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的确令人头痛的是藏族人祖祖辈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安于现状，有时间就去喝酒、转经，行为方式受传统生活方式制约，使人们裹足不前。以前，这个县的干部在工作中没有效率，本来一天完成的工作，他们两三天给你完成就是好的了。有些甚至还要晚，晚了不说，有的还弄错了。这些你还不能批评，一批评就不得了啦，这是与内地的最大的不同。本来，对没按时完成任务的和弄错了的同志提出批评是件很正常的事情，而在这里就不行。这些作法把一些干部惯坏了。这样下去怎么行，我就不信这个邪，分派任务下去，要求按时汇报，按时完成的鼓励，没完成的要求说明原因，不能不吭不哈。干工作要有效率，没效率哪还行？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适应，纷纷提意见，埋怨，说你用内地的那一套在这里吃不开。我没管这些闲言碎语，搞调查，弄计划，上项目，两年下来使堆龙德庆县城大变样，农民腰包鼓起来了，三个乡通了电，看上了电视，县中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大变样了，这些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事实胜于雄辩，我把这些成绩摆在你面前，还用得着我说嘛。不用说，两年后的今天，全县的大部分干部也基本适应援藏干部带来的内地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工作成绩、幸福生活都是干出来的。等靠要是奶，不是粮，它养不活你一辈子。养活你一辈子的是你自己。你得干，你要干，你要干出个样子来，还怕没你的‘面包’。几年下来，不但使堆龙德庆县的工作大有起色，还培养了一批能干的干部队伍。”
在市场竞争中，观念的冲突表现十分明显，如西藏农牧区的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人员与内地进藏打工人员之间就有了饭碗之争。如原来城市居民要打一套家具，就得把藏族木匠请到家里，要给木匠管吃管喝管住，最后还要支付一笔费用。可以五天干完的活儿，七天也不一定干完。尤其是每天管好几顿酥油花和青稞酒，木匠们抽着烟，喝着酒和茶，悠哉悠哉地干了若干代人。改革开放后，从内地进来打工的汉族木匠，很快就掌握了藏式家具的样式和做法，他们所做的木工活儿又快又好，价格也适中，需要家具的人直接到这些汉族木工的店铺里购买或订做，而很少或者不请那些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木匠到家里去做活儿了，这无疑是对藏族木匠不利的。类似的情况在拉萨等其他城市里也不断出现，以拉萨最为典型。还有像踏三轮车这个行当，在拉萨兴起也只是十来年的历史。起初，四川等地的人在拉萨踏三轮车时，藏族人对这个行当并不在意，可到后来发现在拉萨交通不便的小巷子里，汉族人踏的三轮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乘坐的人还真不少，钱也挣得不错，于是也来了兴趣，也来抢着踏三轮车。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居然占领了三轮车市场，汉族人想踏三轮车，就得从藏族人手上出租，别无办法。租不到三轮车的人当中比较多的是四川人，他们就只好去找建筑工地上的四川老板去打工。由于地缘关系的原因，四川老板尽可能地会满足同乡的要求，这些人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碗饭吃，弄好了还可以挣一些钱回家过年。至于与老板有亲缘关系的人的收入就相当可观，而当地藏族人在四川老板工地上打工的人的收入通常每天只有10元钱，当地藏族人对此意见很大，但四川老板觉得要干活的人很多，你不干，还有人要干，不愁没人干活。加上四川人在西藏善于公关，建筑技术又不错，比较容易揽到活路。这就对西藏本地的建筑企业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对此，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委员会行政办公室主任刘志勇先生做了非常在理的分析。下面是张宗显对他采访的实录：
个案14刘志勇：要发展就要开放，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张：你进藏快30年了，又从事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多年，一定很熟悉西藏民族方面的情况，你是如何看西藏的藏汉关系的，你认为西藏的民族团结方面存在什么问题，请你给我们谈谈。
刘：在西藏除了藏族，还有门巴族、珞巴族，和没有被民族识别的僜人、夏尔巴人。所以，西藏是以藏族为主体的还有若干少数民族的这样一个民族自治区。民族关系有两个层次，即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还有一个就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民族发展是目的，而民族团结是基础，民族团结是一种保证，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我们的目的，最终目的是民族融合，而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暂且不谈。
谈到藏族，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理素质问题，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说了。起码有一点，就是有的人恋土观念比较重。让他们到外地工作比较难，在五六十年代难，七八十年代更难，你让他到内地工作，他就是想回来。它不像朝鲜族，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在中央各大机关、各部委都有朝鲜族干部。这就反映了一个心理素质问题，特别恋土。西藏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值得很留恋的地方。
从西藏的发展角度来讲，发展就要开放。社会的开放，首先是心理的开放。没有一个开放的心理，发展就受之于心理障碍的制约，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比方对个别人的民族情绪，起码我们从理论上找到了依据。一个民族要发展，与先进民族比，不开放是不行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打工者涌入西藏，冲击了我们的劳动市场，建筑业也好，服务业也好，餐饮业也好，当时，我们的很多同志不理解，觉得这些人来了以后把我们的饭碗给抢走了。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他们有这种认识是很自然的，你不能把它说成是自我保护意识。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发展。内地来的那些先进的事件对落后是一个冲击，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的西藏人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比20年前进步了一大截，从我们西藏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恐怕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认识。我刚才说过我是从交通部门出来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运输队伍从社会、技术力量、人员素质各方面来说都还可以，因为国家投资，国家拨款。那么改革开放以后，青海的、甘肃的、包括宁夏的车队也进来了，速度快，货损差少，特别是运价低，一下子把我们的市场给占领了。所以，我们西藏运输部门的职工只能到了目前这种状况。没有改革开放，哪有市场的繁荣？哪有西藏今天的快速发展呢？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从所从事的民族工作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也是民族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特征。民族关系在发展，它处在变化当中，它是用动态的关系使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最终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现在，西藏的平等问题不在话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有正常的平等的权力。平等的权力，它体现了很多方面，管理自己民族内部事务，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等等。这是政治上的保证。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力，应该说是平等的。团结，民族团结也是一种动态，如“三个离不开”的宣传教育，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民族团结的活动，它有什么目的？就是要体现谁也离不开谁这样一个目的。
