出有必要设立外围基地，以保护我们的城市不受空袭。他实事求是地交待了为加强陆海军而采取的步骤。
后来，他又谈到了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他要求造5万架飞机，以及一个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的计划。
这个巨大的数字甚至超过了戈林夸下的海口。人们听了以后，惊愕得目瞪口呆，继而站起身来欢呼，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为他的伟大远见所打动，一起呼叫起来。
德国人没有直接进攻巴黎，而是派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装甲师插到法国后方，把它逼到海边，然后重新迂回北上，包抄驻在比利时的盟军。法国最精锐的几个师以及英国所有的军队全被兜进这个陷阱。看上去已无法拯救他们了。
然而，英国却在敦刻尔克创造了当机立断、英勇作战的奇迹。皇家空军力战强大的德国空军，把天空控制住了宝贵的几天，直到海洋给英国帮忙，升起一片浓雾，使德国飞机成为瞎子。就在这种掩护之下，英国人赶到海边，只要是能够漂浮的东西，就乘上去回到英国。、英国把它的军队接回了90％，但是武器装备丢失殆尽。当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前去向罗斯福求援时，他把底都兜了出来。他说，英国只剩下一个旅是装备完好的，大炮实际上已荡然无存，仅有100辆轻型坦克，如果德国人能渡过海峡，只需一个装甲师就可以把英国征服。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进行磋商，看他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的武器库里存放着大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枪支弹药以及1000门左右老式的75厘米口径大炮。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宣布为剩余物资，出卖给英国和法国。但是，军人们是小心谨慎的，他们知道法国已经完蛋，并且认为英国也将被征服，这些武器说不定会全部丢失；当我们要保卫自己时，甚至连这些破烂的武器也没有了。
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德国取胜，英法的舰队将会如何！罗斯福发出焦虑的询问；布利特在紧张地进行活动。法国新总理保罗·雷诺回答说，法国决不会拱手交出它的舰队，法国海军总司令让·达尔朗上将发誓说，他将舰队全部凿沉，不让落入德国之手。
与此同时，罗斯福在考虑着运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问题，他是极想这么干的，但是不大愿意得罪他的军事顾问们。
1940年6月4日，星期日，丘吉尔要对英国和全世界发表演说。那天午餐以后，罗斯福就到椭圆形办公室去收听英国首脑讲话。
伦敦议院塔上大钟的钟声在房间里回荡。接着，播音员说：“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
电波传来丘吉尔极其洪亮的声音，他的语调中充满着力量，振奋人心。他在讲述敦刻尔克故事时，既不缩小惨败中的损失，也不掩饰错误。但是，当他讲到那次难以置信的成就以及在创造这种成就的过程中表现的英雄行为时，他的声音充满着自豪，盖过了短波中干扰的噪音。
接着，他以坚定的目光注视未来。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刻，他既不乞求，也不自夸。他是在代表一个临危不惧的民族讲话，他的声音就是处于最伟大时刻的英国的声音。
“不论代价多大，我们都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里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者它的一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服，或者挨冻受饿一我一点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那个由英国舰队所武装和保卫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刻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1日世界援救和解放出来为止。”
罗斯福关上收音机，沉默了片刻。他心潮起伏，深为这篇用英语发表的最伟大演说之一所打动。
接着，他以特有的漫不经心的口吻说：“依我看，他们应该得到那些枪炮。”
翌日，德国人终于向巴黎进发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轻松的短途游览旅行。小股法军拼死战斗，其余部队的军官则为失败主义所腐蚀，丢下士兵自己逃命去了。法国的整个指挥部和政府陷入难以描摹的混乱。惊恐的难民堵塞了巴黎通向南面的公路，绵延200英里。德国飞机朝着黑压压的车辆人群俯冲、轰炸和扫射。
6月10日，垂涎死兽残骸的狺狺恶犬墨索里尼向受了致命创伤的法国宣战。消息传来，罗斯福怒火中烧。他认为，人间的羞耻事莫过于此了。那天，他要去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讲演。尽管讲稿早已拟好，可是当天早晨他又重新改写了一遍。
在夏洛茨维尔，罗斯福宣告：美国的制度已在世界舞台上面临危险；我们决不可变成“武力哲学统治着的世界上的一个孤岛”。他说，对于他，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是一场噩梦，“是丧失自由的人民的绝望噩梦，是身陷囹圄、戴着手铐、食不果腹，每天靠那些傲慢冷酷的外国主子从铁窗外丢进来的食物度日的人民的噩梦”。
