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想像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1934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6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6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120人的摄制组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他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至少有1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希拉不禁想起了路易斯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步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1923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3万名听众来说——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100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来说，动荡的19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100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问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7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万忠实的党员打着20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佩尔的130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起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佩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飘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10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5万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9月10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30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伦家族的产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讲演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来说，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啸，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作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们，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划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以万计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脸打来。提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作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跟谁说话？”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片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他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更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街谈巷议出现了，说里妮·莱芬斯达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个攻击，与其他攻击一样，如说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员诸如奥尔加·特歇绍娃、里尔·达戈维尔和波拉·纳格里睡觉一样，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的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他的被压抑的波希米亚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提·密福特刚从英国到来。她在慕尼黑学艺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对希特勒来说，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经历。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谣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他谣言一样缺乏根据——说她是他的情妇。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为伍。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致使他的老关系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开批评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一般来说，她总是先问元首是否疯了，然后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像行为失检的小学生一样，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勃劳恩尤其悲愁。在希特勒上台后没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对耳环和一只镶宝石镯子，作为她21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比诸先前，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一般是从公共电话问打来。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说服了父母，在她寝室内装了一架自用电话。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会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馆，目的是抛头露面。
到了1934年秋，她常闷闷不乐，且时间很长。希特勒与她结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诉她，作为第三帝国的首脑，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而不能有家庭的累赘。事实上，他像教皇。他对魏德曼上尉说的借口更是直言不讳。一天晚上，他说：是的，他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结婚，他便会失去许多女人的选票。“于是”，他说，“我便在慕尼黑找3个姑娘，供我左右。”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透露得更彻底。“爱娃非常好，”他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惟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希特勒与他英国的嫂子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的前妻布里吉德·希特勒，因为经济极端困难，想再次求助其大名鼎鼎的亲属。她带着儿子威廉·帕特里克返回德国，找到了希特勒，希望他“能给她一点钱，以使她安静生活”。希特勒把母子二人请到贝希特斯加登。但是，到那里后，帕特里克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被元首的姐姐安吉拉“大骂一场”，再次说希特勒“连他的叔叔都不是”。
与此同时，希特勒把许多时间花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在外交领域内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希特勒便力求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帝国。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的烟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国各级的武装力量。在纽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群众的反应令他受到鼓舞。他于是便在三星期后密令将只有10万人的陆军扩充两倍。密令发出当天便有7万人人人伍。国防预算增至6，54亿马克。
即使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设9个兵团司令部、14个步兵师和7个机械化营，也不能不引起谣传，说这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这些谣传，加上英德关系的恶化，实在使希特勒关切。另外，由于德国的军事扩充，很明显，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英国并不准备冒大的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英国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于那年秋对冯·俾斯麦亲王奥托透露说，“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因为希特勒无意染指大英帝国，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的基础上，他便直截了当地重新获得他们的同情。
12月19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25名来宾中，4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意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烤鸡）时，他说：“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天已是10年了。”他告诉人们，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员送进警察学校以示惩罚。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国社党党员的中心。他们没法子，只好将它关闭。”
晚餐后，希特勒将不抽烟的客人请到另一房间。罗德米尔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及几位女宾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希特勒之所以会吸引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主义。几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百分之九十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1935年1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萨尔和平地回归德国，连法国也如释重负，正式向德国提交一共同建议，以解决包括军备平等和东方罗加诺等问题。希特勒于2月14日谨慎地回答说，他欢迎军备谈判，但要待德国与英国初步讨论后再与法国进行总的谈判是不是会妥当些？
约翰·西蒙爵士同意于3月初前来柏林。他之来访的前景曾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产生乐观的气氛，但在3月5日的日记中希拉写道：“西蒙原定于后天来此与德国人谈判，但是今晨牛赖特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着了凉，要求西蒙推迟其德国之行。今日下午在威廉大街略作调查发现，这是‘外交着凉’。”原来，英国曾发表白皮书，公开谴责德国加速军备。这便惹了元首。尤其令英国人惊慌的是，希特勒到萨尔协助庆祝正式占领这块被角逐的土地时，当地居民竟表现出无比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