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去向马总交辞职报告。
“什么？”
他表情错愕，觉得碰见了一桩不可理喻之事。
不知为何，我也觉得难解释，只好笑。
他说：“郝歌，你怎么回事？”竟然咄咄逼人了。
在我看来，他好像觉得我正走向一道不可测的深渊，因此他得竭力挽救。这让我感动。虽然我和他之间，说起来处得似乎也不全是这么令人感动和愉悦。
“很多离开集团的人都后悔。”他喃喃地说。
我没有吭声。
“你想啊，你每年的收入，不低吧。当然，出去再找一份这样收入的，也不难。但含金量呢？比得了在华信？”
他这话，郭可扬也对我说过。想不到，他俩考虑的还蛮相似，也不知什么原因。
马总见我没有回应，又说：“你现在又还没买房，也没结婚，就更得慎重啊。做事，一定要过脑筋。”
他其实没义务和我说这些，我真是很感动了。
“要说辞职，我最该辞职，对不对？”他把声音压低，几乎像是瞪着我，压抑着什么火气一样。
我点点头，好像很认同他这句话。不过，点完头，我也有点儿后悔。这显得我多理解他的处境似的。可毕竟，人家现在还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呢。
“但我为什么不辞？郝歌，你年轻，好多事，不一定看得明白。周总理那时候，跟人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四人帮，明里暗里地欺负他，想逼他下台，夺他总理的位子。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跟人说，没人可以赶你走，除非你自己想走。没人可以让你倒，除非你自己想倒。他说，他一定做到不主动走，不主动倒。结果，到最后四人帮也拿他没办法。”
马总一边说历史，一边拿手指着我。“郝歌啊，你真的是，要以史为鉴。周总理的意思，我总结，其实就是一句话，人要自己坚持住，别自甘放弃。”
他在鼓励我。但我同时意识到，他似乎也在鼓励自己。
无论怎样，能听到他说这番话，我万分欣慰。甚至，我眼睛有些湿润了。
可是我也在想，要怎样才能向他解释清楚我辞职的原因呢？
我并非不够坚持。相反，我正是为了坚持，才提出辞职。我坚持的，并非一个工作岗位，而是坚持要追求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话，说出来太假，太装。但我真这么想呢。
我无法忘记那种恐惧的感觉。
那一回，我在马总面前情绪失控，让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恐惧。我要怎样才能向马总解释清楚呢？
顶撞了马总，失去了他的信任，今后无法在集团立足，当时我多么害怕。
我觉得自己未来，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于是我连夜写道歉信，想挽回他的信任，想消除这种恐惧。我多像外国作家笔下的那个小小公务员啊。
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以为，经过储董事长的死，机缘巧合，我重获了马总的信任，消除了这种恐惧和危机，刚刚有所缓和，却突然发现，马总自己的前途也不保了。他得去做所谓的顾问了。这种恐惧，原来并非只存在我一人的世界里。这，就更让人觉得可怕了。
多少个工作日的早晨和黄昏，在地铁里，在巴士上，我碰到的那些拥挤着上下班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我相信，始终存在这种恐惧。而且，这种恐惧，无日无之，并会伴随一生。
追根究底，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只懂得为了某个工作机会而坚持，到最后未免可就太脆弱、太不禁风雨了。
因此，想一想那回我在马总面前的失态，反是天赐良机。这让我真切体会到、感知到了这种恐惧。所以，没别的，我必须赶紧设法摆脱它。立刻、马上、刻不容缓。
但可惜，我觉得，马总还没察觉到存在于他生活中，始终相伴相随的这种恐惧。又或者虽，他虽已察觉到，但为时已晚，已来不及设法躲避了。
马总看我沉默不答，知道自己的劝说没起效果，叹一口气。
我说：“马总，谢谢您的关心。”
他摇头苦笑。沉吟了一会，说：“去年工作会的那笔帐，财务给你报了吗？”
这事，他不提，我倒几乎忘了。去年九月的帐，过去六个月了，7万多块钱，仔细算话，利息也不少呢。
马总看我的表情，明白了，“郝歌啊，对不起，是我关心不够。”抓起电话，按了几个键。
电话一接通，他大声说：“彭总监，你好啊！”稍微停顿，等那边接话。毕竟当了多年领导，他的气度很沉稳，“恭喜你啊。”他又大声说。
等那边说了几句什么，他才说：“另外有个事呢，跟你报告。我们部门，去年有笔帐，是招待媒体的。”看看我，“大约……”我伸出食指勾了勾。他说：“7万多吧，一直没报，请你帮助解决啊。”
他等了等，听那边说着，听完了，笑道：“现在你是总监啊，我当然找你。”
那边又说了几句什么，他就说：“彭总监，你了解我的，多余的话，我不讲。谁怀疑账目有问题，没关系，请来查帐。纪委来查，审计来查，都可以。但如果既不来查，又不报帐，这事，我不会答应。我对下面的同志不好交代啊。真的那么搞，别怪我事先没报告各位领导哦。”说完，一把丢了电话。
他看着我，面无表情。
我有些意外，马总竟对刚升任集团领导的人发脾气，算是坏了规矩。
但看来，规矩只对正排队的人管用。他已失去排队的资格，规矩就不起作用了。
刚才他的口气很硬，直来直去，也许这才是他的本性。正如我以前想过的，这座大厦里坐着的几千人，其中到底有多少是一直掩藏着自己的本性？或者，只是表现出了自己本性的小部分侧面？
