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1950年6月30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全国范围内的没收地主土地开始推开。我娘家被划定的成份是地主，“地主有罪！”打击一波接着一波，先是财产被罚没，后来父亲又莫名其妙进了监狱，两年后才放出来。
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土改、肃反、反资、整风、整社……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父亲因为地主的帽子扣着，一样都没有避过，身心饱受摧残。
这段时间我在清贫的夫家，娘家的种种倒未波及于我。还因为识字断文，终于脱离了繁重的农事。土改后，土地重新分配，实行了人民公社制，每个人统一分配不同的工作。新政府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我是村里极少数识字的妇女，一时成了香饽饽，居然还有了选工作的机会。说起来，这一切还是父亲对我的恩泽，可作为父亲最心爱的女儿，我对父亲正在遭受的一切，却无能为力。
生活还要继续，容不得你花时间去悲情，况且我还有永松要养活。因为看了太多农村妇女生产的不易，加之自己也亲生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生产过程，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妇女工作后，我向上级申请，去医院学习当助产士。
终于摆脱了田间劳作的辛苦，加之有了工资收入，虽然微博，但很有成就感。我将我的全数收入均交予公婆做家计之用，客观上改善了家里的境况，公婆、小叔、姑子，对我的态度更加和缓。
妇产科医院的院长很慈祥，看我总是独来独往，对我特别照顾。一日，院长单独将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一开口把我吓了一跳。“小李啊，我很喜欢你，做我的儿媳妇怎么样？你知道的，我儿子的太太早逝，现在在儿童医院做院长，三十出头，比你大一些，年龄也合适的。”
那年月，有海外关系，并不合适让人知道。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赶紧向院长说明，我已结婚，儿子都已经六岁多了，只是先生在国外打工，还没有回来。院长听后，好心提醒我：“现在的局势，你先生还能回得了吗？他在外面一定有再娶的机会，你还年轻，要为自己打算啊。
“我不会再嫁的，我不要永松叫别人爸爸。”我对院长说。了解了我的态度后，院长依然对我照顾有加。后来还干脆收我做了义女，并鼓励我去将长科找回来：“等待绝对不是好办法，他回不来，你可以去找他啊。”
院长的话启发了我，我的心里也渐渐有了出去找长科的想法。另一个促动我去寻夫的因素是永松。仿佛是转眼的功夫，那个曾经为了在母亲怀中多贪恋一会儿，使劲儿哭闹的小人儿，已经可以帮助我干家务了。永松这孩子，自小就特别懂事，特别会体恤人。多年来，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感情非同一般母子。可孩子大了，看到别的孩子逢年过节，父亲会买衣服，买好吃的，而他的父亲，一直只是一张黑白照片上一个高额圆脸的影像。
“爸爸怎么不回来看我呢？”每次永松向我讨爸爸，我便会耐着心思，将长科的家书拿出来，给他读上几封，告诉他爸爸在外工作，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事情好多，不能回来看我们。长科在外多年，家书中说了他种种经历，多有不易。我从未收到过家用，也没有怀疑过，就觉得在外讨生活也不容易，攒不下钱也正常。但为了哄住永松，私下里我千方百计省下自己的零用，到过年过节了，就给永松买最好的鞋子、帽子，告诉他这是爸爸给他的礼物。
孩子好哄，可我自己的心却已经快被思念挤垮。我虽然从小读书识字，可从小念得都是书，那都是旧书，父亲给我灌输的生活之道，还是在家从夫，出嫁从夫的三从四德。长科夫君七八年没有回家，我的半边天是不全的啊。
“我一定要带着永松去找爸爸。”
当我鼓起勇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公婆时，意外的是他们非但没有反对，还想方设法帮我打听出去的法子。那时出国，合法途径我们不可能有，非正常的渠道出去，要冒生命危险。因为要带着永松一起冒险，我决心有了，行动上却是迟疑的。而最后让我迈出这一步的，还是我的父亲。
自从父亲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后，为了不牵累我这个宝贝女儿，父亲就没有再上过我家门，也坚决不让我回娘家探望。住在一个城市，我们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几年来掐指可数。那是1956年的农历年年底，天已黑了，家里人忙碌了一天，也都歇息了。我隐约听到有人敲后院门。起来开门一看，是满脸焦急憔悴的父亲。“素清，一定要逃出去，不管多难，一定要逃出去。”才说一句话，父亲紧握着我的手，眼泪就下来了。“爹爹就怕连累了你受罪啊。”
