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畏其低，方能聚水成海。人不畏其低，方能孚众成王。”
世间万事万物皆起于低处，成功于低处，低是高的发端与缘起，高是低的嬗变与演绎。低调做人正是一种终成其高、必成其大的哲学。谙通此一哲学的人方为大智之人，方成大价之身。
不争，乃天下莫能与之争
君子之心事，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不与人争不是躲避和退缩，也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经风经雨之后的旷达与沉稳，宁静与淡泊。
正如一些智者，足不出一城，身不离一域，而知天下，指点江山。故愚蠢的人越善良，就越有伤害；邪恶的人越智慧，就越有祸灾。有才能的人钱财太多，就会消磨他的志向；愚鲁的人钱财太多，就会增添他的过失。
有些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常常喋喋不休，唠叨不止，殊不知这样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处在尴尬情况下，与其聒噪不停，甚至说错话，倒不如保持沉默。宋代词人黄升在他的词中这样说：“风流不在谈锋盛，袖手无言味正长。”这是不无道理的。
庄子曾经说过：“大辩不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就是，最有口才的人，往往表现在善于闭着嘴巴不说话。其心像镜子一样明亮，虽然清晰地映照着事物，却由任何事物来去而不加以迎送。因此能够自若地应接事物而不劳心神，最终战胜事物而自己却无任何损伤。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际交往的效果，是不能笼统地以“争”与“不争”或“说”与“不说”这一形式来衡量的。
“说”与“不说”从表面来看，是两个互为矛盾的概念，就其实质而言，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获得最理想的交往效果。但从人的接受心理来看，从说话的场合来看，有时候“不说”却能收到“说”所不能收到的特殊效果。不说，不是不会“说”，而是会说而不说。它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有意为之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在特定场合下的办事、交际的策略。事实上，在特定场合下，它是一种更好的进攻方式。
“争”与“不争”也是如此，不争不是心如死灰、古井无波，而是一种波沉井底、波澜不惊，不争不是人为的造作或故作深沉以掩饰一种生命的无能与脆弱，而恰恰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尊、一种高贵、一种理智，一种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
爱默生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墙壁都是门。”终有一天，不争的人会发现，所有的墙壁都会变成门。
成功者做人的基本姿态
消除了自私自利思想的人，能表现出客观、永恒、无限的精神，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世世代代的人的尊敬。那些能以神圣的谦卑放下架子的人，他不仅清除了自身的自私品性，还把自己无私的博爱精神奉献给别人，使他的才能受到极度的尊崇，并掌握人的精神世界。
所有否定个人的奢华享受和回报，拒绝世间的权力之争的人，能够真正领悟超脱个人的客观真理。比较他们的生活和信念，你可以发现同样的纯朴、自我牺牲、谦卑，还有他们实践并宣扬的高尚品德与爱。他们遵循同样不变的原则，并付诸实现以消灭罪恶。
人生在世能减少一些麻烦，就多一分超脱世俗的乐趣。如交际应酬减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困扰，闲言乱语减少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和懊悔，思考忧虑减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聪明睿智减少就可保持纯真本性。假如不设法慢慢减少以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反而千方百计去增加这方面的活动，那就等于是用枷锁把自己的手脚锁住。
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直到七十多岁高龄，朝廷才允许他退休。接替他的任尚向班超请教对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忠告他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要他以简易宽和为主。任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就抛之脑后，还对人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后来不过四年，任尚因过于严苛急躁，失去与边疆民族的和睦关系，导致西域各国纷纷叛汉来攻打他，任尚退到班超精心经营的疏勒根据地，靠疏勒人的保护才捡回性命，但西域的土地却全盘丢失了。可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把握全局。班超经营西域达三十年，得到西域各民族的钦佩和拥戴，使汉朝扬威异域直达中亚细亚，因功拜定远侯，正是依靠这一要领，可见这乃是英雄人物处世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做人术中，“大智若愚”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
乐毅率燕军踏平齐国，田单又率齐人大破燕军，功成名就之时，却都是遭君王猜忌之日。那些见过大风大雨的“过来人”对老子的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理解格外深刻。因而每当身处一些“特殊关系”的微妙场合，或者在面临生命威胁的紧要关头，韬晦一方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
商纣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一次作长夜之饮，昏醉不知昼夜，问左右之人，“尽不知也”，又问贤人箕子。箕子深知，“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于是亦装作昏醉，“辞以醉而不知”。
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广结天下豪杰，广纳天下贤才，“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拥有足以与魏王抗衡的政治实力，魏王也不得不让他三分，可是当他公然“窃符救赵”，违背魏王的意志，解救了正受秦兵压境威胁的赵国，建立巨大功勋之后，却使魏王难以容忍，“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秦国马上施以离间之计，促使魏王剥夺了信陵君的实权。魏王担心信陵君威望犹在，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仍然视作心腹大患，信陵君为此“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以降低人格的方式减轻魏王的戒惧。
韬晦之术在汉以后的所有做人术中发展最为充分，许多成大事者，在成就之前都有韬晦的历史，那些看似胸无大志，实际暗伏杀机的身边人，无不以弱者的形象做出强者的举动。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俊杰，并非专指那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冲锋陷阵无坚不摧的英雄，而是应当包括那些看准时局、能屈能伸的聪明者。所有的俊杰，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即能够正眼看待现实，不浮躁，不虚妄，敢于直面人生的悲欢遭际。
圣人、智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领悟到最深刻的卑微，具有无私的品质，并且放弃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个性。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神圣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他奉献，却从未想到索取；他努力工作，从不为过去感到遗憾、后悔，而且永远不求回报。
做人低调是一种高度
