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外桃源”
事物的性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是灾难，对彼就有可能是一种喜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使美国人蒙受了耻辱遭受了损失，以致全国上下都愤愤然，一片歇斯底里的复仇的声音。在大西洋的彼岸，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12月7日晚，当丘吉尔与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和总统使节哈里曼在首相别墅契克斯喝着白兰地，海阔天空地侃着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英国广播公司女播音员用慎重的语调宣布的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丘吉尔迅速明白了这一事件对英国的伟大意义。他担任首相以来，一直渴望着美国能够正式宣战。他对罗斯福讲：他宁愿三个月不要美国的援助，也不愿意看到美国老是站在那样一种羞羞答答的位置上。现在，美国终于参战了。这使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到“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他顺手抓起身边的电话，问罗斯福：“总统先生，这件关于日本人的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罗斯福倒很镇静，他回答说，现在我们已经是“风雨同舟”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伟大的同盟》，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916页。
但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美国参战的最直接影响之一，就是陆军部下令美国各港口已经装船的全部租借物资暂停离港，就是说，冻结原来拨给中东的极重要的物资，可能转拨给太平洋方面。丘吉尔虽然跟罗斯福说，只要美国参战他宁愿三个月不要美国的援助，但一旦准备运往英国的物资暂停离港，他就害怕起来。他担心美国人放弃先前同意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思想，把重点转向太平洋。同时他也害怕美国建立起一支上千万人的军队，那就会吸纳美国的全部装备，轮不到英国的份儿。于是，他又急忙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同意他带领英国三军参谋长到华盛顿来举行会谈，得到了罗斯福的同意。丘吉尔以一种艺术家和诗人的想像力，称这次会议为“阿卡迪亚”（Arcadia），意即“世外桃源”。
1941年12月14日，丘吉尔乘坐“约克公爵号”船只前往华盛顿。陪同人员有战时生产部长、国防会议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高级军事顾问有海军大臣庞德上将、陆军元帅迪尔、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上将。丘吉尔是第一位在战时访问华盛顿的英国首相。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7天，丘吉尔就率这么一支队伍出访华盛顿，足以证明他对这次会议的重视。
英国地处多事的欧洲，过去进行的战争不少，又先于美国两年多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处理战略问题很娴熟。美国的三军统帅，以一种“复杂的心情”来接待他们的客人。正式参战前他们都赞成援助英国的计划，希望英国取得胜利，但并不是对英国人没有反感和抵触情绪，尤其是马歇尔统帅下的陆军参谋部，因为英国人要与他们争夺装备和资源，抵触的情绪更为浓厚。现在同英国人并肩作战了，在资源的分配和战略决策方面，双方难免会出现激烈的竞争。所以哈里·霍普金斯在丘吉尔起程前就明智地告诉他，不要把那些早已准备好的实足英国口味的战略计划带到华盛顿来。霍普金斯担心丘吉尔胸有成竹的建议，会在美国军事计划人员中引起深深的怀疑。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考验与希望：1941～1942》，纽约，1966年，第263页。后来会议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霍普金斯的担心完全是有道理的。
在“约克公爵号”船上，丘吉尔就未来两年内英、美的军事战略制定了三份文件：第一份是关于太平洋战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第二份是1942年欧洲战场战略目标及其任务；第三份是1943年欧洲战场的战略目标及其任务。根据丘吉尔的理论，英国参谋长们制定了英、美两国的战略计划，把1943年作为进攻欧洲大陆的大概时间。这之前，英、美战略的主要措施是：保证取得胜利所需的军事装备，最重要的是保证战争工业地区的安全；保持主要交通运输线的畅通；通过轰炸、封锁、颠覆、宣传等手段削弱和破坏德国的抵抗能力；当集中力量于欧洲时，在远东仅仅是保护那些至关重要的利益地区。1942年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对德国的包围圈，关闭包围圈上的缺口，维持一条积极的俄国战线，武装和支持土耳其，加强在中东的力量，获得整个北非海岸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伟大的同盟》，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989～990页。。英国的战略路线，是一条分散的、消耗的战略路线，被称为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或边缘战略（PeripheralStrategy）。
