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召赴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战争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而且，使它由战前的头号经济大国，变成了全球的政治、军事霸主。作为陆军参谋长，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马歇尔殚精竭虑，组织、训练和指挥数百万美国大军，在全球各地作战，功不可没。现在战争终于胜利了，马歇尔如释重负。他手中拿着刊载日本天皇宣布接受中、美、英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报纸，在思考和筹划着他的战后生活。
他已经65岁了，在美国陆军中服役44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肩负重任，心力交瘁。因为一直公务缠身，他没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妻子，关照自己的家庭。凯瑟琳已是责有烦言，她希望她的丈夫，在战争结束以后，能够从公职上退下来，清清闲闲，过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尽享晚年。她已准备好了去处，在弗吉尼亚的普利茅斯，买下了一座殖民地时代的旧式建筑——多多纳庄园，这里有苗圃、菜地。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浇花种地，自由地享用和支配时间。
马歇尔放下手中的报纸，推开左边还关闭着的窗户，想到近在眼前的退休生活，内心无比的喜悦，他已下定决心，尽快给杜鲁门总统写信，提请免去参谋长的职务。8月22日，他批阅完来自远东的最后一批电文后，便执笔向杜鲁门总统写下了如下信函：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战争已经终止，陆军的复员工作正在积极展开，削减军工生产的重大决策已作出，战后的军事计划工作也接近完成，因此，我觉得，我可提请您免去我的参谋长职务了。
“我已在陆军部任职七年多，其中六年担任参谋长。鉴于这项工作心力交瘁，我确信作一次人事变动是有好处的。
“如蒙允我提继任人选，我建议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这特定时刻担任陆军参谋长一职最为合宜。”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社，1987年，第368页。
马歇尔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感到有点目瞪口呆，战争胜利还只有一个星期，日本的投降签字还没有举行呢！当时全美各地，有人已在掀起一场运动，准备拥戴他作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但他以不容商量的口气予以拒绝了，使得他的许多热烈的追随者大惑不解。又有人设想，他将像大多数退休陆、海军将领一样，躲在某处安静的房间里，配备一个写作班子，把他一生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场生活和恩恩怨怨写出来。而事实上，已有不少嗅觉灵敏的出版商，早已在追逐他，他们答应给他丰厚的酬金。但这也为他所拒绝。他说得振振有词，他说，他不写则已，一写就得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这会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而有些当事人，尚在政治前台上，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影响他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拒绝做总统候选人也好，拒绝撰写回忆录也罢，这与马歇尔的性格是一致的，他讨嫌抛头露面的事。
杜鲁门总统舍不得马歇尔离开五角大楼。当他自己继罗斯福担任总统对指导战争感到手足无措之际，正是马歇尔将军，对他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使他能很快进入角色，驾驭美国战略的指挥之舟。现在，战争刚刚结束，他面对一大堆纠缠不清的问题，他希望继续借助于马歇尔的才能。
但他有理由不让马歇尔退休吗？马歇尔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美国的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完全有理由获得他希望获得的时间和休息，杜鲁门总统请马歇尔重新考虑他的申请，但马歇尔的决心已定，无意继续留任。
杜鲁门终于同意了马歇尔的要求，只是要他等到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欧洲回美担任参谋长之后再走，马歇尔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为陆军参谋长的最后公务之一，是为陆军部长史汀生于9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举行告别仪式。马歇尔集合了陆军部所有高级军官为他送行。他让他们在炎热的秋日下列队，排在即将送史汀生退休的飞机旁边。凑巧的是，史汀生还需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而那天的会又开得特别长，在飞机旁等待史汀生到来的高级军官们，一个个晒得晕头转向，汗流浃背。有人向马歇尔提议，让大家在屋荫下去休息一会儿，因为站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将军。马歇尔不置可否，而他自己则站得笔直，两手下垂，目不斜视，马歇尔不动，其他人当然不敢挪动半步。
而史汀生部长再一次最热烈地赞美了马歇尔的品格和才华，他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关于马歇尔，他这样写道：
“他的思想指导了我们各个战役的伟大战略……他的思想和性格贯穿于太平洋战役，虽然他非常谦虚地推崇海军的作用。他的观点自始至终引导着罗斯福先生。
“美国陆军的编制，完全是在他的倡议和监督下完成的。训练也是如此。结果，我们拥有一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队，有着无与伦比、一贯卓越的统帅部……我们依靠着这支军队赢得了极其困难的双重战争，几乎没有严重挫折，一切都令人惊异地按计划进行……
