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2年7月，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双方胜负未卜，前途扑朔迷离。在太平洋战区，日本人攻势凌厉，盟军全面败退。在苏德战场，苏德两军激战正酣，双方伤亡惨重，呈胶着状态。在北非，德意军团在利比亚大获全胜，俘获英军3万人，正在向埃及步步进逼。危机四伏的局面给反法西斯盟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围绕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谈判。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法西斯轴心国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苏德战场，使苏联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1941年7月至9月，斯大林连续两次急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以缓和苏联方面的压力。在此前后，双方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西方盟国虽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除了英国确实没有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外，更主要的是丘吉尔对苏联能否抵挡住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持观望态度。
美国参战之后，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日益成熟了。自1941年12月起，英美双方先后拟订了多个作战方案，但都未能实施。最后，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推动和战局的压力下，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决定：盟军于1942年12月前在北非、西北非登陆，该方案命名为“火炬”计划，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执行“火炬”计划的盟军总司令。
实施“火炬”计划已经为期不远了，但此时，“火炬”计划的细节尚不明朗，只是预计有一支美国特遣部队参战，从美国直抵北非。由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要知道，这位将军身负着特殊的使命，盟军的成败全在此一举，而且，他将是此次大战中率领美军参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这时，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人，很久以来，他们就想让这个人指挥一次关键的战役，此人便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不仅认为巴顿有能力承担这一特殊使命，而且他还相信，巴顿一定会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问过巴顿是否愿意放弃他领导的那个军，率领一个师去参加战斗。他一面说着，一面观察巴顿的表情。他知道，巴顿对他的那个军是非常钟爱的。巴顿没有让艾森豪威尔失望，他连想都没想，马上大声回答说：“艾克，如果能让我参加战斗，我甘愿当一名少尉。”
7月30日，巴顿被急召到华盛顿，他从马歇尔口中第一次极为简略地了解了“火炬”计划的情况，因为该项行动目前还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谁也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东西。马歇尔还命令巴顿对这个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方案。
8月3日，巴顿在华盛顿宪法路军需大楼的第三层得到了一问办公室，开始制定“火炬”战役的行动方案。
巴顿的办公机构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班子，只有几名年轻的军官和秘书，其中包括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这是巴顿一贯的作风，干事情一定要讲究效率，因此组建工作班子的原则是小而精，只要一个人能办的事，决不安排两个人做。巴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由于只有一个房间，于是秘书们在中间拉起了一道帘子，巴顿在“里间”办公。很快，他就拟订了一个初步的登陆作战计划。几经修改后，巴顿立即携文件副本飞往伦敦，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工作。巴顿此行还有一个不愿告人的目的——确立他本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地位。
此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伦敦与英国方面协商有关“火炬”行动的事宜。他真心希望由巴顿来指挥登陆部队，但考虑到军衔方面的差距又有些犹豫了。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在吃晚餐，巴顿匆匆赶到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起了“火炬”计划问题。他们讨论了战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巴顿检阅临战部队。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国军队的动向等等。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一直在苦心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和登陆作战中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问题，已经使他有些焦头烂额了。眼看着登陆作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有关“火炬”计划的一些具体内容尚未落实，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抱怀疑态度，大唱低调。看来只有巴顿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充满自信和豪情，提出的意见完全是建设性的。巴顿的到来，犹如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一股春风，驱散了几天来的烦恼和厌倦，使他如释重负，兴奋不已。他永远忘不了那次聚会结束时巴顿对他说的那句话：“只要允许我参加这次行动，我发誓：不是成功就是死亡！”
晚餐后不久巴顿便告辞了。这次会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巴顿仍感到心中无底。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计划是赞同还是反对？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巴顿心中存在着困惑，也充满了希望。他认为，自己至少有三个条件比别人优越：第一，他是美军少有的坦克专家，军事素养无人能比，不久前的军事演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火炬”计划是他亲手制定的，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该作战计划的细节；第三，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非常信任他。巴顿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保证他获得该战役的指挥权。
1942年6月，伍德、巴顿等于本宁堡。但没过几天，巴顿就被泼了一身冷水：马克·韦恩·克拉克将军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助手，担任副总司令，负责“火炬”计划的审定工作。巴顿原认为，不论从能力、资历还是私人关系来说，自己都是最适当的人选。而克拉克是比他晚8年的西点生，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只“老鼠”，但如今也同样晋升为少将了。“黄口小儿，岂能当此大任？”巴顿心中忿忿不平，他不仅对克拉克的能力表示怀疑，也对艾森豪威尔的择将之道颇感失望，他甚至怀疑，克拉克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抢了他的位置。
但为了取得参战的机会，巴顿强忍住愤怒和忌妒，与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一起研究修订“火炬”计划。由于当时美军内部对于轴心国的军事实力的评价一般都很高，因此许多人认为“火炬”计划的实施将会困难重重，胜负难料。巴顿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以从事战争为乐，喜欢冒险，并充满必胜的激情。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但巴顿认为，必须坚决地实施这一计划，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因为既然英美首脑们已就“火炬”计划达成了协议，作为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别无选择。为了“火炬”计划的成功实施，巴顿做了大量工作。
巴顿此行一共在伦敦待了10天，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内容：一是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二是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这一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说服在英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在这些人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的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地点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必定会使美国海军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巴顿给以坚决的驳斥，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而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强大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巴顿的话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说越兴奋，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最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计划是英美首脑们的决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困难大小，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下令进攻北非。不管有没有军舰，我都要去打这场战役，哪怕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
巴顿还走访了英国的某些“关键部门”，为“火炬”计划摇旗呐喊。其中与蒙巴顿勋爵的会谈规格最高，参加者大都是蒙巴顿周围的高级将领。会谈开始时争论非常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据理力争。到后来，讨论变成了巴顿的个人演讲，与会者都听得入了神。会谈结束后，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将军们看来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时，阻碍“火炬”计划的重重迷雾已经被驱散了，这为该计划的最终确定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计划的周密和说服工作的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巴顿功不可没。艾森豪威尔对于巴顿的伦敦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火炬”计划是英美两国经过长期酝酿产生的，之所以把登陆点定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且主要以美军的名义实施该计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来看，盟军认为这里是轴心国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统治区，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因素。例如：这里的轴心国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有相当部分是法国军队，战斗力较弱，真正的德军主力不多，装甲部队也较少；这里是传统的法属非洲，北非法军中存在着较强烈的反德意识，一些反纳粹分子一直与盟国和法国抵抗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英法矛盾尖锐，北非法军的反英情绪也较强烈，他们仍奉贝当当局为合法政府，因此，这次盟军作战应打着美军的旗号，在形式上表现为美国人的军事行动，同时对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严守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