接着，他叙述了为使意大利保持和平亲自与墨索里尼进行的谈判，以及这些谈判的失败。他以如下尖刻的话来表达他对这种行为的震惊：
“就在1940年6月的第十天里，抓在手里的匕首扎进了邻居的背部。”
最后，罗斯福说出了自从“浅海区”返航那天以来在头脑里酝酿形成的意图：“……我们给反对暴力的人们提供我们这个国家的物质资源……”
他以宣布自己的最高信念来结束讲演：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对自由的热爱仍然是炽烈而坚定的。”
总统的汽车尾随着摩托车迅速从夏洛茨维尔返回，在总统办公楼的入口处停了下来。普雷蒂曼已推来一辆轮椅在迎候，他把罗斯福迅速推进海军上将麦金太尔的办公室，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小型医院。哈里·霍普金斯和阿道夫·伯利也跟了进去。富兰克林爬上牙科医生的手术椅，让麦金太尔给他喉咙里喷药。总统尽管嗓音有点嘶哑，情绪却很高昂。
“你真把墨索（里尼）痛骂了一顿？”霍普金斯说。
“可不是吗？”富兰克林含笑回答。
“马上就要选举了，这有点危险吧？”麦金太尔评论说，“韦尔斯认为你应该把提到匕首的那一行删掉。”
“我根本不在乎，”罗斯福大声说，“只有这次我对邪恶行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认为老板真了不起，”伯利一本正经地说，“他表达了民主世界的信仰和感情。”
“应该说民主世界的残余部分。”罗斯福说。
“我同意（阿）道夫的说法，”霍普金斯说，“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下一步怎么说？”
伯利产生了一种预感，他孩子般的圆脸显得很严肃。“我认为，”他说，“这件事也许会引起暴力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彻底决裂。自由民族将集结在总统身边，他将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领袖，勇敢地面对希特勒……”
四个人默默地坐着，大家都在努力体味这几句话的含义。最后，总统严肃地说：“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正值远东和欧洲战云密布，世界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之下时，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氛围之中。
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去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他们否认美国有任何值得予以援助以代替美国可能介入世界性冲突的潜在盟国。
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战争的危险，对任何阻止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等这类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倾心于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厌倦和反感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他们反对美国卷入欧洲那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恩怨和纠纷之中。
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几乎贯穿12年总统任期内的头9年，并且异常曲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罗斯福才嘘了一口气，感到如释重负。
美国的孤立主义最早以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为起始，它的形式是中立主义。
1793年1月爆发英法战争，尽管美国早在1778年签订了同盟条约，可是美国总统华盛顿于1793年4月22日发布《中立宣言》，宣布对交战双方“诚心诚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严禁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和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
三年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他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至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他还认为，美国“可以稳妥地信托暂时的联盟来应付非常紧急事件”。
可是最后这一点，从来不被孤立主义者所引用。这篇并非完全出自华盛顿手笔的个人文告，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
从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是否卷入问题上，华盛顿的遗训起着他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作用。国会在任何时候辩论外交政策时，华盛顿的幽灵就出来主宰辩论。参众两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0年中，每逢华盛顿诞辰日或此日前夕，都要朗读《告别演说》以资纪念。