1941年12月22日丘吉尔来到华盛顿，他被安置在白宫大厅旁边的一间大卧室里，同霍普金斯的房间隔厅相对，两人互相拜访非常容易，要见罗斯福也非常方便。事实上，在白宫期间，罗斯福同丘吉尔天天泡在一起，有时是单独的交谈，有时带上两个亲密顾问，有时则有双方的参谋长们参加，一起用膳是免不了的。罗斯福本来有早睡的习惯，但为了不错过与丘吉尔这位不知疲倦的客人的谈话机会，一反常态，往往是交谈至深夜。丘吉尔知识渊博，口若悬河，感情外露，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但意志坚定。相比之下，罗斯福口头表达方面要稍逊一筹，但思想深邃，语言清晰，逻辑严密。两个人在工作作风方面，也有着不同的风格。丘吉尔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班子来制定战略、指挥战争，他几乎同他的军事顾问们天天见面，一起讨论战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常常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参谋长们。罗斯福同他的军事顾问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没有什么定期会晤和讨论的制度，他习惯于抓住一般性的原则，而具体的问题则让参谋长们去放手大干。需要听取意见和汇报时，可以随时把他们召来。英国陆军元帅迪尔来到华盛顿以后，对罗斯福的这套工作方式大惑不解。
丘吉尔原只准备在华盛顿逗留一个星期，后来计划修改了，到1942年元月14日才动身回国。在这段时间里，白宫至少召开过8次主要会议，参加者有罗斯福、丘吉尔，他们的亲密顾问和三军参谋长。另外，双方参谋长们还单独举行了12次会议。丘吉尔的到来，使白宫二楼大厅起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一向冷清无人光顾的地方，现在却成了英帝国的指挥部。丘吉尔的工作室、地图室、秘书处，一应俱全。挟着老式红色公文包的文武显要，进进出出，显得神气十足，大有反客为主的味道。白宫办事人员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禁感到愕然。
在会议的讨论中，美国参谋长们对他们的英国同行所提出的观点一点也不陌生。在大西洋会议上，就提出了1942年入侵北非的“体育家”（Gymnast）计划。关于“先欧后亚”，倒不存在什么障碍。三军参谋长聚会时，马歇尔和斯达克都宣称：“ABC-1”文件同意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欧洲和大西洋是决定性的战场，现在虽然日本加入了战争，形势与一年之前大不相同，但打败德国，仍然是同盟国家取得胜利的关键，因此美国并不打算放弃欧洲第一的战略。
在欧洲战场上到底怎样行动，美国参谋长们特别是马歇尔尚未进行认真考虑。在美国参战前，他们对英国在欧洲的战略主张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比如：先在德国占领区的外围采取行动，首先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他们认为这适应英国的具体情况。但美国正式参战以后，欧洲的战争牵涉到英、美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他们肯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不会再一味地追随英国的路线。他们将从美国的全球利益方面来考虑欧洲的战争。
但日本人在太平洋和远东的进攻，把美国参谋长们搞得手忙脚乱，急于向太平洋各作战地区提供紧急援助，以确保一些关键性的利益和据点。因此，他们指出，在目前，大不列颠能做到的，最好是保持英伦三岛和中东的地位，加强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基地。美国的主要任务，则是保卫它的海岸线不受敌人袭击，守住夏威夷、巴拿马运河和其他基地，增援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保护美国西海岸通往澳大利亚的交通线，把澳大利亚作为对日本反攻的战略基地。但同时，马歇尔也指出，为了配合前苏联红军在东线的作战，西方盟国对德国的最后大规模攻势，只可能在西线进行。
关于1942年入侵北非的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争取美国人对“体育家”计划的支持，是丘吉尔此次美国之行的目的之一。罗斯福总统对“体育家”计划很感兴趣。丘吉尔一提出来，就得到了他的响应。但北非作战的行动，却引不起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军方的兴趣。虽然他坚决支持“德国第一”的战略，但“体育家”计划完全不合美国口味。马歇尔强调，一是作战的地区不适宜，二是1942年美国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部队到北非去作战。
罗斯福对西北非的注意和兴趣，由来已久。法国陷落以后，英国单独支撑着抵抗德国的门户，法属西北非成为希特勒进攻美洲的跳板。从1940年9月开始，罗斯福实施了一项复杂的外交和间谍计划，向法属西北非派出了谍报人员，打入各种关系网，目标是了解维希政府和德国对西非的动态，以确保法属非洲不落入轴心国手中，扶持一个对美国友好的法属殖民地政府，以迎接将来某个时候美国的进攻力量。到了1941年，罗斯福总统几次要求陆、海军作好准备以在法属西北非或亚速尔群岛或达卡尔等地采取行动，而马歇尔等则拒绝冲动行事，他们以各种理由加以搪塞拖延。