“他在这场历史上最大最艰苦的战争中做出了如此美满的成绩，试问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出现过像他那样的将领吗？”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27页。
对于马歇尔的赞美，也来自于与陆军激烈竞争的海军，一位海军高级将领在1945年写信给马歇尔将军：“我衷心地为您感谢上帝，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是没有您又会打成何等样子。”
比德尔·史密斯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曾经在马歇尔的参谋部供职，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动感情的硬汉子老兵，但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也这样写道：
“我本想当面对您说的，现在只好写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获悉您已退役，都有一种‘失落感’。恐怕您永远不会知道，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幸在您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人，对您怀着深情厚意。除了私人的衷心感激之外——就我而言，这种情况已非一封信能表达得了的——我们还始终不渝地怀着对您的忠诚和仰慕。但愿我能像你一样，当然我没有做到，因为我脾气坏，常为小事发火，不过我是尽力做，只要活一天就要继续这样做。”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28页。
1945年11月20日，马歇尔把参谋长职务移交给从欧洲回来的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告别仪式，并且亲手把一枚橡树叶勋章佩带在马歇尔的胸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接受的惟一一枚勋章，以前国会和外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都被他拒绝了。
杜鲁门总统亲自宣读了嘉奖令：
“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马歇尔五星上将则为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1～2页。
嘉奖令宣读完了，杜鲁门把马歇尔拉到一边，向他作出承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您有权得到休息。”
但事情的结局却远非如此。
1944年，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之间关系恶化。史迪威对蒋政权的腐败，给予严厉批评，他主张使用中国一切能作战的军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他瞧不起国民党军队，也瞧不起蒋介石。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
根据史汀生和马歇尔的建议，罗斯福任命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开始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共领导人开始对赫尔利抱有良好的愿望，希望他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的多次邀请下，经蒋介石同意，赫尔利于1944年11月7日前往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两天坦率的会谈，然后达成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国共谈判五点协议，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中共高度评价了赫尔利的工作和会谈成果。
但是，美国决策者们未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把与中共的交往看做是一种权宜之计。赫尔利很快放弃了由他签订担保的五点协议，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明显地倾向和偏袒国民政府，扶持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一起，企图取消中共军队，取消根据地。赫尔利和美国政府立场的这一变化，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又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赫尔利来华调停事实上已经失败。1945年11月，他回国向杜鲁门总统述职。在晋见杜鲁门之后，接着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聚会，在会上，他用过激的言辞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杜鲁门总统也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议论，杜鲁门顺理成章地撤了他的大使职务。
但这样一来，杜鲁门就招来了一场危机。赫尔利在国会和共和党内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他们可以在杜鲁门贸然撤销赫尔利职务的问题上掀起轩然大波。赫尔利来华的失败，也使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受到众多批评和指责。
杜鲁门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找一个替换赫尔利的最佳使华特使。
美国对华政策，面对三种选择：尽早从中国完全脱身；大规模武装干涉，帮助国民党打败中共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在援助国民党的前提下，鼓励双方谈判，尽量避免内战。