低调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态看取世间的一切。有此心态，便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疑，望天上云卷云舒。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低调，什么时候该退让，是智者做人处世的良策，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来借鉴的！人不论做什么事，应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低调是体现强者身价的一种高度。月盈则亏，水盈则溢。水与月都是自然界最有道的两种事物，连它们都不能太满，何况人。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人情关系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条锦囊妙计。
春秋后期越国的名臣范蠡，他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拜为大夫。勾践三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军，勾践入吴称臣。范蠡在吴国作了两年人质。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实施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图强雪耻。然而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安乐，于是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携妻带子，秘密离开了越国。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三年后，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的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先放下身段
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在某些方面比别人高明，但是，爱摆架子的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就不怎么高明了。这样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要高明得多，比别人有能力得多，从而就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子，让人难以接受，而产生人际关系上的反作用。
其实，像这样的人往往不得人心，即使别人表面上服从于他，也是因为对他的惧怕，因此那不能算是真服，因为那不是心悦诚服。而以德服天下，他人才能心悦诚服，那才是真服。
魏文侯是先秦时期一位有雄心的国君，以朋友的身份和贤人相处，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魏成子向魏文侯推荐：段干木才能出众，平生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一直隐居在西河乡下，不愿出来做官。于是魏文侯亲自带着随从前去聘请。在段干木的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但段木干不想出来做官，他翻过后墙躲避起来。
第二天，魏文侯远远地把车子停在村外，下车步行到段干木的门前求见，段干木又躲起来不见，这样整整一个月，魏文侯每天都亲自前往求见。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这样真心诚意，很受感动，只好出来相见。魏文侯又请他一同乘车回国都共商国事。从此，魏文侯以待客之礼待段干木，以师事之，而段干木也尽力辅佐文侯治理国家大事。
又如：刘备为给关羽、张飞报仇，兴百万之师来讨伐东昊，孙权从阚泽言，起用陆逊为主将，统率三军抗刘。消息传来，刘备问陆逊是谁？马良说是东吴一位书生，年轻有为，袭荆州便是他用的计。刘备大怒，非要擒杀陆逊为关羽、张飞报仇。马良劝谏道，陆逊有周瑜之才，不敢轻敌。刘备却嗤笑道：“朕用兵老矣，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用兵打仗之道，重的是谁能把握战机，深谙谋略，与年龄无关。刘备自称“朕用兵老矣”，夸口自己经历的战争多，谋略周全，这是不切实际的狂言。“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他讽陆逊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看不起陆逊。这是轻敌的思想，是未战先败了一阵。后来，陆逊用计火烧连营八百里，令刘备吃了大败仗。
刘备这个教训启示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不能把自己的身份摆进去。按自己的职务看问题，就会少了客观性，多了盲目性，这样考虑问题就不周全，处理问题就会产生误差，脱离实际，造成损失。刘备说他“用兵老矣，岂不如一黄口孺子耶”，两句话连起来，还归结于他爱摆领导的架子，因此酿成了千古遗恨。
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放下身段、爱摆架子呢？这是由于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浓厚的等级观念，将人分为上中下几等，觉得官当得越大，似乎就越是高人一等。他们如要当上官，就洋洋得意，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显示出比别人高出一等的地位，常摆出一副官样的领导，其威信就会越小，容易成为孤家寡人。
过分突出自我，藐视他人的存在，严重脱离群众基础，这不是成功者的作派。要想能够被人们接受，能够成功，还是少摆架子为好。
据《战国策》记载：
魏文侯太子击在路上碰到了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击下车跪拜，子方不还礼。击大怒说：“真不知道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无礼，还是贫贱者可以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可以傲慢，富贵者怎敢对人骄傲无礼？国君对人傲慢会失去政权，大夫对人傲慢会失去领地。只有贫贱者的计谋不被别人使用，行为又不合于当权者的意思，不就是穿起鞋子就走吗？到哪里不是贫贱？难道他还会怕贫贱？会怕失去什么吗？”太子见了魏文侯，就把遇到田子方的事说了，魏文侯感叹道：“没有用田子方，我怎能听到贤人的言论？”
富贵者、当权者自身本来就容易有骄傲之势，看不起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但是作为统治者，如果不能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他就可能因为自己的骄矜之气而失去政权，富贵者则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财势。
赢得他人的尊重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要出人头地，古时那些读书人哀叹：“人不知而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会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有才华的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别人，这样，别人便会成为自己的阻力，成为破坏者。
因此，一个人应对自身有个较为客观的评价，实事求是，不贬低自己，也不抬高自己；既能坚持正确的观点，又能虚心向别人请教。其实，隐藏锋芒也可理解为我们所讲的谦虚一词。谦虚的人在交际应酬场合总是有许多朋友的，只有谦虚的人才能成为社会交往中受欢迎的人。
而锋芒却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运用起来应该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里。所谓物极必反，过分外露自己的才华容易招致对手的嫉恨和陷害，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更应该修炼好“藏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视颇高的人，他们锐气十足、锋芒毕露，处事不留余地，待人牛气冲天，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就会十二分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人往往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波折。
其实，隐藏锋芒也是一项强化自己的学识、才能和修养的过程，有利于培养自己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与技巧，是放弃个人的虚荣心而踏实走向人生旅途的表现。
孔融的例子就是证明。
孔融是三国时代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刚直耿介，早年刚刚踏入仕途，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表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他，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