但麻烦的事情是罗斯福对北非行动抱有连续不断的兴趣。在他的思想上，对北非的行动也许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假如英国在利比亚获胜——他相信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在北非的维希政府军队，也许会把美国人当作解放者来欢迎，或者至多不过是进行一下象征性的抵抗。
由于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体育家”计划感兴趣，马歇尔便下令战略计划人员对其可行性做深入的研究。战略计划人员的意见完全是否定性的。他们认为远征美军的后勤供应只能船载穿过受敌人潜艇攻击影响的大西洋，在卡萨布兰卡的小港靠岸，从那里，供应物资通过极其原始落后的道路设施向东运送，穿越漫长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沙漠，容易受到西班牙控制的摩洛哥基地的敌人的攻击，特别是来自空中的干涉。而且装载战斗部队和给养的船舶，将严重妨碍对太平洋的增援，“体育家”计划至少在3个月里将消灭在大西洋的其他主要行动。另外，即是该计划取得成功，也不能给德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陆军计划人员的反对意见由恩比克将军强有力的表达了出来。恩比克将军认为：美国应该避免任何分散作战的行动，“体育家”计划会分散美国的资源，英国的建议，主要是受政治利益方面的推动，而不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恩比克不同意控制北非就能够恢复盟国通过地中海的交通、或控制北非能为进攻欧洲提供有利基地的观点。他指出，进攻北非除了各种想像不到的困难外，如果德国决心把盟国赶出非洲，那么，美国远征军就会遭受极大灾难。他也贬低英国在利比亚沙漠进攻的意义。熊伟民：《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75页。
丘吉尔对军事计划人员的分析“非常不满”，罗斯福也认为职业军人往往很保守，总是把各种困难看得过大。
马歇尔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产生效果。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很担心，也许在没有职业军事顾问参与的情况下，总统和首相会作出1942年进攻北非的决策，那样，对陆军来说会显得更加被动。因此，尽管陆军计划人员仍然坚决反对在北非的行动，马歇尔自己也深感忧虑，但在1942年2月4日有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参加的会议上，他“第一次”催促他的同事们赞成“体育家”计划。因为，他发现老是讲“不行”是非常困难的，他指出：只要有一个“替换的计划”，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办。
“阿卡迪亚”会议结束时，因为一些重要的因素尚不能确定，比如：英国在沙漠发动的攻势是否成功，法国人是否合作，都是一个未知数，这样，“体育家”计划没有能够最后确定下来。
“阿卡迪亚”会议没有就1942年英、美在欧洲的作战行动作出最后决定，但基本的战略讨论都体现了英国人“边缘”战略的主张。美国人虽然对英国的主张表示强烈不满，但又找不到一个美国的计划来替代它。美军主要代表人物马歇尔，对于怎样指挥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同盟战争，还没有系统的章法。他赞成集中大规模的训练有素的远征军队，以便1943年在欧洲大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他又被迫去应付眼前一些紧急需要，以确保一些关键性的据点和盟国发动最终攻势所需的基地。他没有考虑到这种零敲碎打的直接性质，也没有考虑到军事上相对闲散的政治影响。而这一点，罗斯福总统倒是十分注意的。政治家总是需要每年能干点什么，以便获得宣传上的轰动效应，保持公众舆论的连续兴趣和支持。
二、“必须去欧洲作战”
马歇尔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无论是对待新闻记者，或是在国会作证，抑或是与罗斯福打交道，他都能很好的驾驭局面，从无忧虑退缩之感。这不仅是新闻记者对他的评价，而且陆军部长史汀生也是这样说的。但自从美国正式卷入战争、日军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成功之后，史汀生发现，他不时表现出一些忧虑的神色，尤其担心陆军参谋部在战争战略的制定和军事装备的分配等方面不能影响罗斯福。1942年3月24日他告诉史汀生，他感觉到对影响和说服总统心里没有一点底。
与此同时，一些家庭琐事也在打扰他，使他不时的分散注意力，甚至有些不安。几个月前凯瑟琳摔断了两根肋骨，直到最近才康复。各种日常和社会活动向她铺天盖地地卷来：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接见新闻记者特别是新闻女记者的采访，慰问军人家属，陪马歇尔出席各种宴会和会见，接电话，回复各式各样的来信。一天到晚，似乎比马歇尔还忙，累得精疲力尽。马歇尔担心她的身体垮下来，经常唠叨着叫她注意休息，最后只得迫使凯瑟琳离开华盛顿一段时间。
马歇尔对自己的身体倒是非常注意的，不时忙里偷闲调养一下身心。每天早晨的骑马，自然是必修课目。尽力避开那种可去可不去的社交活动，实在躲不开的，他总是带着凯瑟琳早早来到主人家，找一两个相知的朋友聊聊天，然后不失礼貌的告别。当然，大型的正式宴会是不能那么做的。作为陆军参谋长，恰好参加这种宴会的机会很多，这使马歇尔不胜其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