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有关宫廷女子马球竞赛活动的描写是最生动形象的，一年一度的金明池宝津楼下的“百戏”活动正在上演，我们先看女子马球队上场之前的情景：“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燃金丝番段窄袍，红绿吊敦柬带，莫非玉羁金勒，宝轻花鞯，艳色耀日，香气袭人。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轻帘鼓声，马上亦有呈骁艺者。”可见马球队由百余名妙龄少女组成，其头饰如男子，身着锦绣紧身缎袍，跨在马上，确实“艳色耀日，香气袭人”，有人还提前在马上作秀，以“呈骁艺”。
接着是在宦官的指挥下，作赛前马上武术表演：“中贵人许畋押队，招呼成列，鼓声一齐，掷身下马，一手执弓箭，揽缰子，就地如男子仪，拜舞山呼讫，复听鼓声，蹁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便随男子礼起居。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引退。”这些妙龄少女骑在马上，一手执弓箭，一手揽缰绳，就像俊男般英武。其后随着鼓声操演，双双出阵，或左右开弓，或枪棒交战。马上武艺绝不亚于男子。表演结束，暂退于一旁。
下面是男子驴球队的赛程，谓之“小打”。最后的压轴大戏，就是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孟元老如此描绘：“有黄院子引出官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这是数十年之后的追忆，萦绕在老人脑海中的印象虽然深刻，但毕竟已不怎么具体，只有一些总体上的感觉：“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之类，所以最后感慨道：“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由于描写过于简洁，便留下一个悬念：这宫廷女子马球队的“大打”是如何进行比赛的？或者说其游戏规则是如何的？
孔宪易先生参照当时男子马球队的一些记载进行了猜测，认为其球场、球门、马球、球杖诸设施应与男子相同，这从上述男子驴球队“小打”与女子马球队“大打”使用同一球场，便可推知一二。这女子马球队“百余人”在球场中如何分配和操作，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再据《文献通考》卷一四六及其他有关男子马球队比赛方面的资料推测，女子马球队也应分为两朋（队），每朋约十六人，两朋为三十二人，进行对抗。而其他人约为递补队员、鼓乐队员、唱筹队员等。比赛时，就如上述男子驴球队，“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采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
其实，男子驴球队的比赛是“小打”，而女子马球队的比赛算“大打”，这两者应该有所不同。据《宋史·礼志》对这项运动的介绍，“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参加者分左右两队，“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报告胜球数）”。而上述“小打”只有一个小球门，两队一队攻一队守。这里“大打”是有“高丈余”的双球门，两队互相攻门。那么，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应该与哪种规则相近呢？
上述完全根据男子马球队的规则而进行的推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当时如此激烈的体育项目，男子女子会没有多少区别吗？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疑问是：南宋之后，女子马球运动在历史中突然消失了，其原因何在呢？孔宪易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用费浩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一理由很难成立，请问：当奢侈的统治者竭力提倡或欣赏某种活动之际，什么时候会因费用问题而永远搁置起来呢？
美国的汉裔学者刘子健先生撰文《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认为，南宋马球的衰落，主要是儒臣们阻止宋孝宗以及太子（宋光宗）击球为戏，它是个关键因素。从北宋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君主对于武艺球戏，还是相当重视的，有关史例不少。不过从宋孝宗开始，谏官开始批评朝廷宠臣以击球为戏，给孝宗的上谏也不少。一次，孝宗骑马击鞠，坐骑有点疲乏，跑到矮檐的走廊里，眼看要碰到横梁，两边的人惊呼失色，赶快跑过去救护，这时马已驰过，孝宗两手扳住横梁，悬空垂立，大家扶他下来，孝宗神色不动，而大臣们已经一身冷汗。尤其是乾道五年（1169），孝宗射箭伤目，谏官们又旧事重提，恳劝皇帝不要冒险戏球。孝宗受了臣下的影响，终于放弃马球。不过有时还爱看别人打马球，大臣也劝阻太子击球，尤其是光宗即位几年后，因精神病而逊位。从此，史籍不再有宫廷击马球的记载。以此推论，当然更不会存在宫廷女子马球队了。
也有学者认为，南宋马球衰退落的主要原因是马匹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南宋丧失西北产马地，马源主要来自贸易和监牧饲养，马匹的缺乏，致使骑兵战斗力都减弱，所以使马球运动客观上受到限制。同时，南宋文弱之风日盛，儒臣力谏击球之戏。在社会上，仕宦之家子弟不为，主要是富豪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故马球也从贵族风尚降为贱人恶习，从肯定的体育降为被否定的玩耍，马球在中国社会逐渐消失。
而陈高华教授又提出不同看法，其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一文中，举出了大量的史例，论证了南宋打马球风尚并没有因儒臣劝驾而衰落，也并没有降为“恶习”。因为儒臣们主要是怕皇帝出危险，而并不是反对打马球运动本身，所以当时马球运动还是非常时尚的，在军队中最为流行。辽、金、元代也有许多相同的记载，贵族、将领们每遇节庆日就会举行马球比赛，宫廷中也如此。直到明初，宫廷中和贵族们依然乐此不疲，有关方面的记载同样丰厚，说明当时这项运动之普遍。问题是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的情况如何？人们还不得而知，至少是有关材料愈来愈少，或者可以说在逐渐消亡。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为什么消亡？确也是一大疑问，不过这是大明王朝之谜了。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既然南宋、金、元时期，马球运动还颇为时尚，那为什么南宋之后有关宫廷女子马球队会突然消失呢？笔者以为可能应与当时理学的发展有关，那么，这理学是如何具体的在这方面压抑妇女的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最早的火箭弹