最近，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讲的一段话，我们感触很深，他说：“西藏和平解放的五十年，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五十年。”这个概括很高明，很全面，很符合西藏这50年的发展史。
张：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末，人们一直称颂十八军进来的解放军为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金珠玛米亚古都”等，至今，老年人当中还津津乐道那个时代。但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以后，那种水乳交融的氛围怎么反而成为令人向往的事情了呢？
刘：因为当时的社会，是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社会，老百姓没有当家作主的权力。解放了，他们享有了人生的权力，生存权首先有了保障。当时他们从水深火热当中走出来，翻身当家作主人，有了自己的田耕，有了自己的房住，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对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感情也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了。交流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要用正确的民族观来考察，不能以偏概全。个别问题是有，我们不能否认。但总体上看，我们的民族是团结的。但是老百姓的感情为什么还停留在当时的基础上，或者是留恋于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切身体验的问题。从我们的宣传的角度来说，要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教育。你宣传民族政策也好，宣传民族团结教育也好，目的性还不是很强的。如果你把道理给老百姓讲清楚了，大家还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新西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活跃。这里面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和一些局部性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有个利益的调整问题，如果没有利益调整，恐怕这些矛盾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矛盾少得多，大家还会留恋于一大二公，认为都是社会主义公民，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你有我有大家有就行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益的调整，对有些人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失业问题，最明显的是效益问题，分配不公，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分配不公呢？这是因为谁占有国有资产的份额越多，它的利益就越大。如银行改制以前，它占有多少份额？它的福利待遇肯定好得很。分房子，分车子，什么都有。作为一线产业的工人也好，农牧民群众也好，他们恐怕还不了解这些情况，如果了解这些情况，恐怕这也是个问题。民族关系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我们整天讲要改善民族关系，你是什么目的？关键是如何改善？当然，我们是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要给予大力的扶持帮助，这是应该的，但是扶持帮助的同时，观念要转变。
我在西藏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我的感触是很深的。西藏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但是，通过它又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张宗显对西藏大学汉语系主任张国都的访谈也说明了观念冲突的问题。
个案15张国都：观念不变，什么也别谈
张国都955~），满族，辽宁省人，1980年毕业于丹东师专中文系，同年进藏。现为西藏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西藏教育学会理事、西藏大学汉语系主任、副教授。
张：你进藏后先到西藏农牧学院任教，后来又到西藏大学任教，已经20年了。尤其是近年你又常给各级领导干部讲课，除授课以外，与他们当中的藏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处得怎样？有好朋友吗？
张：其实，我教本科生的时间最长，他们当中不少是藏族学生。喜欢我的藏族学生不少，其中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我，可以说是爱吧，曾经有过跪着叫我“爹”的时候。这个学生现在在西藏察隅工作。听过我的课的成为县级、地级的领导干部都有，成为朋友的不少，有的至今仍很尊重我。
张：从你这20年在西藏的教学经历中，你认为现在的民族团结怎样？
张：我认为是随着商品经济气氛的日益浓厚，民族间的发展又不平衡，少数民族干部对此有情绪，造成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民族团结是双方面的，各民族之间要多沟通才能增强团结。
西藏的发展较之于内地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慢里面就有改变观念的问题，慢是因为人们的观念陈旧，新发展要靠新观念的促进。观念不变，什么也别谈。所以我认为改变观念是主要的。转变观念是一个大趋势，在西藏有其独特的涵义。
张：你认为藏汉民族通婚家庭结局如何？
张：文化层次高的家庭大都较好，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追求，修养又好，收入稳定，家庭也稳定。低层的夫妻双方都对对方要求不高，也过得可以。最糟糕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中层家庭，收入不稳定，想法又多，离异现象大多是这种类型的家庭。
（三）有些进藏的汉、回人员不尊重藏族的风俗、文化传统，甚至损害藏族的利益
民族风俗、民族文化是民族问题中十分敏感的因素，不尊重民族风俗、民族文化很容易影响民族团结。下面是张宗显的几例访谈录。
个案16对中共洛扎县洛扎镇委员会书记丹增朗杰的访谈录
张：您是我们在民族团结人物访谈中接触到的基层干部中最能干的一员，请您谈谈西藏的民族团结情况，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