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被装上火车时，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兹·魏德曼的职业军人，见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而士兵们所受训练又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寥寥无几，所用的电话原系纽伦堡一家公司为英军制造的，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却只有油布帽，如同1812至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志愿兵一样。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每列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动的战斗将进行数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终。
拂晓，希特勒所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伐利亚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我只觉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忆说。
8天后，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浓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此时，一阵阵炮弹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开花，树木被削倒，好像它们是稻草似的。”在给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普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这样写道：“我们好奇地观看着。此时，我们尚不知有何危险。我们谁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我们匍匐至林子的边沿。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和枝叶。炮弹又在林子边沿爆炸了，顿时打得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我们不能老趴在这里，如果要战死沙场，不如死在外边。”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伺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3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30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3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4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找他们。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到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平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为此原，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便如此，希特勒仍高兴万分，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人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芒”，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是，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人家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的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10马克给希特勒，这也被希特勒当场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却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在1915年1月22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跳进希特勒的战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对峙，然而是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二月，他写信给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
每当被问起他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要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赢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谈论艺术、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讯员是哪一个。”其他通讯员对他的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1870年时法军吃老鼠！
9月25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方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20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许，那是常有先知先觉的季节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此时此刻，他或许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几星期后，他向同志们作了一个惊人的预言：“我会让你们如雷贯耳的。等待我的时代的来临吧！”
那年12月，没有下雪，只是阴雨不断。全团整个弯弯曲曲的战壕都灌满了水。第二个圣诞节，较之于第一个更为惨淡。别人都在开拆家中寄来的包裹和慰问信，希特勒则独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军床上。在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同志们设法使他高兴，并让他分享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他一一予以谢绝，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结束，希特勒一反阴郁之常态，马上高兴起来，对同志们“安静度假”等讥讽之词，还能报之一笑。
1916年夏初，希特勒所在之兵团开赴南方，刚好赶上关键的松姆之役。战役一开始，英军发动猛攻，第一天就有近两万联军被打死或打伤。7月14日晚，在弗隆美尔一带，十六团的野外电话线全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名通讯员在“几乎必死”，“每走一公尺都挨打”的情况下，被派去查线。他们缩进水满的弹坑或壕沟内避弹。同行的通讯员累倒在地，希特勒无奈，只好将他拖回战壕。
7月20日，弗隆美尔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折兵损将无数——但双方都未前进分毫。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战、斗成了沉闷的阵地战，炮火猛烈，双方前进或后退的长度仅能以码衡量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被调至后方——在战俘营内任翻译。但他仍有两个同志在身边，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希纳，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他的爱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弗隆美尔，有多少次我在凝视我的爱犬‘小狐狸’呀！”25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回忆说。当他谈到他的爱犬“小狐狸”对一飞舞着的苍蝇所作的反应时，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发抖，好像受了催眠术一般，像老人一样皱起眉头，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朝他猛吠。“我常常注视着它，好像它是一个人似的——注视着它发怒、咆哮的各个过程。”希特勒吃饭时，“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如果吃了五六口后希特勒还不给它东西，“小狐狸”便会坐立起来，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怎么办？”“我多么喜欢它呀，真有意思！”
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仍打得难分难解。联军不断进攻。在此战役中，双方总共损员61．4万人；但这却是无谓的屠杀，因为德军的阵线丝毫未动。一周来，尽管多次执行危险任务，希特勒过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10月7日晚，他的幸运结束了——其时，他与其他通讯员一起，正坐着睡在一条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一颗炮弹在狭窄的进口处炸开了，把通讯员们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伤，仍在与魏德曼争个不休，要求让他留在前沿。“中尉，我伤不重，对吧？”他焦急地说，“我还能留在你身边，我是说，留在团部！不行吗？”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凭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叶窗就可看出，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