宋代在军事上开始采用火药兵器，且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功效。但这些火药兵器的构造与性能，往往在史籍记载中含糊其辞，令人不得要领，须颇费心思去猜测。这里所谓的“霹雳炮”就是如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火箭弹，你以为有可能吗？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由于宋军在淮河没有设防，金兵从容渡淮南下，直抵长江边。十一月，完颜亮决定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再取宋重镇建康（今南京）。这时南岸的宋军不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且主将不战而退已被罢官，刚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赶到犒军，遂毅然担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沿江布防，亲临前线鼓舞士气。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指挥十余艘战船渡江，向宋军阵地凶神恶煞地迎风冲来。宋水军采用两种战术双管齐下：一是以轻快而结实的战舰海鳅船冲撞和拦截敌船；一是密集施放火器霹雳炮，敌船或被撞沉，或中霹雳炮而起火燃烧，不少金兵掉落江中，被宋水军击杀。个别到达南岸的敌舰，约有数百名金兵在强行登陆中，也被宋军悉数包围歼灭。战事持续到日暮，金军损失惨重，难以抵挡宋军的反攻阵势，只得退回江北。次日，敌船企图再度强行渡江，遭到宋水军战舰的夹击，同时在霹雳炮强大火力的攻击中，金军船只大量起火燃烧，金军大溃，完颜亮率残部败退，未几为部属所杀，金军南侵失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宋采石之战，它不但在军队数量上以少胜多，而且在水战中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霹雳炮，使采石水战的威名远扬。不过，据说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火药兵器的战役，应是在此一个月前，宋将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舰百余艘，在海州的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南）击退金朝水军的进攻。此战金朝水军同样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他不是以战舰去硬拼，而是准备了大量的火器，命令火箭环射，中火器的敌舰燃烧起火，烟焰连天，延毁数百艘敌船。这次海战也摧毁了金军准备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这两次水战中，宋军的火药兵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威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或者说，南宋的半壁江山这次能得以转危为安，其火药兵器的作用不可忽视。
那么，南宋军队用的是什么样的火药兵器？或者说霹雳炮是一种怎样的武器呢？南宋文人杨万里的《海鳅赋后序》中对霹雳炮如此描绘：“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撤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吾舟驰之压贼，人马皆溺，遂大败云。”此后，明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基本都按照杨万里的记载来描述霹雳炮。
这段文字经翻译，更引起许多外国汉学家的兴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霹雳炮未必是火炮，但无疑是一种爆炸物。而梅辉立则认为，霹雳炮属于火药武器的爆炸物。美国汉学家富录特及中国作者冯家升合写的论文，把霹雳炮理解为炸弹。而普鲁塞克从原著中没有提到药料内含有硝石这一点出发，判断霹雳炮不含火药，所以不是火药武器。帕廷顿把霹雳炮解释成西方早已掌握的“自动火”，就是与古代“希腊火”类似的引燃物，且主张它经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其实，“自动火”不是火药混合物，它应该与霹雳炮没有关系。
日本学者有马成甫的研究较为细致，觉得杨万里所述“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之句，让人看了莫名其妙。他说，当石灰遇水时可产生一定温度，但只有达到硫的燃点才会发火，而硫在空气中的燃点是二百六十一度，石灰遇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高温。同时，“纸裂而石灰撒为烟雾”也无法使石灰与水产生反应。所以史料虽然可靠，但是难以理解。原因在于杨万里战后虽亲临现场采访，他也是战役指挥者虞允文的朋友，但他对于兵器制造肯定不甚了解，对火药武器更是没有多少知识，因而对霹雳炮的构造、性能的描述就不确切，以致使读者不得要领或迷惑不解，使研究者对霹雳炮的认识产生众多歧义。
中国学者张子高认为，霹雳炮“是利用火炮的爆炸力量，把石灰粉末喷射成为烟雾，使敌人失去战斗力”。但不清楚其结构究竟是如何的。冯家升后来猜测说，霹雳炮可能“上节装火药，下节装石灰”，“纸制的炮始于此，它是日后花炮的原始形式。”其实，相关的烟火炮仗应早于此数十年，所以霹雳炮应是纸制“花炮”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学者沙皮罗认为，霹雳炮及宋代烟火中的地老鼠应属于火箭装置。中国学者董师彦等人也同意这一观点，问题是他们只提出结论而没有具体论证和说明。
中国学者潘吉星指出霹雳炮确应是火箭武器，并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根据杨万里的描述，霹雳炮升空后发生爆炸，用一般纵火剂是难以产生如此作用的，只有火药的爆炸才有这种效果，所以断定其纸筒内的药料除硫磺、石灰外，还应有硝石和木炭，后两种成分为杨万里漏记。中国古代非军事性质的一般作品，在谈到火药成分时往往只举其一二，而略其余，有关例子不少。这样，纸筒中火药点燃后，腾空而起，接着便在空中或从空中下降到水面的过程中爆炸。在水面爆炸时，纸筒“自水跳出，其声如雷”，就很自然了。北宋末、南宋初盛行的娱乐烟火中的“起火”就是这样的，因此料想这霹雳炮就是大型“起火”，也就是将娱乐用的起火纸筒再制造得粗大一些，内可装更多的发射药和炸药即可，这是宋代将民间娱乐品转用为军事武器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霹雳炮是一种能散出烟雾、借火箭原理推进的炸弹，或者说是散发烟雾的原始火箭弹。
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有如此威力且大有发展潜力的火箭弹，为什么宋代军民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力度，以增强国防军力呢？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火药武器基本只停留在用人力或机械力投掷的炸药包、燃烧器阶段，最多有一种竹竿火药喷射器，所以对于这火箭弹的说法，还是令人颇感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