1793—1941年的约150年期间，美国孤立主义的含义已有所变化。最初的孤立主义有着地理因素：美国有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条件。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感到画地为牢不利于自己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生活中垄断组织的迅猛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并在亚洲占有了菲律宾这块地盘，从而开始了跨洋过海、脱出原始的孤立主义的过程。
1916年大选，威尔逊哗众取宠地提出美国人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要保持中立，威尔逊的竞选班子还提出一个抓住人心的口号：“他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
威尔逊在这个口号下获胜连任。几个月后，他又在“为世界拯救民主”的口号下使美国投入了战争。1918年的国会选举，共和党获胜，孤立派控制了国会，而这正是威尔逊于1918年12月5日动身去欧洲参加巴黎和会的前夕。
当威尔逊1919年从巴黎带回他以整个政治生命作为赌注而制定的国际联盟盟约时，国会内等待他的是一个摩拳擦掌的反威尔逊联盟——孤立派和以反英著称的老亨利·洛奇为代表的强权均势论者的奇怪的联合。他们的共同论点是：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包含了相互保证的条款，授予欧洲列强以干涉西半球事务的可能，从而背离了“门罗主义”，并违背华盛顿关于避免卷入与其他国家的联盟的告诫。威尔逊苦心筹划的国际联盟计划被参议院拒绝。
这之后，威尔逊拼出他最后一点精力进行全国巡回演说，为国际联盟辩护，期望人民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投民主党的票，以表示他们对国际联盟计划的支持，但是这次他寄予莫大期望的“庄严的公民投票”中，广大选民摒弃了他的国际联盟和他的党。威尔逊在临终前不久，才真正意识到真正否决《凡尔赛和约》的不仅是参议院，还有美国人民。他对家人说：“美国不加入国际联盟是对的……因为在美国人民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它。”
罗斯福虽然胜利地坐进了总统办公室，但是在华盛顿有一些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白宫新主人的议员们。虽然孤立派的喉舌赫斯特最后点了头，认为罗斯福是合格的，但是许多老资格的议员还记得20年前威尔逊进入白宫的情景。威尔逊的保守观点也是经过考察的，可是他一步一步地把美国拖进了战争，他本人甚至还设计了与华盛顿的告诫针锋相对的国际联盟，罗斯福承袭了威尔逊的某些教条，但他的背景，从政经历和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都大大不同于威尔逊时代。
罗斯福在白宫执政的头几年奉行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罗斯福反对对他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但他接受了孤立主义者授意通过的一系列中立法律，即使这些法律并不把侵略者和受害者加以区别。他默许墨索里尼蛮横地占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强占中国和希特勒无视凡尔赛和约重新占领莱茵兰，并且步英国和法国的后尘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态度。西班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试验场，德国和意大利援助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叛乱，苏联援助政府部队，即忠于共和政府者。同欧洲人一样，罗斯福关心的是防止战争的蔓延，而不是挽救西班牙的民主。
毫无疑问，美国的孤立主义鼓励了独裁者，但是法国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并没有激励罗斯福采取反对侵略者的立场。由于这些民主国家没有做出一些积极表示，因此难以指望总统会单方面采取行动。就拿西班牙的情况来说，鉴于天主教会对佛朗哥的支持，进行干涉，以支持总统私下同情的忠于共和政府者一方，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1938年，总统曾试图取消武器禁运，因为武器禁运对忠于共和政府者的危害大于对叛乱分子的危害，但是，国会领导人告诫总统，这将意味着“失去所有天主教徒的选票”。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计划而附和了孤立主义的潮流，因此未能履行领导的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与其说是政治领导人，还不如说是持骑墙态度的政客。”这样的指责是以如下的推测为依据的，即总统在私下是国际主义者，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使他不能表明自己的真正信念。情况也许是这样。但是，很多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罗斯福当时是具有典型的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者。他在讲演和书信中经常重申，他坚信美国应该避免被拖人另一场国外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