第一种选择是杜鲁门行政当局不会采用的。通过扶蒋，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在远东发挥稳定作用，是罗斯福行政当局在战争中早已确定了的战后政治目标，从美国全球利益考虑，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统一和对美友好的政府，以牵制前苏联、稳定亚洲。因此，美国不可能成为局外人，决心要“过问”中国的局势。
第二种选择也是不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强烈，青年军人的父母亲不愿把子弟又很快送上战场。从现实条件分析，美军大规模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没有任何前途，这是一片进得来，出不去的土地，日本侵华的下场有前车之鉴。杜鲁门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再者，美国战后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一旦美军大规模卷入中国内战，在欧洲战场又与前苏联打起仗来，那就会使美国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剩下来的只有第三种选择了，看起来，也只有第三种选择才行得通，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因为：1．当时国共两党仍在重庆谈判，存在美国居间调停的基础；2．中共为解决两党分歧，提出了一条合情合理的路线，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美国可以接受；3．前苏联对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持赞赏的态度，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没有什么出路，杜鲁门派特使来华调停，没有来自前苏联方面的阻力；4．就美国本身而言，选择第三种方案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名利俱收，一方面，可以在金钱和军事力量上确保欧洲重点；另一方面，又不会遭到美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那选择谁来充当特使呢？杜鲁门首先想到的是马歇尔，这一考虑和选择也是很不错的。可以说，在当时的美国，没有比马歇尔更合适的人选了。马歇尔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积极服役，威信崇高，蜚声世界；抗战期间马歇尔积极支持史迪威的工作，不像赫尔利有一段赤裸裸的反共历史；当时斯大林对马歇尔的印象深刻，认为他有深厚的民主素养，办事公道；另外，马歇尔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驻天津美军中供过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
但是正是杜鲁门的这一选择，中断了马歇尔迫在眼前的平静的退休生活。
“将军，上星期我向您保证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现在我也很不愿意打扰您，但情况非常紧急”，杜鲁门接通了马歇尔的电话，向马歇尔介绍了政府面临的危机。他问道：
“你愿意替我去一趟中国吗？”
马歇尔望着站在卧室另一头的凯瑟琳。她正打开窗户，远眺户外迷人的景致。这天正好他们刚刚搬进多多纳庄园。他实在不好意思扰乱妻子的精心安排和生活情趣，他觉得欠她的太多了，不好令她再一次失望。但是这是来自总统的电话和要求，是国家的需要和召唤，难道能够加以拒绝吗？公与私再一次摆在马歇尔的面前，叫他选择和决定。
杜鲁门在催促马歇尔：“将军，您还在听电话吗？我说你愿意替我去一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马歇尔轻轻地放下电话。
过了一会儿，凯瑟琳离开窗户，回到马歇尔正在清理衣服的皮箱边，轻轻地问道：
“刚才谁跟你打电话？”
“总统先生。”
“做什么？”
“他要我去一趟中国。”
“你答应了？”
“是的。”
“哦，乔治，”凯瑟琳两眼含着泪花说道：“你怎么能那样呢？”
二、问题复杂
马歇尔从杜鲁门总统那里领受出使中国的使命，这对他的能力、荣誉来说，都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是一般美国人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派出了一系列的使节，史迪威将军、副总统亨利·华来士、魏德迈将军、赫尔利将军，这些人的使命，虽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在长期艰苦的会谈中，都力图把国共两党撮合到一起，但都是徒劳无功。
难道马歇尔能够创造奇迹吗？有不少事后诸葛亮声称，说马歇尔原本不该承担赴华使命的。断言他一定知道那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认为他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务，乃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惟一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换言之，是马歇尔的傲慢自大促使他接受了这项使命。
不论马歇尔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接受使命的，上述议论似乎都有失公允。对马歇尔的品性和为人是一种曲解。恃才傲物，争名夺利，好出风头，这都不是马歇尔的性格。如果仅仅是为了功利和荣誉，那1943年12月他就应该选择去欧洲当盟军总司令，指挥横渡海峡作战；1944年，那他就应该接受国会准备授予他的元帅军衔，或是在战后接受他的崇拜者的提议，争当总统候选人。
马歇尔之所以接受赴华调停的使命，完全是出于他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忠诚和对总统要求的服从。这是马歇尔性格和品德中令人惊羡和景仰的一面，也是他赢得荣誉和信任的根本。既然总统需要他重新出山，他就觉得不能考虑个人得失和荣辱，只能听从召唤。
但无论如何，马歇尔接受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这不是由马歇尔而是由美国对华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