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的一天,我在车站南方候车室夜班值勤。一位串联学生的胸前一枚“红岩村”纪念章深深地吸引着我,久久不愿离开。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那学生把纪念章轻轻取下来,郑重地双手递给我说:“同志,你喜欢就送给你吧!”那时候,人们把纪念章看得非常珍贵,一个陌生人愿把自己喜欢的纪念章送给一个陌生人,我感激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恭恭敬敬地给他敬了一个礼!这才注意到,他是一个圆圆脸、大眼睛,非常帅气的学生,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戴着同样的军帽,背着一个军挂包,一看就知道是军人的孩子,我们开始了热烈的、广泛的交谈。第二天,他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知道他是重庆学生小军,以后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还寄来了一枚很大的纪念章,信中开头亲切地称呼我“大哥哥”,使我非常感动,一下子就把距离拉近了!从信中知道:他父亲是重庆军医大学医院政委。接着向我介绍了他一路串联和重庆“****”的情况,并热情欢迎我到重庆他家做客。对这样一个革命家庭我崇拜不已,立刻给他回了信。我告诉他:我是怎样向往重庆,向往红岩村,向往歌乐山!是怎样被“**”是英勇形象所感动,是怎样盼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在重庆再会!他也立刻给我回了信。他说:“你的信写得太棒啦!”“想得到就写得出”“你的信我的父母都看,他们都说我交了个好朋友!”以后我们便通信不断,谈人生,谈友谊,谈“****”,谈未来,彼此都为有这样缘分而激动着,几乎每天都板着手指头计算着收信的日子。
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也相当激烈。一大批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赫赫功名的开国元勋统统被打倒了,许多优秀分子、先进模范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全国人民都喜欢的歌剧“**”等所有的文艺作品全都成了“大毒草”……我对这些“极左”乃至“****”都极为不满,终于挺身而出大声呐喊,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反省。当时,除父母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和我划清了界线。想到自己这么年轻,在人生的道路上才刚刚迈步啊就“摔倒”了!从学生时代就长铭心间的警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竟成了现实,我痛苦不已。一天,看守的人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是母亲煨了一罐排骨汤来看我。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流泪……回到我隔离的房间,倒在地铺上我号啕大哭……绝望中给小军去信诉说了我的遭遇。去信后,我作了两种思想准备。他是革命的红色家庭,我现在是“反革命”,他还会和我交往吗?和我划清界线应该是他当然的选择。
父亲送来他的回信时,我的双手颤抖不止,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判决”。打开信,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大哥哥:我还是这样称呼你,你作何感想呢……”犹如处在孤岛上、四周毫无人情温暖感的我,刹时泪流滚滚!在严酷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怎样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搏斗,最后决定了一个和我同甘苦、共命运的选择啊!他真情地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何尝不是我们的心愿呢?”“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还可以爬起来……”他甚至自责:“这也怪我,我怎么就没注意你的‘观点’呢?即使我不能帮助你,我父亲可以帮助你,他经过长征,有很高的觉悟……我真混!”句句真诚、贴心的话感动得我眼泪不断地流,这是真正的朋友啊!正是人生“落难”时,他不但没有抛弃我,而且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支撑,帮助我勇敢地面对惨痛的现实,鼓励我迎接挑战,开辟人生!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经过长征、有很高的觉悟的父亲”后来也被打成“叛徒”。紧接着,他和姐姐、弟弟三人同时下乡。为怕母亲难以承受,临走前他“哪里都没有去,一直陪着父母”“走的那天执意不要父母送行……只是等到船开鸣叫、船上船下一片哭声时,才流下了忍无可忍的泪水!”“想我从此走进大山到哪年哪月……在重庆哪走过这么远的路,哪爬过这么高的山!”那时,全国中学毕业生都一锅端,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学生啊,在人生的道路上也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作为心心相印的患难之交,我责无旁贷,立即给他写信,鼓励他迎接挑战,开辟人生!我说:“我们能够在共同的考验中表现出对祖国、对人民是多么地忠诚!对未来是多么地向往!”“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小军马上回信说:“读了大哥哥的信,我第一次感到友谊的力量!”“可是大哥哥,你还记得叹息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警言吗?如今,我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父亲一生征战何止八千里路,出生入死岂是三十功名……”
以后,我被“发配”到鄂北、鄂西等地劳动,开始我人生“跋涉的开端”。我和小军书信不断,互相鼓舞、互相支撑,走过那非常难熬的岁月。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焦小军的父亲终于平反,我也“归队”了。后来,小军招工到了一个“打通”煤矿,通过努力,他又上了“工农兵大学”……可在频繁变化中,我们失去了联系。
10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强烈地感受到患难朋友小军的可贵!对他强烈的思念使我决心找到他。1994年,我几次向他曾经读过的“四川矿业学院”以及工作过的“四川打通指挥部”去信查询,没有消息。接着我又分别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军医大学去了无数次信,都没有任何音讯。最后,我决定亲自到重庆去查,不找到小军我是决不罢休的!
1995年11月16日晚,我乘上了开重庆的列车,第二天白天赶到沙坪坝。当找到小军曾经生活、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啊!感到非常亲切!打听过几个人,可都没有认识“小军”的。后来我想,只能在老年人中间打听才有可能知道,果然就是这样,一个极热心的老人说:“你算问对了!这里再没有人认识小军的了!”经过他回忆,还真谢天谢地!他说有一个,在沙坪坝公安局……我快步如飞赶到那里,经人指点来到小军家门口,按响了门铃。
“哪个?”里面一口重庆话问。我连忙用普通话问:“小军在吗?”门开了,没想到小军一声普通话喊:“大哥!”已近30年哪!我们都从一个少年、青年走到了中年、老年,他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竟从“猫眼”里就一眼认出了我,说明我们的友谊是多么的真诚,多么的深厚……我们一口气热烈地谈了几个小时,当我问他怎么想到当警察时,他说“受你的影响!”是友谊的分量……
友情是人生重要支撑。在那个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年代,有许多像小军那样的朋友,在惊涛骇浪的艰难岁月支撑着我,如果没有这种支撑,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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