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各项政策始终比较切实稳妥。特别是牧区，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生产在内的畜牧业生产的总方针，实行“三不、两利”以及“牧场公有、放牧自由”，扶助贫苦牧民和“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等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稳、宽、长”的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克服经济困难的十二条和工业四十条、牧业八十条等政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行试验区、开发区和牧区“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长期不变”、“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等政策。上述一切均从自治区区情和民族特点出发，正确地贯彻落实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大得人心，没有出现过大乱子。即使在“文革”中近百万蒙汉干部群众遭受不白之冤，他们也没有外逃、没有骚乱，而是胸带毛主席像章骑着骏马进京讨“理”。苏联和东欧巨变之后，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勾结极少数分裂分子，妄图从民族地区打开和平演变的缺口。在这种态势下，我区绝大多数蒙古族干部和人民群众把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前途与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息息相联，不断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总趋势是蒙汉各民族人民人心思稳、人心思安、人心思定、人心思富。团结建设内蒙古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些是我区民族团结的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第二，蒙汉各民族团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活动交往的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塞北疆土，创造阴山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汇入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蒙汉各民族错居杂处，田宅相连，包房相望，农牧经济相依共存，文化习俗彼此吸收交融，相互通婚，交往甚切。沙俄挑拨蒙汉关系，妄图吞并整个蒙古地区，没能得逞。日本侵略者制造蒙汉矛盾，扬蒙抑汉，鼓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无法结合，扶植德王“独立自治”，炮制了伪蒙疆自治政府，以失败而告终。蒙汉民族结成一体，任何外来侵略势力都妄想把他们分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汇入中国革命洪流。蒙汉各族人民在革命年代，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谋解放大业，鲜血流在一起；在建设时期，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图发展大计，汗水淌在一起，铸就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牢固关系。新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以坚实的步伐向前发展，蒙汉各民族团结的群众基础更加牢固雄厚。
第三，造就了大批献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联系少数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人民开展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是实现党的民族革命纲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关键，他们的长处和特有的作用，其他干部是难以替代的。内蒙古各民族干部，特别是蒙古族干部成熟较早，素质较高。从1923年起，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旗和东部的喀喇沁旗一批蒙古族青年赴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寻求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北方区委的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深入这批学生之中，积极开展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在他们中建立党的组织，吸收乌兰夫、李裕智、多松年、奎壁、吉雅泰等一批先进青年入党，使蒙藏学校成为党培育内蒙古少数民族革命干部的摇篮。遂后，党组织把这批党员有的派回内蒙古开展革命工作，有的同内蒙古各地的蒙汉族青年一道送往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进修，有的派送蒙古党务学校和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深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长为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夺取内蒙古革命胜利，推进内蒙古建设发展的领导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内蒙古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将一大批蒙古族优秀青年送往革命圣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学习，为团结蒙汉各族人民进行内蒙古革命建设事业培养了又一批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党组织先后在张家口、赤峰、乌兰浩特、齐齐哈尔举办自治学院、军政大学和党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民族干部。到建国时，全区民族干部达到约5千人。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造就的少数民族干部，与广大汉族干部竭力同心，团结蒙汉各族群众，创建了内蒙古自治区，使五星红旗插到内蒙古每一个角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进一步加强了内蒙古干部队伍的建设，通过各级党校、干校和大学、中专，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同时也成批地培养了汉族干部。1991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15．4万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2．7%，比1950年增加了21．5倍，其中蒙古族干部12．7万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18．8%；1998年底，全区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6．6万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3．3%。少数民族干部的增长高于全区干部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幅度。各级党组织无论在培养内蒙古蒙汉各族干部中，还是对派往内蒙古工作的干部中，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增强民族团结意识。蒙汉各族干部自觉地献身于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内蒙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实践证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断加强蒙汉各族干部的团结，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团结，是实现和加强蒙汉各民族大团结的关键。
第四，内蒙古成功地进行了喇嘛教改革。
清末，内蒙古地区当喇嘛的人数已占男子人口的30%~40%，有的盟旗达到50%。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殖民主义者继续提倡和扶植喇嘛教，把它当成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加以利用，为其统治蒙古族人民服务。据1938年4月调查资料记载，内蒙古西部察哈尔、巴彦塔拉、乌兰察布、伊克昭、锡林郭勒五盟共有寺庙600座，喇嘛39693人。据1942年调查，锡盟十旗有寺庙80座，喇嘛为11020人，占全盟人口的20%，占全盟男子的42%。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发展概况》（初稿），油印本，第25、78、79页。喇嘛脱离社会劳动，又不生育。因此，喇嘛教的发展，破坏了蒙古族社会生产力，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当时的中共内蒙古工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从内蒙古地区实际出发，根据党在农村土地的总路线，制定了内蒙古地区农村土地改革和牧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规定：“蒙古人民信教自由。喇嘛不许有公民以外的特权。”《内蒙古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444页。199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喇嘛教改革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严禁18岁以下的青年出家为僧，也欢迎喇嘛还俗；鼓励喇嘛参加劳动生产，经营农牧业；废除寺庙和上层喇嘛的封建特权，使下层喇嘛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宗教改革和民主改革结合起来，取得了喇嘛教改革的胜利，大大削弱了喇嘛教对蒙古族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目前，全区喇嘛只有5000人左右。喇嘛教改革的胜利，对于蒙古民族来说，既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由寄希望来世真正回到现实社会，在供佛的地方贴上了毛主席像；又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喇嘛参加劳动生产，许多青年喇嘛上学、参加革命、当兵，成为干部、医生、教师、科学家，也有一部分喇嘛还俗娶妻，从事农牧生产，从而使蒙古民族人口重新兴旺，经济、政治、文化长足发展。喇嘛教改革的胜利，也增进了蒙汉各民族的关系，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喇嘛教改革的胜利，堵死了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打着宗教这面旗帜迷惑和煽动群众这最后一条路。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将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德王、李守信等人引渡回国，境外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分裂集团。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人民解放战争在内蒙古西部地区顺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扶植的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之流，流窜到阿拉善旗，于1929年8月5日，在宁夏定远营召开所谓的“蒙古大会”，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蒙古自治政府”，负隅顽抗。随着绥远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大举进攻，短命的“蒙古自治政府”分崩瓦解。1949年12月29日，德王带领4名随从由阿拉善旗越境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随后，李守信等20余人也越境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9月1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德王等逃蒙人员解送回中国监禁改造。由于德王等逃蒙分子引渡回国，在境外就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分裂集团。国内极少数分裂分子在自以为适宜的政治气候下，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但因为没有境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外应，也就掀不起风浪。可以说，境外未能形成一个民族分裂集团与我们作对，这不能不是蒙汉各族人民稳固团结不致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五点，是蒙汉各民族稳固团结的五条重要原因，也是具有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兴旺发达的五项基本经验。
王俊敏，男，内蒙古行政学院副教授
王雄，男，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
李瑞，男，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