我忙着让父亲进门，父亲拒绝了。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的人，为着守住祖上留下来的家业，一辈子没能走出乡村，施展抱负。政局的改变，家财散尽，父亲尽力守护的东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原本受尊重的乡绅，一下子成为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达观如父亲，也深受打击。夜色没能掩盖父亲的悲伤，只是成了父亲鼓起勇气来催促女儿上路的掩护。
深怕给我带来麻烦，父亲一刻不敢多留。望着父亲转身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我心酸难耐，却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生怕惊动了有心人，又给父亲带来不必要的打击。
一九五六年年末，父亲一病不起。临终前，家人各种宽慰，父亲始终不能闭上双眼。娘家托人喊我回去，我赶到家时，父亲已是只要出气，没有进气。看到病榻中瘦得不成人形的父亲，悲愤之情如何能够掩藏。看着我哭，父亲努力挣扎着要起身说话，最后只化作了喉咙口的模糊的“呃——呃——”声。家人劝住我，让我说几句宽慰父亲的话，好让父亲好好走。父亲偏疼我，我知道，他不放心我，我也知道。“我一定会出去，去找你女婿的，一定会的。”我的话音刚落，父亲也结束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呼吸。
父亲的死，对我打击很大。那段日子，我心里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再催促我，素清啊，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没有通行证、没有护照，我自己的私房钱就十块人民币，亲戚朋友东拼西凑了七十块。行李也不敢多带，怕招人注意。临行前，公婆坚持要到我娘家去道歉，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善待我这个媳妇。这个媳妇却帮助他们将半大的小叔、小姑带到娶媳嫁人。离家容易，回家难，公婆的心思，我这带着永松一走，怕是今后不能再见，彼此不要有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恨意，照顾弟弟妹妹，是长科临行前，我答应他的。责任完成了，公婆能支持我去找长科，我的心里特别感激。
1957年农历三月是出发的日子。从小跟着奶奶耳濡目染，我一直信佛。出发前，我一个人悄悄去了扬州的观音山，想拜拜菩萨。那个年月寺庙都被破了“四旧”，僧人也被要求还俗，庙宇空寂破败。说来也神，居然还被我找到了一位穿着百衲衣的老法师。老法师未等我开口，就慈祥地告诉我：“施主，你只能向前走……”一句说完，我便是一惊，法师如何便知道我的心思。心里虽然疑惑，但却踏实了许多。当即发愿：“弟子此去如果顺利平安，定回来重修观音山禅寺。”
出发那日，除了家里人，跟外人说的是去上海看亲戚。公公婆婆将我和永松送到镇江的火车站，塞给了我十块钱，一再叮嘱我路上千万小心，如果不成还是回来，再想办法。
九十块钱，一个背囊，算上亲戚陪着到上海结婚那次，这还只是我第二次出远门。巴西在哪里？盘缠在哪里？除了信念，其实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名副其实的路在脚下。
要去巴西，就要先去香港。在上海，长科的堂姐李秀华听说我要带着孩子去巴西找长科，给了我三十块人民币。一百二十块人民币，要支撑我的寻夫路。
从上海搭火车一路到广州，路上倒还顺利。但下了火车，坏了，口袋里只剩下十块钱。找最便宜的旅馆住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不知道，旅费在哪里，也不知道。
祸不单行，当天半夜，永松突发高烧，昏迷不醒。病势来得凶险，一度出现了大小便失禁。孤身异乡，我失了魂。老天爷呀，难道真的就不给我们母子活路？惊恐中，我寸步不离守着永松，熬过了一夜。一早，旅馆老板娘余太太发现了我的困境，帮忙将永松送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脑膜炎，医生一句话：“再迟点，神仙也救不了。”将我七魂吓走了三魂。
住院期间，我一句广东话不会讲，余太太不断安慰我，帮忙打理各类事宜。一个星期后永松出院，正当我为医药费发愁时，余太太一声不响就帮忙结清了。后来为了让永松好好休养，我们又在余太太的旅馆住了20多天，余太太分文不肯收。非但如此，听说了我的经历，竟然还帮忙弄到了一张去澳门的通行证。此时的香港和大陆，是两个政府，想要正常出去，是不可能了。佘太太建议我取道澳门，再设法到香港，应该容易些。萍水相逢，这样的恩情，真是万分感念。
离开广州那天，余太太一直将我和永松送到码头。我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最后就只好重复着：“将来一定要报答。”余太太却豪爽的地笑笑说：“不要这样说，将来我会在哪里谁知道呢？如果你将来好了，就去救济落难的人吧！那就等于是报答我了。”临别，佘太太还塞给我一笔路费和一只金戒指：“留个纪念吧。”
真应了余太太的话，我后来顺利到了巴西，托人寻找余太太，想要回报她的援助，尽然怎么也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